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是饮誉世界的艺术家、散文家和诗人。本书细腻的描写了他儿时的所见、所闻、所做，都是深具中国民族特点的故事。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江西九江的民俗、民情，如婚、丧、喜、寿，逢年过节，人们穿的、戴的、吃的、玩的。此外，书中上百幅饶有趣味的插图，栩栩如生，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年个年代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情态。本书大人可读，小孩能看，雅俗共赏。

一个中国人的生平(代前言)/蒋健兰

自序

我的故乡

蒋氏一家

三径堂

不许谈论“满人”

六十二岁的“老童生”

奇特的牙痛疗法

“白喜事”

头发的麻烦

欲速则不达

“疯子会”

过年

“先生”与“密斯特”的区别

林间散步

衣冠禽兽

“三日人厨”

“美男子”

两桌春酒

月下泛舟

清明节

在牛背上

同心结

乞巧

男女授受不亲

闹元宵

柔情似水

超重

两个有名人物

打花鼓

做寿

石钟山

侄子出世

八姨和九姨

花朝

养蚕

似曾相识燕归来

三个民间故事

龙舟竞赛

东家请客

黄鹤仙逝

狐狸诸仙

鼠、猴、熊及其他

登庐山

放鞭炮

把戏总归是假的

绿毛龟

登塔

惜物

《和平之歌》

结束语

从一位长者想到另一位长者(代后记)/粱洪生

    衣冠禽兽

一天清晨，舅父怒冲冲地来到我家，对父亲说道，他在家里不得安宁，他要疯了。父亲领他进书房，极力劝慰。那时我正好上学去，下学归来，他仍呆在家里。近来常听家人提起他，他们夫妻反目，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越吵越凶。原来，他想讨小老婆，遭到妻子反对。前天晚上，两口子已真刀真枪，通宵达旦。天亮以后，舅母抓住东西便摔，弄得乌烟瘴气，碎瓷遍地，还赌咒要找那婊子算账。舅父只得向我父亲求援。但父亲也无能为力，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舅父很有钱，他是个学者，又是个精干的商人，在城里有好几家企业。我的母亲生于大家庭，双亲和叔父去世后，由于家庭不和，只得分家。为此，开了个家庭会，所有亲属都参加，在人手一份的分家契约上签字。从此，舅父和他的妻女一家才单独过日子。

据说，分家的祸根就是这位舅母。她出身于殷实人家，受过良好教育，只是性情怪僻，难以相处。她为人孤僻，又兼吝啬，这使丈夫愈加阔绰。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富有竟使他想入非非，不然的话，他也许能安分守己，别的女人也只好望而却步。况且，他的妻子还是个大美人哪！他们比我的父亲年长，女儿、女婿和他们同住，还有个养子。

女儿已十岁，舅父便忙于纳妾，想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妻子可不愿意，对他严加防范，强迫他株守家里，“屋内经商”。然而，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是有些女人自甘堕落，前来问津。不过舅父终于未能如愿以偿。人们猜想：年逾花甲的人了，恐怕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吧。其实不然，于是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对妻子说，他快有个儿子了，还是让孩子的母亲来家里住吧！妻子自然不依，于是又闹了一场。

我们刚吃罢午饭，只见舅母领着女儿和用人气急败坏地来寻丈夫，我的嫂嫂原是她的侄女，便将她们引进卧室。祖母和姑嫂也过来劝慰，她诉苦道，她刚从“那个婊子”的住处来，见屋里无人，便将丈夫添置的什物，一概打翻在地。舅母走后，祖母说，这女人办事着实莽撞。以后会怎样呢？恐怕还是得做丈夫的低头，离婚是不可能的。

据姑母说，舅母虽说吝啬出了名，却保养有方，打扮有术，可说是不惜血本：以蛋清揉脸，使皮肤细嫩；睡前用猪蹄油涂面，以除面部皱纹；服用人参燕窝，以滋精养气。因此，虽然与她的丈夫同龄，看上去却十分年轻。

忽然，一位姑母诘问道，既然那么漂亮，丈夫为什么还要讨小老婆？另一位姑母接着道，他和妻子这么作对，想必也是个倔汉子。祖母笑着答道：“这就叫做人面兽心。”

结局是悲惨的：恰如所料，他到底还是屈服了，痛苦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两年之后，妻子病故，他才将第二位夫人接到家中。四年之后，他自己也了却尘缘，离开了人世。

        P51-P52

    自序

我独自一人静处的时候，常想起我的童年。愉快的往事给我欢快，而不幸的遭遇又带来悲凉，仿佛一切又重现在眼前一样。

我的童年是典型的中国孩子的童年。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习惯，差别很大，自然生活方式差别也大。比如，中国的家庭并不都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多子。有的家庭除丈夫、妻子外，只有一个孩子，有的家庭却多至三四十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记得我把家里的故事讲给中学和大学同学听的时候，他们都极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没有过大家庭生活的经历。我是个孤儿，我没有忘记，当我的那些堂兄弟们在他们父母面前任性撒娇时，我所感到的孤独。我觉得自己是个羞怯的、坚忍的、缺乏勇气的孩子，孑然一身。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带着苦涩的甜蜜，我照样过得很快活。

变化困惑着我。我曾问过祖母：力什么以前听过或见过的事儿会两样。她说，任何事都不会原样再来一遍。她是多么正确啊！我但愿她知道：我现在身处异邦，对那变化既无所谓褒贬，也谈不上悔恨。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她还健在，我也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人世沧桑，难以预料。谁也说不清，我到上帝那里见我祖母以前，还会面临多少时世变迁。

怀念过去是好事吗？在我客居英国的六年里，常听到对往日的赞美和对现实的抱怨。朋友们劝说我应该着眼将来，少想过去。他们说：“现在是二十世纪——进步的时代。”说实在的话，我不是不喜欢变化。我怀着喜悅的心情，注视着事物的发展，并推测它的将来。但是，我并不总以为：新的一定胜过旧的。至于童年，就更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那时的欢乐，以至时而唤起我甜蜜的回忆！

我的这本童年记事，既未按年代顺序编写，而且也不系统。如果不这样做，则其中大部分内容将不能为西方人们理解。即便如此，其中一些记述看来也似乎离奇。书中所述年代仅限于我五岁至十五岁时。当时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很少牵扯外面的事务。我愉快而自豪地回忆这些往事，因为我是个保守而固执的人。我相信：即使是发生了巨大的、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变动，中国人的生活，实质上还是那样。中国已经变了五千年，现在也还是在变。不同的是：过去的变动犹如时序更替，无法觉察，而现在的变动，则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便是速度吧！？

  从一位长者想到另一位长者

         (代后记)

         梁洪生

蒋彝先生的《儿时琐忆》中译本终于出版了！一位阔别江西故土数十年，现在即便在其家乡也极少有人知晓的长者，向人们讲述了他的童年世界和故事，细腻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情态，而且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大人可读，小孩能看，雅俗共赏。在江西这些年来的出版物中，《儿时琐忆》无疑是精品一件，值得由衷地赞许。

蒋健兰老师在序言中，追忆了她父亲蒋彝先生的一生。记得我去年问她这篇写于十年以前的长文是否还要修改时，她说如果不是编辑有什么特别要求的话，那就保持原貌。我想她这话的一个潜台词是想说明，她对蒋彝先生的追忆和评价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定格”，现在只是把中断了十年的一个进程接续起来。那年她刚届花甲，而今则已年逾古稀。一个人的十年就这样转瞬即逝，世上竟有这么多要做应做的事情一搁置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真如一句诗作的比喻：“弹指一挥间”，令人不胜感叹！

话又说回来，蒋彝先生的身后事还是相当顺利和幸运的：他于清除“四人帮”一年以后病逝于北京，追悼会是在八宝山举行的，讣告登载于《人民日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一九八二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的遗作展，遗作展后来还移至江西南昌、庐山和九江，以纪念其逝世五周年；一九八三年九月，《蒋彝诗集》由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收集其诗、词近三百首，由著名学者吴世昌先生和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先生二人作序；一九八五年，他于三十年代写成的《中国书法》一书被译成中文，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九江市政协出版了《九江文史资料选辑》“海外赤子蒋彝”专辑，封面上由叶君健先生题写书名，华君武先生配以“蒋彝博士漫像”，其中撰文者多为国内书画界和从事汉学研究之名流；最近的一次，则是二○○四年九月六日，由充满人文情怀和血性的江西籍著名作家胡平先生，在其主持的《江南都市报》“江铃都市新观察”专栏上，以蒋健兰老师的回忆为基础，撰成《神州记得哑夫无？》一文，以整版篇幅将近年渐被淡忘的蒋彝先生推介给广大读者。如果说“蒋彝先生”已是一份历史遗产，那么这份遗产既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江西的——他年轻时以一身正气为人为事，中年以后客居海外而成名成家，晚年回国，叶落归根，最后葬于江西庐山，几乎是用其一生构成和证实了这三个“属于”。讲江西人的“文章气节”，讲江西人的性情与才艺，讲江西文化资源的源远流长，如果离开了对蒋彝先生这样一批具体的人物及其鲜活的事例，岂不就成了一句空话或标语口号？当我们面对“蒋彝先生”时，能否敏锐地感受到他的厚重？能否发自内心地为之感动？如今，世人好说“文化”，以至于“文化”越来越像一个大皮囊，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什么说不清道不白搞不懂的东西，都可以贴上个“文化”标签，最省事，最快捷，而且还最容易让人觉得说这话的人最“有文化”。但真正做来，才会体会到“文化”真是件苦事，它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一件件历尽艰辛、耗费心智、充满苦涩甚至血泪的事件，一段段以时间和生命消磨为代价的过程汇集而成的。真要做“文化”，非要从一个个人物，一件件实事做起。也是因为出版这部《儿时琐忆》中译本，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位长者，那就是资助其出版的詹益邦先生。

詹益邦先生与江西、江西文化之间的因缘关系，初始似乎起于偶然。他第一次来江西是一九九九年七月，那是由一批后来被称为“华南研究”的学者们组织、由江西史学界同人具体操办的一次大规模田野考察，从江西南端的大庾岭翻山进入，最终到北端的庐山和白鹿洞结束，纵贯全境，前后七天。参加人员近四十，包括七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研究生，詹先生就是此行中香港地区的参加者之一。他和我的第一次交谈，是在这次考察的返程中，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提出想出资修复永修县吴城镇的吉安会馆遗址——那是我已经连续考察了八年的一个清代商镇，大多数地面建筑在日军进攻时被炸毁，但吉安会馆幸存了比较完整的外墙、门檐和碑刻，弥足珍贵。有人愿意出钱修复，不能不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我在考虑多时后，只敢答应在找到能办实事、可以信赖的地方干部之后，再让他把经费直接转过去——因为在那考察多年，我对是否可以找到这样的可托之人缺乏信心。结果是几年过去，我最终还是没有让詹先生实现他的心愿。但我由此而开始对他有所了解，而且对我造成心灵的震动，就是：在我比较熟悉的专业领域和可以进行联系和推介的事务方面，我第一次遇见一个不要任何回报，不求树碑立传，只愿出资并且费心费力做保护文化具体事情的大活人。此后，我对各地文化人的作为也更加留意，终于在赣南的文博系统找到一支有能力、会做事、讲信用的队伍，让詹先生的心力和资财可以托付，让他尽力保护文化遗迹的愿望得以实施，同时也让他在江西看到敬业、努力和诚信，并且交了一批朋友。此后，他在江西进行系列考察的历程如下：二○○○年四月，去赣县田村和白鹭村；二○○一年四月，考察吉安市钓源村和赣州市郊古村，随后又去了龙南县的关西围屋——此行途中，还有过上千辆汽车被堵三小时的经历，令詹先生大开眼界之后又有颇多不解和感慨；同年十月，去抚州市、金溪县、贵溪龙虎山、铅山河口镇、婺源县及景德镇市等地，最后还参观了浮梁县的古县衙；二○○三年九月，去了吉安漢陂村，又去安福县看大智彭氏家族摩崖石刻——赣州市博物馆曾派出一批专业人员协助当地做了每一块石刻的拓片，而由詹先生担负了全部费用。此行的后半段，则经永新、过三湾、翻黄洋界到井冈山，葱翠连绵的竹海，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二○○二年七月，詹先生夫妇还曾邀请我和赣州市的韩振飞馆长飞赴云南，先后考察了昆明、大理、丽江、剑川县等地，而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詹先生要我们对剑川县沙溪镇的一栋古建筑作评估，当时他准备一次性地出资四十万元，为当地文化部门收购这座古建筑。另外还不可忘怀的是：詹先生多年资助了江西师大“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的建设，还资助过我的一名研究生两次去澳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在几年之后的今天作这样一个回顾，才会意识到从相识到相交到相知到成为忘年之交，曾经和詹先生一起面对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有过一次又一次的抵足交谈和商议，而且共同面对一个主体和亟愿承担同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当今建设速度空前之快，摧毁意识极强和动作极猛，具体表现中国文化和老百姓生存智慧的空间实体日见消亡的时刻，尽可能多一点地保留一些原始实物和整体场景，让有历史记载和无历史记载的个人、家庭和家族都有一个可依托、可证实的空间，在物我之间更多地留下一些由时间铸成的美丽、韵味和个性；或由此而使今人的心智更为丰富一些，学会把“历史”理解成可见可摸、能想能及的生活过程和具体问题，譬如知道“爷爷的爷爷”应该怎样称呼；看到中医、中药尽管见效较慢，但在保障中国民众的生命延续和抗病治病方面功劳巨大；意识到唐、宋、明、清每个朝代都存在了两百多年以上，要好些代人的“一辈子”才能过完，尽管远没有今天人们的信息快捷和交通便利，但却有其独特的舒闲、惬意和田园情趣，而决不能只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封闭落后”一言以蔽之。进而反思今人生活高效之后的促迫，简单之后的冷峻，物质丰富之后的多种匮乏。我想这不是单向的回顾，不是消极的念旧，这是许多人心中的隐约感受，是人类愈到成熟之时愈加挥之不去的梦萦魂牵。此外，这些年来詹先生和一批港台地区的热心人士还出资去云南改造过山村的饮水条件，去广西建小学以解决外地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今年七月我见到刚从贵州返回的他，他在那里的一些贫困乡村奔走多日，——落实沼气池的打造问题。这又使我想起我们在赣县田村考察的时候，他两次提到是否可以由他出一些钱，在当地雇请一两个村民，专门负责清扫全村道路上的垃圾和秽物。他的疑问之一是：村前空地那么大，人人必经，却是大坑套着小坑，尘土飞扬，极其难走，各种车辆宁可小心翼翼，左弯右绕，却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把它做一番平整，让它干净而且人人方便？我想这些细节和事实可以说明他的好心和善举背后，有一个本质的关注，那就是通过“物”而关注“人”——从古人到今人。想一想，这种关注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有什么东西比“人”更重要，比“人”的生活质量更需要关注呢？！问题的差异则在于：为什么有的人会对此耿耿于怀，有的人则身处其中而毫无感觉，视而不见？这些亲历亲见之事，也促使我跳出江西，跨越本土，在“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层面来观察、理解和接受詹先生所做的那些对许多国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的行为举止，并由此而对“文化”有更具体而难免沉重的理解。

詹先生与蒋彝先生及《儿时琐忆》之间的因缘关系，似乎也起于偶然。记得是在二○○一年十月住在婺源的那个夜晚，他对我谈起他在一次游历中曾经巧遇蒋老先生，巧到在公共汽车上两人并排坐在一起，聊得很高兴。关于蒋先生，詹先生后来记得两点：一是在海外的画家，曾经用英文出过不少书；二是江西人，所以问我是否知道。我说我家里有《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的蒋彝纪念专辑，后来还带给他看了。近年来，因为我开始汇编一套“海外研究江西译丛”，英语世界以江西为研究对象的书籍皆在关注之列，我因此而与蒋健兰老师联系上，才得知《儿时琐忆》译成中文多年而未能出版。由于体例和风格有所不同，《儿时琐忆》最终未能收入“海外研究江西译丛”，但其中的文图史料足以填补江西近代社会风俗史研究的空缺——江西至今还没有见过一部像《点石斋画报》那样的描述近代江西时事风俗的画报，当然也更没有如主笔画家吴友如及为其作画的一支画家队伍。余秋雨曾说，从《点石斋画报》可以看到一副交糅着民族道义、革新欲望和陈旧意识的兴奋而又慌张的眼睛；它的出版，能为研究上海近代文化的起源和中国近代文明的嬗变“增加一份感情材料”。那么，我们在看过《儿时琐忆》之后，说它是清末民初“九江的眼睛”或是“一瞥”，是毫不过分的。看了让人晓得过去是什么样子，前人怎样生活，对地方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加深了解，增加几分眷恋，当然是一份珍贵的“感情材料”。詹先生慨然资助了该书的出版，使这只“眼睛”亮了起来，让这“感情材料”来到大家的手中。这其中，依然是由“偶然”到“必然”，原因即如上所述：真正的做文化、爱文化者，必定满眼是事，处处留心，义不容辞，尽力而为。

《儿时琐忆》出版了，是好事。但我们江西人是否会感到一种必须“接力”的责任呢？——还有一批清末民初以来地方人士的文集或从未刊刻的稿本，是否可以在江西本土资源的支持下陆续整理出版呢？一九八九年十月，江西省志办公室出版了《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第一辑，附录了一份“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入传人物参考名单”，一共有四百二十人。虽然还有遗漏，但代表了尽力关注近代以来江西人物的意愿和规划，而且不以其政见和成败来决定弃取。五年以后，江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胡迎建先生写成《近代江西诗话》一书，自黄爵滋之后到一九四九年，共收录一百七十余人，皆有诗作存世，实可视为研究近代江西的一本重要索引。九个年代逐渐修成出版的江西各县市新方志中，又对当地近代以来的著名人物多有辑录和作传，凡有著述的一般都有交代。上述种种，都为系统地整理出版近代江西人物文集甚至是全集做了奠基性的工作，难能可贵，并且应当激励江西上上下下把这份历史遗产保护好，传下去。近年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张国功先生对此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且因为熟知国内出版动态而慧眼独具，踌躇满志地策划一套以近代以来江西籍文化名人为主要对象的“江西人文寻踪书系”。这不仅仅是一批书的问题，而是可以以书知人，以书说事，使我们对江西的昨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客观全面的把握。依我个人浅见，眼下对江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或说是“定性”更为准确)，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矛盾和反差：说宋、明，必言“人杰地灵”、“八大家”，神采飞扬；论近代，只以“衰败”一言以蔽之，自惭形秽。实际上，举目一望，江西任何一个传统的府、州都有一条或几条大河形成其传统的运输路线，大多数府、州都有与周边省份做边界贸易和过境贩运的长久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部世界和市场体系的变化，作为内陆省份之一的江西的确难免不得不衰的命运——其实这是中国大多数地区共同命运的缩影而已。但就具体的府、州、县来说，却不能一概而论，有衰也有不衰，有的地方在某些时候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外，“衰”也是促变的激素之一。“衰”就是“变”，特别是还有些沁入江西入骨髓之中的东西，是“衰”也“不变”，是大环境“衰”而个体“不变”。细读这些文集，近看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和努力，就总能使人自问我们的见解是否被一些定论所抑制和掉入了“陷阱”，也可以警惕自己一开始就失去深入研究的耐心和重新解读的自信。

       二○○五年七月四日初稿，九月一日定稿

       于江西师范大学“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