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汉娜·阿伦特

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

罗莎·卢森堡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

卡尔·雅斯贝尔斯:一篇赞词

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公民？

伊萨克·迪内森

赫尔曼·布洛赫

瓦尔特·本雅明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沃尔登玛·古里安

兰德尔·贾雷尔

译后记

在回顾她的生活时，比起她所谓的“错误”来，更让人为她感到难受和痛苦的是，在一些重要关头她不去反对，相反却表示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官方势力。这些才是她真正的错误所在，而没有一个错误不被她最终意识到并为之痛悔。

在这些错误中，危险最少的一种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她1898年离开苏黎世到德国，此前她已在苏黎世“以一篇优异的、关于波兰工业发展的论文”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按照沃尔夫教授在其自传中的说法，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位“我最出色的学生”)，这篇论文获得了立即“被发行出版”的罕见殊荣，并至今仍然是研究波兰历史的学生们的参考文献。她的论题是：波兰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俄国市场，因而任何一种想要“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或单语种国家的企图，都是对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的完全否定”。(她在经济学上的正确性，被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长时期萧条所证实。)于是她就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波兰问题专家，成为德国东部省份的波兰人中的宣传员，并与那些为了生存而想让波兰“德国化”的民众达成了不稳定的联盟关系。正如一位社会民主党的秘书对卢森堡所说，包括波兰社会主义者在内，这些民众“很高兴地视你为赠与所有波兰人的一件礼物”。显然，这些“由官方称赞所带来的光环，对罗莎而言，意味着她的错误”。

而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则是她与党内当权者们在修正主义论战中达成的具有欺骗性的一致，在这场论战中她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这场著名的争论是由伯恩斯坦所引发的，并在历史中以“改革还是革命”的二元选择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这场论争却在两个方面产生了误导：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社会民主党在世纪之交仍然对革命保持着忠诚，但这已不再是实情；同时，它遮蔽了伯恩斯坦言论中的许多客观有据的声音。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评述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它“与现实保持了充分一致”。他指出，“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不会伴随着大资本家数量的减少，相反，它伴随着的是各种规模的资本家数量的增加”，因此，“富有者圈子的不断缩小和穷人悲惨状况的不断增加”并没有实现，“现代工人确实是穷人，但他们决不是赤贫者”。普选制已经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并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对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清晰的限制。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不受欢迎的真理的反对，首先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严格重审自身理论基础的懒惰所引起的。然而，这种懒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在其地位上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地位现在却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分析的威胁。被危及的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社会，并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自身的利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将会把它又引回到德国社会中，而这种“结合”被认为如同一场革命那样对它的利益构成威胁。

内特尔先生持有一套有趣的理论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社会中的“底层位置”以及它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参与政府的原因的。在它的成员看来，党可以“在自身中提供一种破坏资本主义的更好方式”。事实上，通过保持“在所有阵线上对社会的防御的稳固性”，它就产生出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团结感”(正如内特尔先生所指出的)，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极度轻视这种团结感。

P42-43

这本论文和随笔集的时间跨度逾十二年之久，它的写作缘于各种场合或时机的激发。它首先是关于一些个人的——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在世界上活动，如何被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影响。很少有比汇集在这本书里的人彼此之间更不相像的了，因而可以设想如果让他们对此发言的话，他们会提出怎样的抗议——比如抗议被集中到他们眼下所在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房间里。这是因为，他们在天赋和信念上各不相同，在职业和背景方面也大相径庭；只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彼此所知甚少。然而，他们都处于同一时代，尽管他们并非同辈——当然，莱辛除外，不过就连莱辛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被处理成仿佛是一位同代人。因此，他们共同分享着将他们的生命卷入其中的时代，分享着20世纪上半叶的那一世界，连同它的政治灾难、它的道德解体，以及它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令人惊异的进展。而且，尽管这一时代夺去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生命并决定了另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仍然有极少数人几乎不受它的影响和控制。那些试图在此寻找一个时代的代表，寻找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代言者和历史(大写意义上的历史)典范的人，在这里将什么也不会找到。

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I’esprit de se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在四十年前(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某些段落中，以一种非凡的准确性处理了诸如“常人”(the they)，常人的“闲谈”(mere talk)，以及一般来说任何被公之于众、不再被自我的私人性所隐藏和保护的事情。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刻画中，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任何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除了通过从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离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的出路。那种孤独状态，曾被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我们在此并不关心海德格尔的分析在哲学上是否恰当(在我看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也不关心这种分析后面所隐含的哲学思想传统，而只关心时代的某些基本经验以及对它们的概念描述。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Das Licht derOfl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这一讽刺性的、听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情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黑暗时代”，这个词在我这里打算采用的较广泛的意义上，同样也并不等同于这个世纪的诸多畸变，尽管这些畸变确实有一种恐怖的新奇性。相反，黑暗时代不仅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且在历史中也并不少见，尽管它在美国历史中可能不为人所知。在美国历史中，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公平分配，对过去与现在、罪恶与灾难的分配。如下的信念，乃是本书所勾勒的让这些轮廓得以浮现的深藏难言的背景：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1968年1月

译这本书，几乎完全是出于对阿伦特思想的热爱。我个人是从读她的《人的条件》开始，然后伸展到《极权主义的起源》、《精神生活》和《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的。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思想由于被我所熟悉而不再具有初读时的惊喜和豁然开朗，眼界的拓展逐渐让位于对概念的精细理解；然而，这本书却再次让我领略到初读般的感受，尽管这感受与那时并不相同。

这当然与本书的传记体裁有关。对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个体的展示，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我以前只在文学和史书中才能获得的丰富的感兴。传记体处于历史和文学交界之处，例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乃是史家必读的典范之作，同时又激起了后世无数作家的效仿。无论如何，在许多方面阿伦特承继了普鲁塔克，但也有着重要差别。就对笔下人物在其言行中展示出来的德性(virtu)的重视而言，他们乃是一脉相承的，分享着对“政治”和“世界”的关注；然而，在普鲁塔克那里，讲述的几乎都是帝王和政治家，而本书所写的却主要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除了卡莱尔所说的“英雄”身份的历史变迁之外，我想还有“友爱”这一原因：阿伦特与这些人处在同一个“精神领域”里。而正是从这种“友爱”(它甚至优先于正义)出发，阿伦特的笔调才带着深刻的“同情”(sympathy)精神。

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尽管阿伦特早已拥有一套充满洞见的关于人的境况的理论，但她从来没有将这一理论直接套用在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上。相反，她总是细心而简洁地将每件事情的线索和可能性告诉我们，并在运用自身的理论概念时保持着审慎的分寸感。她对她笔下人物的个性(personality)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概念和理论的关心。因此，她对人物的评判经常显得极其曲折(例如她对布莱希特的描述，常常是在一段话中就有好几次褒贬的转换)，因为她始终处在一种对事实复杂性的辨别和沉思之中。但她却并非犹疑不定，她对每个人物最终都作出了明确有力的评断。这些评断的力量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她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照相机(处理时间而非空间对象)的焦距，在人物的形相(他在时间中的统一和唯一性，他的humanitas或daimon)最清晰地显露，亦即在他与周围世界的背景处在最恰当的比例关系的那一点上，她按下了快门。

这本书的翻译历时11个月(2005年5月至2006年3月)，其中由于学业及其他事务，耽搁了不少时间。译文中的失误之处尽管难免，但仍然应该由我负责，欢迎并期待读者和方家提出(即使是激烈的)批评。阿伦特的文字一如她的思想，那么清明、正直而有节制，如果能译出其品质的十之二三，我就非常满意了。感谢孙冰女士，“论本雅明”那一章是在她的译文基础上校译而成的。感谢刘文瑾博士和刘斌博士，他们分别帮我译出了书中的某些法和德文段落。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谭毅，她不仅帮我翻译了“论布莱希特”那一章(由我最后校译)，而且我在和她的交谈中经常获得意想不到的启明。

2006年4月于海甸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