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是文学的一种形式，但它又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文学体裁，传记基于写实，而文学立足创新。本辑是对传记文学的深入研究，共收论文十六篇，分为两个部分：理论综述和文本分析，除三篇外，其余均为首次发表。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发轫于“五四”时代，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尤其是解放后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加强，集中了冯至、朱光潜、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一并已经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弘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决定联合主办，“欧美文学论丛”。

前言

理论综述

"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

自／传中的本真叙事和认知叙事

在忏悔中隐瞒?--论西方自传的"坦白"叙事

从自传到自撰

文本分析

鲍斯威尔和他的《伦敦日记》

约翰逊传记《萨维奇其入其事》中的"虚"与"实"

面纱后面和面纱上面传来的声音--析《从奴隶制中奋起》和《黎明前的昏暗》中的文体与修辞技巧及其黑人身份认同问题

"谁解释过培根?"--试论传记配角的阐释维度

诗与真--关于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 

自我形象的构建--乔治·桑的自传《我的生活史》散论

一部共生的回忆录--《哈德良回忆录》中作者的生命体验与人物形象之交织

自传的精神化、诗意化及宗教化--凯勒《绿衣亨利》的三重解释

"文学教皇"的自传

记忆的叙说：时代·我

胡适与欧美传记

库切的三个背景

茨威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常选择那些经历复杂、命运具有戏剧性的女性来展示他的传记才能。16世纪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曾引起西方人普遍的兴趣，也一直是传记家感兴趣的人物，她死后三百年中出现有关她的传记在三百种以上。这位女王出身高贵，美丽多才，她的一生又历尽坎坷、大起大落，充满传奇色彩。在第一个丈夫，法国国王病死后，她回到苏格兰重登王位，嫁给了青年贵族唐莱，这个丈夫在一次宫廷爆炸中丧生，女王又嫁给了第三个丈夫，这引起了苏格兰贵族强烈的不满，发动叛乱，女王逃到英格兰，被表姐伊丽莎白女王长期软禁后处死。茨威格的《玛丽·斯图亚特》是20世纪经典传记之一。茨威格写作前曾经详细研究过已有的玛丽传记，他发现：“对于玛丽的生活和性格的答案既多种多样，又相互矛盾。有些人把她看成谋杀犯，另外一些人则把她看成牺牲品；有人说她是私通者，另外一些人则说她是圣人。——每一个得到充分证明的‘是’总是有同样得到充分证明的‘不’来加以反对，每一种指责都遭到反驳；错误和真实，事实和虚构那么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任何一种可能证明她有罪或无罪的观点(特别是她是否杀死唐莱的共谋犯)，似乎同样都可以得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争论又同宗教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玛丽虔信天主教，她被英格兰女王所杀，所以一般说来，新教徒指责玛丽，天主教徒责怪伊丽莎白；英国历史学家毫不犹疑地把玛丽说成是谋杀犯，而苏格兰方面则宣称她无罪，说她是诬蔑的牺牲品。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茨威格没有回避一位现代传记家不应回避的任务：解释玛丽的命运。他认为“玛丽·斯图亚特属于那种少见的、很有趣的女人，她的重大行为的时期受到时间的限制，她有一个短暂的但活跃的兴旺期，她的生活主要是一个短促的、但有巨大激情的灼热阶段，而不是同等地散布在全部经历的每一个时期。”她二十三岁前和二十五岁后，都是平静的，而这两年之间她的激情在燃烧，无法遏制的情欲导致她最后的悲剧，也使她在故事和歌曲中永远不朽。茨威格把玛丽女王命运归结于她的情欲，这里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但也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既不把这位高贵的女王神圣化，也不把她妖魔化，而是把她看作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常人，她动荡不定的一生和最后断头台上的结局都似乎合乎情理。在茨威格笔下，女王的命运得到了人性化的解释。

P18-19

什么是文学?千百年来人们对它下的种种定义中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亚里士多德把文学等同于“诗”，当然，他所谓的“诗”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的诗歌，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创作。“诗”的手段是“摹仿”，“摹仿”的本质是“虚构”，只有摹仿类文本，即虚构文本才是文学。而那些“描述已发生的事”或“个别的事”的作品则被亚里士多德列为“历史”，并且他还在“诗”与“史”之间区分了高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宣判了纪实文本的“原罪”。

1991年，法国诗学家热奈特发表《虚构与行文》一书，试图从形式的角度重新回答“文学何以为文学”，即文学性的问题。经过对古代历史上理论家对文学性的理解，他发现，从阅读的角度看，读者一旦判定一个文本是虚构文本，就采取了“自觉中止怀疑”的态度，自动将其当作文学来接受。可以说，虚构性成为文学性的充分条件和惟一标准。后来，尤其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起，虚构一统文学天下的局面才被打破，诗之领域呈现出两大类型、三足鼎立之势，即叙事或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第92页)，其中叙事和戏剧属于虚构类型，抒情诗属于非虚构类型。此后直至今天，文学性就一直与这两大类型相关了。热奈特将这种三分法称为本质论诗学，将虚构(叙事和戏剧)和诗歌称为构成性文学：“一部史诗、悲剧、十四行诗或小说之所以属于文学作品，不是因为别人的美学评价，(……)而是由于自身的本质特征，如虚构性或诗的形式。(……)即使到了无一人写作十四行诗、无一人问津十四行诗之日，十四行诗是一种文学体裁、一首或好或坏的十四行诗属于文学作品，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虚构作品或诗作的构成性文学性，如同大部分其他艺术门类的构成型‘艺术性’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文化历史的范围内，不受评价的时效约束，不依赖后者。”(第100页)由此可见，各类文本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构成性文学有着天赋的特权，可谓“王侯将相，实有种也”。诗歌、小说和戏剧生来即为文学，虚构和诗体就好像“筐”，装到“筐”里的就是“菜”，即使是混迹其中的“草”，至多被看作“孬菜”而已。

实为出身论的本质论诗学将具有“原罪”情结的散文体非虚构作品，如回忆录、演说、．政论、自传等排斥在文学领地之外。针对这种封闭的本质论诗学，热奈特提出了条件论诗学的概念。对于非虚构类文本而言，它们的文学性体现在美学功能上，即“文本超越原始功能的能力，或者借助于个人或集体审美把美学品质推向前台而湮没原始功能的能力问题。这样，史学的一页或回忆录的一页就可能超越其科学价值或资料价值”(第99页)。作为纪实文类，传记和自传始终存在着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它们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也是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不过，按照条件论诗学，没有先天之种的非虚构类文本可以凭借后天的奋斗有条件地挤进文学的殿堂，这个条件就是超越其原始功能，激发人的审美情感。一个虚构文本如果没有美感和韵味只能是“文字”而不是“文学”，一部好的非虚构类作品所引起的审美情趣和阅读快感远甚于一部平庸的虚构之作。热奈特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心理，他的条件论诗学概念对于拓宽文学领地、动摇文学精英主义的霸权不无启发意义。套用一句名言：捧读一部传记作品，史学家看见资料，革命家看见榜样，好事者看见隐私，文学家看见的是形象和审美。

从本质论诗学来看，传记和自传有着先天的缺陷：它们属于纪实类型而非虚构类型，用散文体而非诗体写成。因为出身不好，成分不纯，所以它们作为文学一直就不那么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甚至有混水摸鱼之嫌，在文学精英主义者眼中简直是十恶不赦，至多只承认其资料价值。尽管历史上的纪实类作品从数量上来说也可谓汗牛充栋，丝毫不亚于三大贵族体裁，但是对它们的研究则薄若空白，以至于60年代美国传记家詹姆斯·劳里·克利福德哀叹：“同诗歌、小说和戏剧不一样，传记从来不是进行认真的批评研究的对象。”(转引自杨正润：《自传死亡了吗?》，《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改观。应该说最近的五十年是一个走向多元化、平民化的时期，在文学上亦如此。虽然我们无意通过贬低其他文类来抬高自家身价，但是三大贵族体裁在生产尤其在消费上整体下滑，即人们通常说的文学“边缘化”却是有目共睹：诗歌日益走向曲高和寡、孤芳自赏、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状态，戏剧在电影的冲击下溃不成军、门前冷落，惟有小说一枝独秀(也许因为它的出身本来就不那么高贵)，却也今非昔比。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昔日不入流的纪实类文学的繁荣。在欧美，传记和自传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情，先是与侦探、科幻小说和神话、民间传说一道被视为“副文学”或“亚文学”，但是随着纪实类创作的升温，特别是随着一些著名理论家对于此类文本的关注，相应的研究异军突起，甚至有人说它已成为文学研究的“超级大国”，这当然是夸张之说，但它逐渐由边缘向中心靠拢却是事实。用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论题来说，传记文学正在走向“经典化”。尽管还未形成(恐怕也不可能形成)与三大贵族分庭抗礼之势，但那些精英主义者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了。

在我国，系统的传记和自传文学研究发端于80年代后期，进入90年代渐成气候，以南京大学的杨正润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为领军人物，故有“南杨北赵”之说。杨正润教授的《传记文学史纲》一书为国内全面系统论述中外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成为传记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赵白生博士堪称我国传记文学的旗帜，他所创办的“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已成为全国传记文学研究者探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传记文学研究形成今天的局面，他是功不可没的。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批传记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正在把传记文学研究推向深入。

本辑共收论文十六篇，分为两个部分：理论综述和文本分析。除三篇外，其余均为首次发表。

杨正润教授为本文集奉献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文章高屋建瓴，不拘一家之言，不囿一人之作，全面阐述了当今传记的一个新趋势，即解释因素的强化。解释本为传记古已有之的要素，它和生平、性格构成了传记的三要素。但是解释的维度在现代传记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新传记”起，西方最重要的一些传记家都把解释视为写作的重要目标。他们选用历史方法、直觉主义或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传主的命运和性格、一生重大或难解事件以至细枝末节做出解释，寻找其内在因果关系。作者重点论述了精神分析在传记解释中的重大影响，也中肯地指出解释话语在追求深度真实时仍须以史料为本，如果传记偏离了历史的基石，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了。

我们很荣幸地约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卫·帕克教授为我们撰文。与内地学者在自传研究上纠缠于真实问题不同，帕克教授的《自／传中的本真叙事和认知叙事》一文不囿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切人角度，重在研究自我身份建构的多重维度。他选取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澳大利亚哲学家莱蒙德·盖塔和凯洛琳·斯迪曼的三部自传为对象，指出我们的自我是相互关联的，生活于由一系列显在的和隐含的会话者的声音构成的一张“会话网”之中，身份就是这一系列声音潜移默化地对自我发生影响的结果。在这个道德空间中，我们分辨何为美德，进行自我发现、自我定位、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许多关联性跨代自传不仅出于一种光宗耀祖或正名昭雪的义务感的驱动，而且这种义务也是一种自我建构，因为对祖辈的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他们的语言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为“我”的言说角度。

王成军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自传本体的研究，颇有自传立法者的抱负，在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对自传真实、自传伦理、自传时间等本质问题作过颇有见地的阐发。在学者们的眼中，西方的自传，特别是以卢梭《忏悔录》为代表的自传写作，素以真实坦白著称。卢梭的忏悔果如其信誓旦旦所云吗?诸多西方学者提出了怀疑，甚至得出了以卢梭为代表的自传，既在忏悔中坦白，更于坦白中隐瞒的惊人之论。《在忏悔中隐瞒?》一文从西方自传叙事的“坦白”视角入手，指出了在忏悔中隐瞒或坦白中遮蔽，其实正是自传叙事的本质特征之一。以前人们一味地纠缠于真实与虚构的文论误区，把西方所谓卢梭式坦白自传叙事捧得太高，反而影响了对自传文本的深入分析。

自传的生命在于真实，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在法国，许多著名作家却将子虚乌有的虚构素材引入自传的真实空间。当代自传的一大特点便是真实与虚构混杂，自传走向虚构化。杨国政博士的《从自传到自撰》一文便介绍和评述了当今法国文坛的这一以颠覆真实为特征的自撰现象，指出了自撰实为真实的谎言或谎言的真实的本质，并进而区分了自撰的两类文本，即陈述行为层面的自撰和陈述内容层面的自撰。最后用竞走和“风筝”的比喻来形容自撰，指出从自传到自撰的演变正是对真实性这副镣铐和限制的一种挣脱和突围，但正如“走”不同于“跑”、风筝不同于飞机一样，自撰也不同于小说，二者之“飞”(虚构)有本质不同。

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以《约翰逊传》闻名于世，但是他留下的大量文稿在20世纪的发现证明他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自传作家。韩加明教授在《鲍斯威尔和他的(伦敦日记)》中以严谨的求证、酣畅的文笔、详实的资料从“日记的发现和出版”、“日记的基本内容”、“日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意义”三个方面介绍了鲍斯威尔最著名的自传作品《伦敦日记》。《伦敦日记》的主要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为加入皇家卫队而徒劳奔波、与女人交往的风流韵事、文坛冒险事业和结识约翰逊。前三个方面主要涉及鲍斯威尔的生平事迹，而最后一个方面对于理解《约翰逊传》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史方面来看，鲍斯威尔的《伦敦日记》也从当代小说中吸取学习了很多东西，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小说与传记文学发展的关系很有帮助。

陈茵老师的《约翰逊传记(萨维奇其人其事)中的“虚”与“实”》，如题所示，所探讨的仍是研究界争论持久而无定论的传记的“虚”与“实”的问题。通过对18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萨缪尔·约翰逊理论及其作品的分析，阐述并证明了约翰逊在创作中已经突破了传统对传记真实性的约束。为了更好地说明约翰逊个人主观创造力在传记中的体现，本文比较了约翰逊和萨维奇的生活经历，深入探索约翰逊的潜意识，并追溯传奇文学和小说对其成长和写作的影响，并用图表来展示“信息”在传记创作中的流向，从而证明传记的绝对真实性是不可能达到的。从而得出结论：约翰逊的传记作品从更根本上来说是各种体裁的综合体，即“跨文体”的。

许德金博士是我国迄今为数不多的以自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青年学者。本文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选取的是20世纪初最杰出的非裔美国人的代表布克·T·华盛顿和W．E．B．杜波依斯的自传《从奴隶制中奋起》和《黎明前的昏暗》为分析对象。对这两本自传的传统批评要么着眼于它们的(种族)政治意义，要么着眼于揭示它们在美国和／或非裔美国人自传历史上的地位，而忽略了自传作者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形式手段。为弥补这一不足，许文着重研究了这两位作家是如何灵活运用文体与修辞手段来表达他们所关注的主题的。两位作家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他们的自传中，许文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揭示这两部自传所展示出的两位作者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是试图揭示这些意识形态差异是如何通过特定的文体和修辞方式来传达给读者的，而这恰恰是传统的非裔美国人自传的批评所忽略的问题。

传记与小说在写作手法上的一大不同就是传记聚焦的高度集中化，作者几乎将所有的聚光灯都集中于传主一人身上，致使传主颇有“一览众山小”之优越感。赵白生博士的《“谁解释过培根?”》以斯特雷奇的心理传记《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为例，探讨传记配角的阐释维度问题。该传记尽管颇受非议，但作者在配角上的良苦用心却让这部传记历久弥新。不管成功与否，他对传记配角所做的三维阐释——艺术上升华、经济上寻根、心理上揭底——极大地冲击了传记写作的成规：传记配角是“扁平人物”。也许，斯特雷奇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传记配角大有文章可做。

如何理解自传的真实是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难缠的问题。一般来说，自传家比较刻意地追求细节的真实，这在叙述上易于讨巧，也非难事。“难的是，给整体赋予一种氛围：真实的氛围。正是这种氛围，让书走上图书馆的书架，因而进入世界历史。”这是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自传观。库切的观点明显有超越“细节之真实”的意味，可是在自传里如何再现“氛围”，特别是一种“真实的氛围”?库切语焉不详。赵白生博士在《库切的三个背景》中通过两部自传作品——《青春岁月》和《孩提时代》的分析，发现了库切自传作品的三个背景，即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和国际背景，从而揭示出库切一个秘不示人的利器：背景写法。

卢梭的《忏悔录》历来被公认为现代自传的里程碑，但树大招风，此次又招来孙伟红博士的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卢梭竭力强调自己所写是完全真实的，它的真实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信赖和赞扬。孙伟红博士多年来心无旁骛地专攻卢梭研究，她以一名学者所具有的怀疑精神，敏锐地指出自传文学就其特性而言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这一根本问题从卢梭那里就开始出现了。《诗与真》一文从大量细节的分析人手，进而在重大环节上展开，揭示了卢梭自传中的“诗化”现象，并探究了它的个人与社会原因，从而也从一般意义上对自传文学的真实性的限度问题作了必要的讨论。作者吹向卢梭的不是疾风骤雨，而是和风细雨，不急不缓，不抑不扬。缜密的论述、细腻的笔触、飞扬的文采一反学术论文一本正经、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如果说卢梭的《忏悔录》是“诗与真”的结合，那么本文堪称“诗与思”的结合。

如同乔治·桑的生活方式在其生前身后备受诟病一样，乔治。桑的自传自问世之日起也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作者与读者对自传真实的不同的期待视野。杨国政博士的《自我形象的构建》一方面分析了乔治·桑自传受到指责的原因和作者的写作动机，另一方面分析了该自传中的自我形象，指出乔治·桑的笔不是对准自我的解剖刀，也不是射向他人的投枪和利箭，而是绣花针；她在生活中以其充满争议的生活方式被正统人士视为“魔鬼”，在自传中是一个无私、严肃、宽容、奉献的“天使”形象，并进而指出书中的自我身份是贵族和平民的结合体、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体，将乔治·桑誉为法国第一个直接通过自我表达和书写来认识自我、确立自我的女作家，女性自传的第一人。

段映虹博士则专攻法国贵族气质浓重的女作家尤瑟纳尔。她不仅以尤氏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而且翻译了尤氏传记《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作家生平了然于胸，作家思想深谙其妙。她的这篇《一部共生的回忆录》则是从虚构人手来探讨真实的问题。文章选取的是尤瑟纳尔的小说《哈德良回忆录》，通过追溯其成书过程、解读哈德良这一人物形象在作品不同构思阶段中的演变，来探讨这些演变与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历史人物哈德良的思考，帮助尤瑟纳尔从年轻时代的文学幻想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真反思。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哈德良回忆录》是一部历史真实与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紧密交织的作品，在作家与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共生”的关系。

自传和自传体小说本为一对难解难分的兄弟。当我们捧读一部自传时，出于对其真实性的怀疑而捕捉其中的虚构，即不真实的一面；然而，当我们捧读一部小说时，又往往透过人物的故事来寻找作者及其生平的蛛丝马迹，谷裕博士的《自传的精神化、诗意化及宗教化》一文仔细比较了19世纪瑞士小说家凯勒的《绿衣亨利》的两个稿本，并在小说情节与作者生平之间加以对照，发现该小说在叙事内容上源于自传、但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又超越了自传。通过历史文字(成长发展小说)、文学审美(诗意现实主义)以及宗教文化(忏悔录)三个层面的考察，发现这种超越性体现在将人生经验精神化、诗意化、宗教化，即作者通过文学形式将个人经验的记录和反思上升为对普遍人性的探讨和认识。作者的笔不断游移穿梭于文本内外，显示出其对史料驾熟就轻的能力和细腻的文本分析意识。

黄燎宇教授向我们介绍的是具有“文学教皇”之称的德国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一拉尼茨基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作为一个失去祖国的民族，德国犹太人把聪明才智和满腔热情奉献给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德意志，奋力打造、讴歌、捍卫德语文化的辉煌，然而，第三帝国的出现，使德国犹太人遭受了空前的迫害与嘲弄。作为一名犹太人，德国犹太人与德国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赖希一拉尼茨基思考的问题。“独在异乡为异客”其实道出的是一个人类苦苦思索的“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问题。黄教授并没有被“教皇”所吓倒，不仅指出了该回忆录的高妙之处，对其中的空白和疑点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以亦庄亦谐的笔调使我们对该回忆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也使我们看到了德国犹太人的苦恋、自卑情结及尴尬处境。

自传与诗歌似乎是一对天生的冤家：不论多么真实的自传，一旦用诗体写成，其真实性就令人生疑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诗言志”，不论诗歌的内容多么“虚”，其背后总有作者的影子，尤其是作者的精神状态。查晓燕教授的《记忆的叙说：时代·我》以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和茨维塔耶娃的《我的普希金》为标本，通过分析两部诗作的独特视角和话语方式来辨别和挖掘作品中淹没在时代潮汐中的“我”和浮出于时代水面上的“我”。两部诗作所记录的“记忆”尽管只是些断断续续的碎片，而不是传统自传的叙事链条，但它们同样折射着诗人的形象，回荡着诗人的心声。

作为中国现代传记的开风气者，胡适几十年来一贯地从理论和实践上倡导传记文学。王琳同学的《胡适与欧美传记》探讨了西方传记传统对胡适传记观的影响，如将传记从史学中分离而纳入文学的范畴，对传主人格进化史的重视，对传记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传记材料保存的双重作用等。胡适提出的传记理论有很多独到之处，在某些方面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补充和西方近代传记的丰富。也正是由于胡适几十年来的身体力行，中国新旧传记的交替过渡才得以最后完成。

本书一直是在刘意青和申丹两位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刘意青老师从策划到组稿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是本书的真正主编。但刘老师虚怀若谷，坚持不作主编，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由于编者的怠惰，本书的完工一拖再拖，谨向二位老师和各位作者致歉。而编者才拙识浅，人微言轻，主编之名，其实难副，惟愿抛出的这块“砖”能够引出更多、更新、更高水平的“玉”，使传记文学研究再上新台阶。

杨国政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