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叙述了童年经历给他一生带来的灰色印象，其中包含着哲学思考。叙述者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书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习惯于让命运驱使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祈祷，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是对千百万个死难者，对当生而未能出生的下一代，对每一个遭遇到偏执、仇恨诅咒的生命个体的哀悼。他在书中说道：“我们别再去寻找那不存在的意义：在本世纪，任务频繁的行刑队又在准备上演一场‘十杀一’的惨剧，而且命中注定，那第十个人的劫数也将落到我头上——就是这么回事。”对他而言，生命无非是给自己掘墓的过程，他用他的笔去拉近死亡。

凯尔泰斯的小说是身份和记忆的童话——一个从集中营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中年人，回眸这段往事，平静地从中截取写作的资源。

这部反省的、诗意的但却拒绝情绪化的小说，告诉了我们一个人是如何在无法选择、无法控制的世界里做出了他自己对生命的选择。即便，这种选择是无力的。然而，也还是一个痛苦的心灵的哭喊。主人公作为一个叙述者出现，身份上可认为与《无命运的人生》里面的主人公相承，更与凯尔泰斯本人有所重迭——大屠杀的“幸存者”、“作家”和“翻译家”。他逃过了“最终解决”犹太人的大屠杀，却摆脱不了大屠杀的阴影。

主人公尝试着对朋友解释，他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在一个容许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世界中”拒绝生育，因为，大屠杀曾经发生，大屠杀还会发生。

透过这个错综复杂的叙述，我们看到了叙述者大量郁积的失意：他不成功的文学生涯，他失败的婚姻，他前妻的家庭及孩子们——而他也曾经能够有这样的孩子。他辩解道，犹太人曾经不能正常地生活，那种对这个世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种族灭绝可能再度发生的惊惧，是生命里无法排遣的宿命。

凯尔泰斯借主人公的口，表达他浓缩了的人生哲学：听着，这些完全没有理由的，没办法解释的事情，并不是那些糟糕的，正相反：是那些不错的。我们依然看到，他还是在抗争，以他独特的方式，独特的理由，独特的语言。

“不要!”我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回答，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本能，因为这时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故弄玄虚地说，如果能将此称为故弄玄虚的话，也就是说，把这赤裸、悲怆的大实话称为玄虚的话。我就是这样跟这个迎面而来的哲学家谈话的。他和我一样，都困在了这片躯干弯曲、病得——没准是害了肺结核——病得像让人几乎能听见其呼呼喘气的山毛榉树林里，应该说是块山毛榉小树林或者谁知道该叫什么。我承认，在识别树木这方面，自己很差而且无知，只能凭针叶判断出什么是松杉。此外，还能认出法国梧桐，因为我喜欢法国梧桐。但凡自己所好之物，我至今都还能识别，即便不用那种自己识别所恶之物的知识，不用那种令人窒息、让胃痉挛成团、使人浑身震颤、可以说已被点化开窍的真知灼见，而只凭自己的反本能就足以做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儿的一切事情、为什么我遇到的一切事情总是与众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或许理应知道其中原因所在的话，那么我还是就这样假装不知道为妙。这会让我省去很多解释，不过看来解释是无法避免的。我们经常解释自己和万事万物，甚至连生命这一现象和感知的无法解释的复合物，也要求我们作解释，我们的环境要求我们作解释，后来甚至我们自己也要求我们作解释，直到我们把周围的一切都解释光了，最终也将我们自己解释没了，就像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我就是这样喋喋不休地向哲学家作解释的，心里有种非说不可的欲望，这种强迫性倾诉欲连我自己都反感，却又无法克制。每当我无权发言时，这种强烈的倾诉欲总是将我紧紧攫住。而且我担心，自己那种在旅店里、出租车上、贿赂官方和半官方人员时会克制不住地大把大把花钱的行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就如同我对人极端的客气一样，客气得低三下四，好像总在不断为自己的生存、为这样一种生存而乞求。噢，上帝!此刻我不过是孤零零独自一人在树林里溜达，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尽管这山毛榉树林如此惨淡荒芜，而且这空气也有几分霉腐的气味。我只想让自己的脑袋通通风透透气，干脆这样讲吧，如果不去钻字眼的话，这样说好听些。但凡一去钻字眼，对吧，那说的话就没劲了，比方说我的脑袋就根本没必要去通风透气。而且正相反，我本人出奇地害怕吹风。那么我在这儿聊度我的时光，过去也是这样，反正是临时性的(现在我不想细究这句话所意味的各种可能性)。这房子位于匈牙利的中部山区，虽然也还是个可以凑合工作的地方，但我们管它叫疗养院(因为我总是在工作，但并非仅为功利之心所迫，倘若我不工作，那就只是活着，如果只是活着，那么不知道这种活法会迫使我去干什么，当然不知道更好，即便我的细胞、我的五脏六腑肯定早已有所预感。所以我才不停地工作：只要我在工作，就说明我存在；假如我不工作，谁会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呢，所以我对此很看重，而且也必须看重，因为在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就在这所房子里，我获取了在同类知识分子的上流社会里分得一席之地的权利。正因为如此，不管我想怎样悄然无声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充其量是压低了的打字机声泄露我深居简出的秘密——也无论我在走道上是如何轻轻地一溜而过，可总也无法回避和这帮人打交道；饭是不能不吃的，但一开饭又得毫无遮拦地夹在同桌的中间；步也得散，可又偏偏在林子里遇到个搞哲学的奥普拉特，此人粗俗鲁莽，戴着顶棕黄格子的鸭舌帽，穿了件开缝很大的套袖大衣，一双淡绿色的眯缝眼，那张硕大柔软的脸如同一团揉好的发面。奥普拉特的正式、合法职业是哲学家，而且这一点可以在他身份证上相应的栏目里得到证实：奥普拉特博士是哲学家，如同伊马努埃尔·康德以及巴鲁赫·斯宾诺莎或者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是哲学家一样，也就如同我是个作家和文学翻译一样。鉴于我的职业本来就够可笑的了，所以提及这些伟人也只是为了别让人觉得我比现在还要可笑，因为享有这样头衔的真正作家——有时候还兼翻译家——我可以整整齐齐地罗列出一大堆来。搞翻译也使我的瞎折腾在一些人的眼中，尤其是在政府部门看来，纯属一是一、二是二的行当，不过虽然原因不同，可我自己也这么认为，觉得这工作或许是给人某种有根有据的职业印象。P1-3

“……把小提琴的声音拉得更低

让身体化作烟霭升上天际

云霄里自有你的坟场

上边没有下面这样拥挤……”

原著序——引自鲍尔·策兰《死亡赋格曲》

幸存者的呐喊

如果你尚未看过这部小说，请先读上面这首诗。它会有助于你理解将要阅读的这本书的含义。

6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纳粹集中营里的白骨仍历历在目之时，奥地利诗人、大屠杀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鲍尔·策兰便以这首著名长诗，形象、深刻地展示了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迫害者的悲惨经历，强烈地触动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痛点。奥斯威辛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地名，不，它不仅仅是地名，而且早已成为人类当代历史上非人的野蛮行径的代名词和残忍、暴力、践踏人类尊严的概念象征，正如一位德国哲人所言：“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45年后，匈牙利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则用小说的体裁，重复了策兰当年的诗歌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观点：奥斯威辛之后无法再要小孩。这一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总结，犹如一根红线，自始至终贯穿于这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关奥斯威辛题材的三部小说的终结之作《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作为犹太人，凯尔泰斯15岁时和众多生活在匈牙利的同胞一起，被纳粹关进了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虽然这段惨痛的经历仅为短暂的一年，可其间他幼小心灵上所受到的震撼，却给其终生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儿时的所见所闻，像噩梦一样伴随着他步入中年，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作品里的作家兼翻译家“我”正是凯尔泰斯本人的化身。小说在没有任何铺垫、引导的情况下，以“我”对妻子关于能否要个孩子的问题的坚决否定开篇，随后像揭开伤疤似的，一层层打开作者记忆的闸门，让灰黑色的往事弥漫而出，慢慢浸透整部作品。首先，自相矛盾的小说标题，就给人一种荒诞不经的感觉，让人费解难懂，似乎绝非出自常人之口。然而，主人公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讲述，以哲人之观点为佐证，纵横捭阖，旁征博引，经一系列的推论、阐释，竟让人觉得此说的确合情在理。是的，从奥斯威辛魔窟里死里逃生的犹太人，但凡有良知、有境界者，是无法再像正常人那样思考和生活的。20世纪30至40年代对犹太人进行的大迫害、大屠杀，给他们肉体和心灵造成了巨大伤害，使他们对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恐惧。正是从这一被扭曲的心理出发，作品的主人公发出了坚决不要孩子的呐喊，因为他认为，与其让自己的后代到这个世界上来活受罪，倒不如拒绝生育，在他们还没出生之前，就该给他们做死亡哀祷。“比方说，想象那孩子的叫喊，是我们自己孩子的、你的叫喊；比方说，孩子听到了什么话，于是正扯开嗓子大叫；比方说，孩子叫道：‘我不要做犹太人!’我说，孩子不愿做犹太人，这完全是可以想象而且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样的话我便会因为无言以对而陷入窘境，是啊，我们怎能逼迫二一一个生命去做犹太人呢。”贯穿全书的那句“不要!”不仅表达了“我”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悲哀，更是作者对歧视、残害犹太人行径欲哭无泪的控诉。

然而，在断然拒绝生育的同时，主人公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矛盾的。虽然嘴上说得挺硬，但他健康人的天性和本能却始终难以泯灭，“因为这时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尽管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情感硬化”，统领了“我”的整个思维和生活，可他内心深藏的最温柔的情愫，还是从他对孩子模样儿的想象中可见一斑：“你会不会是个黑眼睛的女孩，小鼻子周围撒满了星星点点的浅色雀斑?或者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一双活泼而硬朗的眼睛，恰似灰蓝色的鹅卵石?”字里行间，当父亲的渴望跃然纸上。这种情与理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主人公复杂、灰暗、扭曲的内心世界，使整篇叙述、描写均沉浸在忧伤、哀婉的气氛中，从而奠定了小说沉重的基调。

本书另一个让作者倾注了诸多笔墨的相关问题是生存。在主人公看来，作为一个幸存者，一个生活潦倒、婚姻不幸、一事无成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唯一能够继续生存的方式和目的就是工作，即写作，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还能让他存在下去的理由。而写作对他来说，无异于“在给自己挖坟”，一旦辍笔，大功告成，那这坟墓也就修筑完毕，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事实上，主人公的这一生存观，恰恰就是凯尔泰斯自己思想的真实写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奥斯威辛一座集中营就吞噬近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一些人虽然躲过了纳粹惨绝人寰的“灭绝行动”，得以存活下来，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的内心又始终无法摆脱痛苦回忆的折磨，从而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对此，虽然凯尔泰斯也大有同感，觉得难以继续这“幸存之幸存”，但他却找到了一条也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生存之路，那就是写作，“因为在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年逾七旬的凯尔泰斯笔耕不辍，勤奋创作，尤其在中年、晚年著述颇丰，他要在有生之年，不断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传达给后人，让世人永远不要忘记奥斯威辛的惨剧，随时警惕戕害人类的恶势力卷土重来。在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凯尔泰斯深沉地说，他把自己的获奖看成是“欧洲又重新需要奥斯威辛的见证者被迫所亲历的经验的一种迹象”。在同年荣获另一个德国文学大奖的授奖活动中，他援引德国诗人、剧作家汉斯·萨尔的话说：“我们是仅存的证人了，尽可能多地向我们提问吧，我们就是为此还活着……”

在涉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篇幅里，与当代诸多后现代派作品对大屠杀的描写手法一样，凯尔泰斯没有义愤填膺地从正面揭露当年纳粹惨无人道的杀人罪行，而选择了一个与当时数不胜数的骇人听闻的惨案相比，似乎略显平淡的“老师”的故事，从对极端情况下生死之间的冷静、理性分析，阐述了生存之意义这一深刻的主题。“老师”原本因多得的干粮而增加了一分生机，而又由于良心发现，想物归原主，却导致自己丧失了性命。这看似荒谬的故事无疑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哲理：在一个不讲理性的、非人性行径肆虐的时代，理性之光显得何等微弱、渺小，在野蛮、残暴的极权专制下，对理性的追求往往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凯尔泰斯。伊姆雷一生与德国文学、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真正的写作就是始于接触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之后。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德语文学、哲学名著，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来充实自己的写作内涵，增强其思想深度。这一点，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阅读此书，你自始至终都会感觉到日耳曼语言文化对作者本人产生的深刻影响，无怪乎有人认为，凯尔泰斯的著作在德国远比在本土更受重视和欢迎。2005年5月3日，值欧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60周年之际，柏林自由大学同时向凯尔泰斯和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诺奖双雄同台辉映，更显示出凯尔泰斯在德语文学领域里的影响和地位。

与凯尔泰斯自称为“无命运之人生”三部曲的前两本书《无命运的人生》和《惨败》相比，《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这部小说中，更多地融会了作者广博、精深的哲学理念。作者将诸多心理分析和人生思考，穿插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之中，让文学描写与哲学阐述交相辉映，使全书散发着浓郁的哲理气息。在写作风格上，作者采用了极为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以内心独白的意识流形式，在时空交错之中，把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经历，与妻子的相识、相交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一幅幅亦真亦幻、似梦非梦的支离破碎的画面，无序、零乱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使全书在既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没有章节和段落划分的情况下，围绕着“不要孩子”以及“幸存”这一内涵深邃的主题构成了一个整体，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种新颖、独特的篇章结构，极大地增加了阅读此书的难度，因此，中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尝试对一些词条、概念作了脚注，以方便读者理解、查证，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如果你看完了这部小说。不妨再读一遍上面那首诗。这会加深你对已经读过的这本书的认识。

宋健飞

2005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