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连续执政长达11年，是当代世界政治中最卓越的权力女性之一，因其强硬而果决的领导风格被称为政坛“铁娘子”。本书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它以当事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位生来与政治结缘，浸淫在残酷政治纷争中的平民女孩是如何在没有显赫门第的庇荫下，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和顽强奋斗脱颖而出，“巾帼不让须眉”，在英国这个传统守旧的国度里，在保守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激流中，一步一步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最终入主唐宁街10号，登上权力之巅。

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改变英国、影响世界，并让所有人折服的女政治家，任长达11年的首相任职期问政绩卓著：全力改革，推动英国经济腾飞，使这个眼看落寞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跻身于世界前四强；赢得马岛战争，坚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巩固了英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强势地位。

她还创造了英国政治史上的多个“第一”：

·她是英国保守党这块被视作“男人领地”里的第一位女领袖；

·她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

·她开创了共国政治历史的先例，三次蝉联首相；

·她还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其所推行的政策冠以自己名字(“撒切尔主义”和“撒切尔革命”)的首相。

致谢

第一部

第一章 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格兰瑟姆小镇：1925～1943年

第二章 求学牛津

牛津大学：1943—1947年

第三章 成家立业

婚姻、家庭、法律和政治：1947～1959年

1 初涉政坛

2 婚姻、家庭和法律

3 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之后

4 芬奇利之路

第四章 外面的世界

担任后座议员和政务次官：1959～1964一年

l 终于有了自家的花园

2 新手立法

3 右翼中的左派

4 政府任职

5 重新在野

第五章 满是阴影的世界

沦为反对党：1964～1970年

1 换掉钢琴手

2 攻击财政部

3 特德和伊诺克

4 走向未来之路

5 塞尔兹登女人

第六章 老师讨厌的人

担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

l 最初的印象

2 有关文法学校的错误

3 科学和教师培训

4 供应牛奶事件

5 学生都是王子

6 磨难，还是磨难

7 现实的打击

第七章 极大的教训

希思政府：1970—1974一年

1 快乐而充满自信的早晨

2 在劳斯莱斯公司上采取的政策

3 从帝国到欧洲

4 逆转的路程

5 太过头的“U”型大逆转

6 自食恶果

第八章 抓住关键的时机

1974年10月的大选和竞选保守党领袖

1 百分之九点五的解决方案

2 第一次反思

3 特德孤注一掷

4 基思隐退

5 威斯敏斯特的小动荡

第九章 崎岖的征程

担任反对党领袖：1975～1977年

1 组建影子内阁

2 机器政治

3 往昔的束缚

4 在野之难

5 占领制高点

6 自由党和工党走向结盟

第十章 缓和还是失败?

对外政策和访问：1975～1979年

1 欧洲

2 东方和西方

3 中东

4 亚洲和远东

5 事后的思考

第十一章 初掌党权

担任反对党领袖：1977—1979年

1 愉快的插曲

2 格伦威克事件

3 脱离收入政策

4 移民问题

5 没有选举的1978

6 分裂和造反

7 工党的报应

8 政府的垮台

9 艾雷

第十二章 只有一次机会

1979年的大选运动

l 明确主题

2 组织竞选运动

3 竞选第一周——D-21日至D-14日

4 竞选第二周——D-14日至D-7日

5 竞选第三周——D-7日至D日

第二部

第十三章 布鲁日还是布鲁塞尔

对欧洲的政策

l 狭隘的国际主义

2 走向马斯特里赫特

3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4 另一个欧洲

5 新的开始

第十四章 新世界的混乱状态

外交政策和防务

1 愉快的心情遭受打击

2 保守党外交政策的原则

3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4 促进自由

5 强大的防务

第十五章 回归美德

强化家庭观念、抑制对福利的依赖、减少犯罪等政策

1 一直在进行的辩论

2 犯罪在增加

3 日益依赖福利

4 家庭的不幸

5 犯罪行为循环论

6 用美德对抗邪恶

7 减少犯罪

8 抑制对福利的依赖

9 巩固家庭

第十六章 促进自由企业制度的变革

经济政策

1 经济学的背后

2 80年代的英国

3 为什么是西方

4 拉丁美洲

5 亚太地区

6 非洲问题

7 中欧和东欧

8 两种模式——美国和德国

9 “稳定”的诱惑

后记

附录撒切尔夫人大事年表

——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正如我的父亲那样，这种观点也支撑着我。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有其温柔的一面，这可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穷人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那些先前因勤奋工作而小有积蓄，并且赢得了一定尊敬和声誉的人家，生活也过得不那么轻松。他们就好像生活在刀刃上一样，总在担心一旦出现什么变故，或者在节俭和勤奋的标准上稍有松懈，就可能会背上债务负担并陷入贫困。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常常使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也缺少宽容。记得我父亲曾与一位教友讨论起一位朋友的“不肖之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自己也变得身无分文，带着年纪尚幼的孩子来到了父母的家门口。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明确：那个儿子是个不肖之子，并且永远也不会变好了，应该把他赶出家门。而我父亲的回答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不应当这样，儿子永远是儿子，当他回到家里时，理应得到家人全部的爱和温暖。不管发生什么事，人总得有家可归才行。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人——我母亲也这样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认为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不能让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在当镇议员以及后来当市议员时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当时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应当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都是不开放的。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在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小镇附近的驻军既有地方可去，同时又不打搅那些想在安息日里安静一点并能去做祷告的人们。同时，他极力反对(尽管最后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让人们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主张应当把星期天留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同时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没有被他说服，但即使作为一个女孩，我也能够体会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赞赏父亲的做法，父亲是个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但在具体的环境下还是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出很大的让步。

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1936年，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毕比年刊》。约瑟夫·毕比是利物浦的一个食品制造商，他用自己的劳动积累了一笔数量可观的家产，于是便用其中的一部分办了一本宗教杂志。这本杂志的内容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组合，既有人物介绍，也有朴素的哲理和宗教方面的内容，还有漂亮的名画复制品。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他宣扬的是通神论。但不管怎样，这本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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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有点吃惊的是，写这第二本回忆录竟然比写第一本更加费力。在为撰写《唐宁街岁月》做准备时，我还能够查阅大量的官方报纸，从而能够让我回想起往事并核对我对往事的记忆。但是，当我叙述我早年的历史时——我们家庭的生活、我迈入政坛的第一步、我任职次务官的经历、直到最后担任反对党的领袖——我发现文件记录性的证据要少得多。当然，家里还存有一些在格雷瑟姆镇时的报纸。丹尼斯和我还把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收集的东西聚到了一起，另外还找来了一些保守党的档案材料，并从教育部找了大量的报纸(让人失望的是，有些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作为补充。还有一些朋友允许我查阅了他们的报纸，我在下文将会列出他们的名字。

但是，我有回忆录撰写小组可以依赖，他们显示出了更大的智慧和力量。在撰写第一部的内容时，他们搜集到了许多的信件、日记、剪报、会议记录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些材料记录并储存了现代生活的3-方面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所有这些朋友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最必不可少的是罗宾。哈里斯，他帮助我确定了写作的构思，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并给我确定了各章节的最后写作期限。约翰·奥沙利文也从美国飞回来对书的文笔进行了加工润色。克里斯·柯林斯不仅参加了搜集研究保守党档案的工作，还跑遍了大半个英国去搜集有关我的一生的琐事，以帮我回忆起往事并对我的记忆加以纠正。黛比’弗莱彻每天不辞劳苦地工作很长时间，一面要把手稿打出来，一面还要照顾我们，都是为了最终能把一份精确的书稿交到出版商的手中。我们的工作是很辛苦，但是也非常有趣，我将会很怀念为本书最后定稿的那段愉快而激动的时光。另外，我还必须记录下对来自出版商哈珀一柯林斯的埃迪·贝尔和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给我的鼓励和有益的建议。

我担任反对党领袖的那几年是纷乱动荡而又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与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一起讨论这些事。在这些朋友当中，有很多人都把他们的报纸借给我，或者让我阅读。其中，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下面这些人：蒂姆·贝尔爵士、罗杰·博登、亚当·巴特勒爵士、科恩布鲁克勋爵、杰拉尔德·弗罗斯特、乔治·加德纳爵士兼议员、约翰·霍斯金斯爵士、德里克·豪、彼得·莫里森爵士、迈克尔·帕特里奇爵士、戈登·里斯爵士、里查德·赖德议员以及卡罗琳·赖德、威廉·谢尔顿爵士、阿尔弗雷德·谢尔曼爵士、约翰·斯坦利爵士兼议员、哈维·托马斯、艾里森·韦克厄姆和西蒙·韦伯利。

特莎·盖斯曼再一次帮我对照片进行了分类整理。格兰瑟姆镇上的许多人也非常友好地帮我发掘出我在那里生活时的往事，这些人包括：《格兰瑟姆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吉姆·艾伦以及格兰瑟姆博物馆的利萨·布德鲁。在牛津大学，保利娜·亚当斯博士让我查阅了萨默维尔学院的档案。安·戈尔德博士帮我找到了一些与她哥哥爱德华·博伊尔相关的材料。特莎·菲利浦斯找回了一些有关芬奇利的很有价值的材料。阿利斯泰尔·库克、雪莉·奥克森伯利和迈克尔·莫博士让我查阅了保守党的档案。我要特别感谢尼夫的家人，他们允许我查阅了艾雷·尼夫引人入胜的日记和报纸。

在撰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时，我也拜访了许多专家，他们都慷慨地给我提出了建议。其中的一些人在本书的正文中已经提及并表示感谢，但我还要特别感谢以下这些人：马丁·豪(就欧洲问题提出了建议，参见第十三章)、詹姆斯·Q．威尔逊(就社会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参见第十五章)、艾伦·沃尔特斯爵士、蒂姆·康登教授和帕特里克·明福德教授(他们就经济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参见第十六章)。另外还有一些人为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彼得·坎贝尔(第十五章)和拉梅什·彭努鲁(第十六章)。有关外交事务的一章(第十四章)反映了我在几年里与许多朋友进行谈话的内容，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鲍勃·康奎斯特、克里斯·茨维克、诺埃尔·马尔科姆、拉杰克·西科尔斯基和诺曼·斯通。然而，我要极为正式地声明，这里表达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与其他人无关。  最后，已故的波特索肯约瑟夫勋爵的回忆和见解也让我受益匪浅。在基思住院的最后的日子里，他虽然身体极为虚弱，但思维却非常敏捷。在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结束后，他以他独有的方式问我，如果他写一本回忆录并在其中记录下他的观点，那会不会有用。令人悲伤的是，他没有能写出这样一本回忆录。我在这本回忆录中也记录了对他深深的谢意，但这笔债却永远都无法偿还了。

1993年5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重张开业时，我作为贵宾访问了华沙。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活动。布里斯托尔饭店以前就是欧洲的大饭店之一，它始建于1901年，为一家公司所有，而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钢琴家、波兰总统帕代雷夫斯基。在1914年以前，它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以第一流的烹饪饭菜和典雅而闻名。但是后来，波兰先后被纳粹和共产党统治而陷入灾难，布里斯托尔饭店也同样陷入了灾难，并在80年代初关了门。现在，它在一家英国公司的帮助下又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它的重张开业典礼。人们认为这还是另外一个信号，表明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了它天生的家——中欧。另外，我还参加了我的基金会驻华沙办事处的正式成立仪式，我希望它能有助于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巩固民主和自由经济。

但是，我的这次访问之所以值得纪念，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它正好与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日是同一天。现在，这一地区已经被夷为平地了。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这一地区散步，由那次起义中最年长的幸存者给我当向导。后来，我又去参观了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被纳粹摧毁后拍的照片。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而当我回想起，当这些可怕的事件发生时，我还是一名在牛津愉快地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的青年学生，这就让我感到更加痛苦了。

第二天早上，我参加了圣十字架教堂举行的弥撒。教堂里的气氛非常虔诚，仪式也安排得很精细，与英国圣公会严格而虔诚的仪式以及格兰瑟姆镇上卫理公会的非常简单的仪式都有很大的差别。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唱诗班唱着我不熟悉的波兰赞美诗。因为听不懂它的诗句，我的情绪就更加高昂了：因为这样就迫使我努力地根据音乐去想像教徒们向上帝乞求了些什么。虽然这次访问中的大部分经历对我都很陌生，但它却给了我一种欣慰的感觉：因为我是跨越了国界和教派的一群信徒中的一员。

但是，当神父站起来布道时，我感觉自己突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人们转过头来冲我微笑。神父开始布道时，还有人翻译他的话。他回顾了共产党统治下的那些黑暗的岁月——这是波兰人经历的第二个极权主义政权的磨难——他们已经注意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声音，那是外部世界为他们带来希望和不同的、更好的生活的声音。这种声音是那么的多，而且常常又是生动而又有说服力，这么长时间渴望真理和自由的波兰人民都非常欢迎这些声音。但是，波兰人尤其认同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我的声音。即便是我的声音经过了苏联宣传的扭曲，他们还是能从这些被扭曲的信息中听出真理和希望。而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垮台，一种新的民主秩序已经代替了它。然而，他们还没有完全感受到这一变化，还不是很确切地相信这一现实——直到今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教堂里最终亲眼见到了我。

神父讲完道后，礼拜仪式继续进行。但是，神父和教区居民的善意却还没有表达完。在弥撒结束时，我被邀请站在圣坛的前面。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几排儿童向我献上了小花束，他们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与苏联的长期斗争中，我一直相信，我最坚强的盟友是东方集团国家中的普通人民大众。虽然真正的差异让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有所区别，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还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一个人们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我知道，而且是确切地知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拒绝了人民的这些愿望，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总是处于一种反抗的状态。我有一些朋友是从东欧国家逃出来的，他们向我证实了这些情况。1989年和1991年发生的受人欢迎的革命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直到圣十字架教堂的人民把我当作一个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感激的亲爱的朋友来对待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现在，我所有的支持自由的观点，不管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而来，还是从秉烛夜读伯克和海克的作品中得来的，都一下子显现在他们的崇拜者、他们的后代身上，并通过他们的微笑而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如果一位读者能够不辞辛苦读完我的这两部回忆录，那他将会读到一份有关忙碌的工作、富有成果的、并且总体来讲是愉快的生活的记录。我希望这种生活能够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撰写回忆录不仅迫使我要进行更多的反思——我不喜欢有这么多的反思——而且还要求我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种已经完成的工作，则出版商提出的最后期限看起来好像更加重要。那么，一位还在世的政治家能够理性地期望的、最好的墓志铭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化作尘埃。但是，要给出一个公平的结论，必须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中最多能够取得多少成果?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取得的胜利和我们遭遇的不幸都将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享有更加美好的前景，但是要让他们自己在这些前景的基础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担任首相的时候，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交给我的继任者——比我在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所继承的那个国家要好。我努力地这样做了，期间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我可以说我取得了许多成功。到1990年的时候，英国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由内部的冲突带来的苦痛也减少了，而且，他们享有的世界和平的前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好。但是，政治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这些成就会是永恒的吗?这些成就会被逆转吗?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或者阴云现在还不及一个手掌那么大，但它们今后会把这些成就覆盖住吗?

当然，这类问题也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至少也有一般人都有的自负。但是，除了下面这个最一般性的(并且是最令人沮丧的)答案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回答：我取得的这些成就也是人类的成就，因此也是建造在沙子上的。

但是，这种沮丧必须具备两个限定条件。首先，大的政治斗争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随后发生的冲突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扭转这一结局。但事实上，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战场，这个战场已被早先的胜利永远改变了。所以，最后的状况可能包括了最近的胜利者原本反对的许多特征。最终，一个工党政府可能会在英国上台执政。但是，即使它上台执政，也不大可能对80年代已经私有化的工业再进行国有化，也不会恢复1979年的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最高税率，也不会使所有的工会改革发生逆转，更不用说执行1983年工党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了。在有些中欧国家，以前的共产党人(在各种伪装的掩盖下)已经重新掌权；但是，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要恢复指令经济或者警察统治，更不用说让《华沙条约》复活了。罗纳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将来很可能会发生与我们的意志不相符的变化，但它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原来反对过的那种状况。

我的第二个限定条件是，我们的经历既然已经成为过去，就不可能再改变了。就像一个生命已经结束，就永远也不能再改变它一样——不管是让它变好还是变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起义中被杀害的那些年轻的犹太人，他们将永远无法完成他们的学业，无法供养他们的家人，不能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也不能塑造自己的人生。苏联存在了七十四年，对亿万人民来说，这段时期就是他们的整整一生。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处在压迫之下。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活着看到1989年的“丝绒革命”和1991年流产的苏联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一段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经历。在前东方集团的成员国中，几乎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回忆起西方坚决抵制共产主义的一些令人愉快的经历：苏联古拉格劳改集中营的解放、重新获得属于自己家庭的财产、被分隔在“铁幕”两边的家人的团聚、让集体去开办自己的农场、“奢侈地”批评一下曾经拥有权威、无所不能的政治领导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第一次做出选择去购买一个比“拖笨车”更好的东西、能够到教堂去做礼拜而不用担心会被降级或者失去大学的学籍。  1979年以前，英国人民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因此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压迫。但是1979年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削弱和自由的扩大，他们也能享受自我实现的快乐了。一些人不会再因为工会力量的阻挠而无法去做他有能力做的最好的工作了；一些人能够第一次购置一所房子、或者第一次购买私人养老金、或者是一个私有化的公司的股票——这是留给他们的孩子的“留窝蛋”；一些人发现，一所好的私立学校或者一座私人医院里的床位不再是富人们享有的特权——他们也能出钱享用了；在80年代慈善捐赠达到高潮时，一些人也能与别人共同分享新的富足了；由于所得税的进一步削减，所有人都享受到了更大的自由，能够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未来的政府可能都会对让人们能够过上这种新生活的改革加以限制，但是它永远也无法消除人们关于自由的鲜活的经历，或者使他们忘记这种自由只有在阳光下才能获得。在影片《尼诺卡》中，在莫斯科的女主人公收到了一封经过审查修改的信，信中从问候语到签名都画满了黑线；但正如片中一个角色所说的那样：“他们无法审查我们的记忆。”

当然，不管人的脑子，或者是任何可以想像出来的电脑，都计算不出这些经验总共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幸福、成就和美德，或者带来了多少与它们相反的东西。因此，要想完全说清楚我的政治活动到底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影响，也只有在上帝对人类的最后审判日那一天才会知道。这种想法让我感到恐惧和不安，但当我想到我站起来听候裁决时，法庭上至少有圣十字架教堂里的人们来为我的品德作证，我的心里又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