著者陈鸿祥先生在王国维研究领域内享有盛誉，他坚持以观堂之风传观堂之学，堪称王氏去世近八十年以来，第一部气势恢弘、跌荡多姿的“大传”，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史研究上的一项重大新成果。传中引述的王氏日记、诗文、遗著遗译和呈溥仪小朝廷的奏折等，有不少是首次披露。“板凳甘坐十年冷”，何止十年耶？本书记录具有国际声望的思想家及学者王国维先生的一生，全书以翔实的资料，扫描的写法，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国维的形象，从中读者将更易认识和了解王国维，是一本颇具阅读性的名人传记。

本书以崭新的人文视野，凝重的历史笔触，从新旧世纪之交的广阔背景上，再现了王国维“五十之年”中经历的时代风云、事变沧桑，记述了他怎样从清末“诸生”、寒门“布衣”，通过“独学”成就了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代大师；并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比较全面而翔实地展示了他作为新文艺理论的先导、新史学的开山和甲骨“四堂”、清华“四大师”之一的学术巨子，对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多方面建树及世界性贡献；同时，从思想上揭示了他在帝制到共和的大变局中，追求、苦恼、矛盾、徘徊，最后“自沉”的悲剧性结局。这是作者在潜心研究王氏生平学术、所撰多部专著的基础上，参酌海内外最新成果写就的，是王氐去世近80年以来，第一部气势恢弘、跌宕多彩的“全传”。

第一章 忧郁好学的少年

一、生于丁丑牛年

二、失母恃，性忧郁

三、清贫的家境，显赫的远祖

四、私塾与家学

五、士大夫文化氛围的熏陶

六、一试而中入“州学”

七、翩翩“海宁四才子”

第二章 舍弃科举觅新路

一、海宁潮中炮声隆

二、被逼应乡试

三、新婚之后再应试

四、初抵上海

五、汪康年其人其事

六、在《时务报》馆里遭冷待

第三章 在“变法”激流中求学

一、就读东文学社

二、扇上题诗遇知音

三、《咏史二十首》里的维新强音

四、忧心忡忡说“变法”

五、以史鉴今赋《杂诗》

六、归里治病脱纷争

七、关于光绪帝“密诏”

八、满腔义愤斥“政变”

第四章 跨入新世纪

一、重返东文学社

二、学以致用攻外文

三、试译《势力不灭论》

四、自注《咏史二十首》

五、庚子之年再抉择

六、“北乱”声中解散东文学社

七、放言国事招疑忌

八、世纪之初赴日本

九、在东京留学

第五章 独学时代

一、“辛丑变法”赴武昌

二、淡然静对“兴学热”

三、二次东渡日本

四、走“独学”之路

五、以“兼通”为己任的《哲学辨惑》

六、任教通州师范

七、译述《西洋伦理学史要》

八、题写《叔本华像赞》

第六章 独学中的辉煌：《红楼梦评论》

一、从读“叔氏之书”到评《红楼梦》

二、《红楼梦评论》的写作

三、《红楼梦》与《桃花扇》比较：“悲剧中之悲剧”

四、立脚叔氏的“梦”与“欲”

五、《红楼梦》与《浮士德》比较：“宇宙之大著述”

六、局限与误区：《红楼梦评论》之历史反思

七、警示意义，巨大影响

第七章 邀游“教育世界”

一、主编《教育世界》杂志

二、剖析叔本华与尼采的教育文化观

三、译介西方小说与西方“教育小说”

四、寻找“精神导师”：席勒与托尔斯泰

五、热撰教育论文及教育批评

第八章  中西交汇中的反思与探索

一、初到苏州

二、咏诗“勿作南溟图”

三、返读康德

四、以中西“不相合化”为鉴，反思康梁“变法”历史教训

五、惟一署名的《周秦诸子之名学》

六、编撰诸子传论，追求“学术自由”

七、列子之梦——一个“吊诡”

八、探讨性、理、命，关注浊乱之世的伦理责任

九、《去毒篇》开出救疗国民精神之药方：宗教与美术

十、提出文艺美学三论说，反对“铺饭的文学”

第九章 人间：感情与理性的搏击

一、叹“人间”凉热，辞“学务总董”

二、初交清廷高官，填词追怀亡妻

三、自编《人间词》，托名撰序文

四、词外“人间”，词内哲理

五、“词之成功”与“学术转向”

六、《人间词话》之写作与几种不同的稿本

七、《人间词话》之出版与校注

八、《人间词话》与西方文艺思潮

第十章 在“学学山海居”里辛勤耕耘

一、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

二、从《词录》到《曲录》

三、考戏曲源流，谈录曲所感

四、考唐宋大曲，辨古剧角色

五、校注《录鬼簿》，钩稽元剧作家生平事迹

六、撰《宋元戏曲考》，成“一家之书”

第十一章 辛亥东渡哀清亡

一、辛亥东渡，清朝覆亡

二、改朝换代咏史事

三、长歌当哭《颐和园词》

四、追往伤今挽隆裕

第十二章 居东四年的学术丰收

一、身居京都，心系神州

二、所谓悉烧《文集》言过其实

三、两篇序言，一个宗旨

四、异国他乡“桃花源”，潜心耕我学术田

五、善自命题，名著迭出

六、参与联谊，以文会友

七、应邀撰“札记”，稽古亦鉴今

八、揭载《礼堂题跋》，补刊《优语录》全帙

九、学术获丰收，终作归国计

第十三章 归国以后的学术辉煌

一、丙辰之春返上海

二、“爱俪园”里来了位大学者

三、经史小学，硕果累累

四、投入甲骨文字的研究与考释

五、二考一论，轰动学界

六、进精不已的治学精神

第十四章 面对新文化大潮

一、斥“洪宪”，忧“复辟”

二、恐“剪辫”，惧“共产”

三、致信北柯“扑灭过激党”，录赠南沈《履霜词》

四、任“经学教授”，写“以旧名于天下”之序

五、撰《经学概论》，探经学渊源

第十五章 严于自律的学者风范

一、“捉刀”恤故旧：委蛇“遗老”群中的操守

二、“名誉”不受薪：应聘北大“通讯导师”

三、“疗贫”观异书：编撰《传书堂藏书志》

四、从“自号观堂”到《观堂集林》

第十六章 南书房行走

一、奉“旨”进京

二、被赏了“紫禁城骑马”

三、上疏进谏，一片愚忠

四、保护国宝，义正词严

五、冯军“逼宫”，艰难困辱

六、“忠武碑”风波与“逼宫”前后的尴尬处境

第十七章 清华研究院导师

一、移居清华园

二、书院式的教学生活

三、《古史新证》与“二重证据法”

四、“以不知为不知”的忠实态度

第十八章 再出新成果

一、扩大学术交流，拓展研究领域

二、考察历代尺度“由短而长”的规律

三、蒙元史研究的新创获

四、《水经注》校勘：学术史回顾中的“窃书”公案

第十九章 丧子与断交

一、平生佳运在斯时

二、1926年9月：长子潜明英年病亡

三、1926年10月：两亲家打起了“笔墨官司”

四、1926年11月：罗氏发来了“绝交书”

五、罗、王后人追释两亲家“误会”

第二十章 自沉悲剧

一、抑郁少欢的“五十初度”

二、北伐风声中的惶恐心态

三、“我总不想再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四、在“恐辱”中投湖，以性命殉学术

五、自沉以后的遗事

六、关于“玉山樵人诗”、《落花诗》及其他

七、关于死因的几种说法

八、历史地看待其自沉，正确发扬其学术精神

后记

一、生于丁丑牛年

钱塘江宽阔浩渺，江水奔流，潮涨潮落，昼夜往复。每当涨潮时，奔腾而来的潮声似闷雷炸响，声震百里。王国维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旧称海宁州城，是著名的观潮胜地，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

王国维就是伴着“早潮才落晚潮来，惊涛日夜两翻覆”的钱塘江潮长大的。

王国维生于清德宗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877年12月3日。他自述，“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丁丑是牛年，辰时为上午八九点钟之间。“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这是王国维所作《尘劳》诗里的两句话，倒颇合于他的生辰八字：尘世的劳碌开始之时，恰是他这头幼犊降生之刻。

 孩子呱呱坠地，很快满月了。

萧瑟秋风早已扫尽了梧桐落叶，时令渐近隆冬。坐落在盐官镇双仁巷的王氏旧宅里颇为热闹。是年，他的父亲王乃誉30岁。而立之年得子，喜不自禁，也是人之常情。何况王乃誉这一门上代子嗣不旺。据族谱记载，他曾祖父兄弟三人：淮、溶、瀚，惟王淮子孙兴旺；溶子嗣铎、瀚子嗣旦，皆单传；由于嗣铎无子，故由嗣旦独子乃誉兼嗣。这样，王国维既是乃誉公的长子，又是两房合一孙。

这时，王国维的本生祖父嗣旦已经谢世，祖父嗣铎也长髯花白了。厅堂里挂着至亲好友贺送的楹联，“林有春风和竹长，天将清气与兰生”；“大年长乐后之后，永世有贤生又生”，等等。后来，罗振玉称赞王国维“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实在与“天将清气与兰生”甚契合。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但未行世。孩提之童，何名伺字，无非寄寓了长辈的殷殷之望。“静”，大概是希望他不为外物所扰，专心读书。马叙伦赞“静安确是学者”，说他“毕生态度可以‘静’字该之”。至于“桢”，就是冀为堪当重任的桢干之材。按照鲁迅所说，应是“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移”的“社会桢干”；传统意义上，则是指“三公鼎足之臣”的“王者之桢干”。显然，王国维与他的父辈都知道自己是平民百姓，并无此奢望。所以，后来改名为“国维”，应该是取意于《诗经》的“其命维新”(《大雅·文王》)。司马迁自状通“天人之学”，则谓“引纲维，尽思虑”(《报任少卿书》)。可见改名为“维”的文化意蕴，确非“桢，坚木也”可比了。

现在难以确考他何时改名，但在他16岁考取秀才时的名录上，已写了“王国维(静庵)”。后来他著书立说，一直署此名、字。笔名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兴起的，旧式通行的是“号”。王国维曾号“人间”、“永观”、“礼堂”等。“人间”之号见诸他早期写的词、词话及批校词曲的跋文，直到1917年他自编《永观堂海内外杂文》始号“观堂”之前，在罗振玉写给他的书信里，犹称“人间先生”；而观堂之号，则与鲁迅的笔名一样蜚声中外。不过，这已经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从事古史、甲骨文字研究之际的事情了。P1-3

《王国维传》20章，于1999年夏秋间开始动笔：跨越两个世纪，历时近五载。值此书稿校定付印之际，略述构思和写作过程。

一

王国维毕生追求大学问，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学术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学术舞台上，他是当之无愧的巨匠。他凿空尔道，自铸辉煌，在“五十之年”的短暂一生中，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做出的多方面贡献，迄今为止，殆无人与之比肩。他的大批著译，无不被中外学者所珍重，早已列为中华文化宝典，走向了世界学术之林。

为王国维立传，涉及经史小学，涵盖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天文、数理、生化诸多领域，毫无疑问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如果从1979年撰写最初的王国维研究资料(包括生平年表、著译书目及其他相关文章)算起，我为这项工程做了20年的准备工夫。其间，曾先后出版了《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等几本专著，都是在此准备过程中写就的。

但是，由于业馀研究，力薄能鲜。大家知道，“无史料即无历史”，写传记也一样。史料从何而来?就王国维的生平业绩而言，我以为最基本的有三项：一日觅遗址，就是其生前学习和工作过的故地旧址。除海宁故居之外，至少还有成就其学业的上海、北京，足迹所及的南通、苏州、南昌，以及留学和寓居过的日本东西京等地。二日访遗事。孔老夫子感叹“文献不足徵”。从湮没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史烟尘中发掘相关的文字记载，固然不可少，但更须辅之以“口碑”，时髦的说法叫做“口述自传”。王国维早已作故，惟有健在的亲友、弟子及其他故旧代为口述，这是更鲜活而重要的。三日搜遗著，包括已刊的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著译，发自故纸堆中的遗著佚文，其他未刊的遗稿、书札，等等。

应当指出，觅、访、搜，可称立传“三字经”，缺一不可。光坐冷板凳不行，还得“走出去”。我“自费研究”，不能公款“走近王国维”，咋办?那就“知其难为而为之”，尽自己所能，“穷办苦干”吧!例如，遗迹，就近就便觅之；遗事，通过写信“书面采访”；还有遗著佚文及其他“纸上之材料”，这是“硬件”，偷不得懒，亦来不得“便宜行事”，但囊中羞涩，无力尽行购买或印照，那就有劳“版权归己”、亦无须耗资的双手，翻而抄之。从现在通行的《王国维遗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尚未公开出版之前，“按需”逐篇抄起，凡传中引录的大部分著译及史料，皆“手自抄录”。屈指算来，前后抄了二十几个春秋；不惮现丑：握笔的拇指和食指长起了厚实的老茧，脱而再长，盖亦有几度焉。

二

动笔了，怎么写?

可以这样说，写传难，写王国维传尤难。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王国维是仅见的不谋官、不为利的“纯粹学者”。按照他自己所说，“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他没有叱咤风云的豪举，没有惊世骇俗的侠行，当然也难有足以产生“轰动效应”的秘史、奇闻；“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几可概括其一生。他去世距今近80年，尚无一部完整记述其生平、思想、学业的“大传”或“全传”，看来不是偶然的。

然而，鲁迅说得好，“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王国维生前惯用的两个字，是“世变”：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导致他投湖自沉的1927年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幕闹剧；有时是“七八年再来一次”，有时甚至二三年又来一次，他都一一经历了。板荡见忠臣，乱世出英雄。激荡着濒洞澎湃的世界新潮，交汇了新『日剧变之云诡波谲。所谓“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的旷世天才，同样也出现了；而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兼通世界之学术”的大学问，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大变局中造就的。

这样看来，难点又每每成了亮点。

尤为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开放的新时代。从新的历史视角，写一部新的王国维传，事实上不仅是21世纪“为大中华，造新文化”的现实需要，而且具备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上下五千年，纵横东西方，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王国维当年在如舸小斋里从事的许多研究，诸如宋词、元曲，钟鼎、甲骨，汉简、唐轴，共和以前之年代、西北楼兰之故址，无不走向今天的公众，成了新的热点；而回眸过往的那个年代，天才生于斯，天才死于斯。我们怎能不为王国维的辉煌学术业绩礼赞，又怎能不深入反思他的自沉悲剧?

所以，我经过反复多次的犹豫，在日积月累、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写好王国维传的决心，并且相信读者是欢迎这样一部传记的。

三

在本传的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首先是许多学术前辈，如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王门弟子”戴家祥、周传儒，曾投师王国维的蔡尚思，都曾对我写信提问给予热情的回复指教。戴老不仅解答了“殷南即马衡”、“柏生为刘节”等数十年未解的悬案，并且为探析王国维自沉之“谜”，提供了直接的历史见证；蔡老则将王国维写给他的两封论学书札，亲自抄寄给我；还有远在东北的孙晓野教授，给我印寄了他早年笺注、久已湮没无闻的王国维遗著《经学概论》。他们都是名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同我这个晚辈后学素昧平生，却能如此无所保留、慨然帮助，这种奖掖后进、学术为公的崇高风范，令我钦敬不已。

罗、王两家的后人，也为撰写本传先后给予过许多重要的帮助。如王登明(王氏六子)、罗福颐(罗氏五子)、罗继祖(罗氏长孙)、刘蕙孙(刘鹗之孙、罗氏外孙)、周子美(罗氏长侄女婿)诸教授、学者，都曾通过书信给我以鼓励和指导。其中，自署“白门甘孺”的罗继祖教授与我书信往来达二十馀载，为我释疑解难、提供史料(包括若干罗王书信)，不愧为良师益友；作为中共党员的王登明教授来信中是那样谦逊，那样笃厚，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优良的王氏学风和家风。还有罗仲安、罗守巽(罗氏侄女)两位可敬的老人，向我口述并撰写了观堂往事的回忆，提供了有关的史料；守巽老人生前居处与敝舍相近，我得以随时前往请益，而老人则如贤母之对晚辈，勖勉有加，更使我永志不忘。

我还要感谢从各方面给予过帮助和支持的朋友，如南通市原文联副主席张松林、海宁市王国维研究会会长王学海，在王国维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马正平、周一平教授，在文史、出版界辛勤耕耘的张跃铭、童志强编审，以及杨澜工作室《国宝》剧组编导葛芸生先生，等等。他们有的是旧雨，有的是新交，但无不披肝沥胆，热诚相助。如果没有史学界、文学界的众多友人对我关心和支持，要写成这样一部传记，那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我也要感谢本传撰写中曾经参阅过的许多著作，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大批研究王国维生平学术和其他相关著作的编著者，其中有论著，有传记，有年谱，也有汇编性的回忆集和论文集等等，给了我启迪，并促使我尽可能写得完善一些。

本传规模较大，撰写时间既长，修改次数亦多。在文稿的复印和录入等方面，曾得到了我的同事和朋友的帮忙。多才多艺的散文作家邹嘉南和青年美术装帧家冯郁二位先生，在百忙中帮助拍摄和录制了书中的许多图片；这是要深深感谢的。我的亲属也为本书做了许多具体工作：长女陈君艳偕同于励民博士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依阿华大学查阅了有关外文资料，次女陈君霜偕同钱峰先生做了中西文字校核等；我亲爱的夫人张蕾女士为支持我的研究与写作，承担家务，甘于清贫，以致积劳成疾。

最后，我更要诚挚感谢责任编辑陈来胜先生，体谅我退休前的工作和退休后的身体等实际情况，给予放宽出版合同期限，鼓励和支持我不赶时间，质量第一，从容写定，力争上乘。由于传中引述中西古近著作甚夥，这就给书稿的编校增加了难度。来胜先生兼擅中西，曾主编“中国文化巨人传记丛书”，并翻译过多部英、德文的文史论著。在本书的审读中，他认真查对引文(尤其是英、德文)，并对注释逐条校核，力求准确无误。但限于作者个人的水平，仍难尽如人意。我殷切期待着学术界的前辈、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二○○三年国庆前夕，写定全稿；

二○○四年端午，校毕并记于南京龙江寓所之清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