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70年的时间还不足以产生什么童话,也许很久很久以后,另一个世纪的童话家们将她们的传奇故事流传千古。在万水千山中跋涉的队伍里,有32位女性,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在长征途中所展现的个人魅力和社会价值,也同样值得我们去探究。在当时的那种封建桎梏的境遇中,她们毅然冲破家庭的阻力,走出家乡熟悉的环境,远离那些封建的纲常伦理,又以非凡的毅力走过这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于是,她们的形象并不仅仅代表了她们自己,而是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寻求解放的中国妇女,她们的言行已成为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典范,本书将为您展示她们真实而立体的高大形象。
70年,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讲,也就是九牛之一毛,但相对于一个女人的一生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生命的进程。现在,我只寄希望于我的笔,能够还原32位追随红一方面军踏上征途的女红军,记录她们在长征途中以及长征前后一个个真实而立体的形象,与大家一起探讨这32位女红军的意志与精神对当代人的影响和震撼。
毛泽东足可称为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人。当红军未出滇黔的1935年4月,刘英就接到了李富春交给她的去中央队代替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职务的条子。起初她还以为是李富春和蔡畅大姐的意思,因为刘英平时和蔡大姐的关系一直很好,私下里,蔡大姐也曾多次提到过她和张闻天是很合适的一对儿。但当刘英来到中央队报到见到毛泽东时,她才知道,这件事的主谋正是这位风趣幽默、一直关心自己的湖南老乡。是毛泽东提议,让刘英来接替上了前线的邓小平,一来在后梯队太累,怕他的这个小老乡会被拖垮;二来是给刘英和张闻天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王稼祥也在一边敲边鼓:“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的工作你做得了。”
当刘英正在为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而不安的时候,张闻天及时出现了,他肯定地对刘英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
从此,刘英完全落入了这三个人编织的圈套,开始了与张闻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刘英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些工作是张闻天手把手教出来的。他告诉刘英,一些重大决策的正式会议需要做记录,而且要清晰、全面;而一些小的碰头会,几个领导坐在一起议论议论,则没有必要记录。
张闻天还有一支钢笔,也成了他们传递感情见证爱情的物件。红军当时的条件还很艰苦,在苏区时,做记录用的是毛笔和草纸,到了长征途中改用铅笔。张闻天的钢笔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物。有时开会之前,张闻天就会把这支带着他的体温的钢笔递给刘英做记录用。会议结束以后,张闻天总是认真地审查刘英的记录,经他修改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装进文件箱。这个小小的文件箱也承载着张闻天和刘英绵绵的情意,里面有刘英的会议记录,也装着张闻天的日记本,这个红色才子一向就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即使在行军打仗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仍不间断。只可惜到延安以后,这些日记本遗失了。这不仅仅是刘英和张闻天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红军历史见证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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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70年前的那段不同寻常的中国革命史,我们的眼前总是要出现一条逶迤的长龙,这就是尽人皆知的长征。
长征,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进行的一次突围转移,保存了革命实力,拖垮了敌人的追堵,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昭示了一种精神,宣告红军是坚不可摧的。
在万水千山中跋涉的队伍里,有32位女性,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在长征途中所展现的个人魅力和社会价值,也同样值得我们去探究。
在当时的那种封建桎梏的境遇中,她们毅然冲破家庭的阻力,走出家乡熟悉的环境,远离那些封建的纲常伦理,又以非凡的毅力走过这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于是,她们的形象并不仅仅代表了她们自己,而是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寻求解放的中国妇女,她们的言行已成为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典范,她们坚定的信念、追求自我一往无前的精神成了后人追随的楷模,从而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并在世界妇女解放斗争史上书写了重彩的一笔。
长征,使她们超越了性别与时代,出色完成了民族和历史赋予她们的使命,同时,她们自身也实现了由蛹到美丽蝴蝶的蜕变,飞进又一幅浩瀚的画卷。
蔡畅,李富春的夫人。最早参加中国革命、长征途中年龄最长的女性。一路上,唱着激昂的《马赛曲》,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自己也鼓舞着他人。
贺子珍,毛泽东的夫人。第一个走上井冈山的女子,在漫漫长路中,刚经历了生育和别子的痛楚,就以血肉之躯为伤员遮挡了炮弹。长征使她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却无情地摧毁了她的身体,在她以后的岁月里,革命的辉煌与荣耀离她远去,伤痛与孤独忠实地陪伴着她,直到生命的红烛悄悄熄灭。
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在担架和马背上,以顽强的毅力承载着重病之躯。谈到这段历史,她多次谦虚地说:“我虽然是长征过来的,可是不能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这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女性。
康克清,朱德的夫人。长征开始前,唯一指挥过军队与敌作战的女性。性别早已被她抛在了脑后,当别人泪流满面地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她却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说,长征对我来说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
李坚真,作为中央直属机关妇女干部被批准跟随大部队走上长征路。她担任民运队的队长,数不清有多少红军在她手中得到救护;任职干部休养连指导员,带领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一路抵抗敌人的突袭前进,一路扩红、筹粮。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锻造成一名钢铁般的女战士。
王泉媛,这个在遵义城打破长征纪律,与有情人短暂牵手的女红军,曾在长征途中任四方面军妇女团团长,经历了指挥战斗、被俘、遭受凌辱等坎坷曲折,留下的只有魂牵梦绕的60年的苦苦思念。她的一生磨难而传奇。
没有前人的赴汤蹈火,就没有后人用作乘凉的大树。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当一座座浮桥被新围的栅栏圈起,成为人们旅游的一道风景;当一双双草鞋被挂在墙上成为装饰,或作为工艺品收藏……70年前红军走过用过的一切都成为了今人怀旧的道具,唯有那种坚毅、乐观向上的精神,被他的子孙传承延续。
今天,站在32位女红军用血汗为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开拓的一条通向光明的大路上时,有谁不油生敬佩,心存感激!
感怀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感念那些不能忘怀的形象!
谨以此书敬献给32位不凡的女性和正寻着她们的足迹前行的人们!
北京12月的凌晨,寒风萧瑟。由于刚刚脱稿这部作品,心情自然难以平静,徘徊在晨光熹微的窗前,听北风敲打窗棂,东方那片微红的朝霞,正悄然跃入我的视线。新的一天已翩然而至,我却抑制不住思绪的飞扬。
70年后的今天,当我追寻着这支长达近百公里逶迤而行的队伍的踪迹,挖掘长征途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试图用心灵去碰撞那一个个光辉而伟大的形象时,这32名巾帼人物牢牢地吸引了我的视线,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她们用那一双双柔嫩的”小脚”和刚刚被解放了的“半大脚”踩出了一道道血印,叙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事迹。于是我几乎读遍看遍了所有与她们有关联的书籍和影像资料,陡增了我走近这32位不平凡女性的信心。
如果说,在红军长征之初,有谁能够预见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统一全中国的话,那真可谓是顶级的预言家。因为,当时国共实力相差实在悬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国民党步步“围剿”欲置之死地的情况下,放弃了苏区根据地,被迫突围转移的。无论是在国内外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影视作品中,都为我们形象地展现了一支蜿蜒蚁行的跋涉队伍,他们艰难前行,浴血抗敌,战胜雪山和草地等自然界的险恶,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70年,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讲,也就是九牛之一毛,但相对于一个女人的一生来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生命的进程。70年的时间还不足以产生什么童话,也许很久很久以后,另一个世纪的童话家们将其作为素材流传千古。但现在,我只寄希望于我的笔,能够还原32位追随红一方面军踏上征途的女红军,记录她们在长征途中以及长征前后一个个真实而立体的形象,与大家一起探讨这32位女红军的意志与精神对当代人的影响和震撼。
70年,弹指一挥间。细数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这32位女性,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已寥若晨星,但我还是有幸拜访了年逾九旬仍精神矍铄的钟月林老前辈。聆听钟老情真意切的讲述,那质朴的江西乡音带我进入了漫漫的长征路……老人讲述最多的是对战友的怀念之情,并特别提到了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对她的照顾,在瓦窑堡为她牵红线,乃至在她怀孕生孩子时,贺子珍在她身边的陪护……都令老人家感激不尽。钟老还告诉我,她一生最感谢的还是中国共产党,是党拯救了她这个当时连县城都没进过的农家女孩,并批准她随大部队参加长征,她才能够生存下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老人的回忆为本书的写作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
就在本书的策划和写作期间,本打算前去拜望的廖似光和危秀英两位老人,前后脚故去,享年都在90岁以上。另外,还有三位曾在休养连工作过的老红军:杨厚珍的第二任丈夫、当时的担架员刘正明和负责过休养连工作的李资平,以及邓颖超在休养连时期的警卫员顾玉平相继辞世,使本应更加丰富的内容有了缺失的遗憾。且这些老红军,绝大多数在去世前头脑相当清醒,我为错失了挽救更多更细更真切的长征故事而深感内疚。
由于这段历史已近70年之久,物非人非,若想重新挖掘新鲜的故事已非易事,因此,笔者大量使用了以往前辈们采访的素材和图片,以及老红军在回忆录中所述史实,加以整合编写,在此一并感谢这些前辈,他们为重现女红军的风貌做了大量的工作,钩沉了历史,抒写了不屈的精神,值得晚辈敬佩。
此书由于参考资料比较庞杂,虽经甄选,仍难免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还请读者指正。另外,欢迎本书所选用照片的作者与我们联系并取得报酬!
2005年12月
作者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