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庆邦的小说,虽然很多故事都没有经历过,但是那些场景却都那么熟悉,那些话语、那些笑容甚至那些心情都似曾相识。像“长虫”、“扁嘴”、“材坏”、“薅草”、“添箱”等等这些特有的地方方言,恐怕不读刘庆邦的小说,很难再想得起来。对于河南人来说,这些故事眼熟但却不落俗套,而对于不是河南人来说,这些故事也都不疏远,那些普通的人、普通的事都蕴藏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他用娓娓的语调向你流畅地到来,故事没有雕凿的痕迹,但是每个故事都让你有不同的感慨。从某种角度上讲,刘庆邦不像是一个小说家,而更像是一个说书人,他的文字通俗和读者没有任何距离,就像他在你的面前向你娓娓道来,偶尔还穿插点奇闻轶事和荤段子吊吊胃口。
这是刘庆邦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共19篇。据说刘庆邦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中国的契诃夫”,言下之意是说他的短篇小说有类似于契诃夫的风格:短小精悍、结构紧凑、生动幽默、人物刻画地惟妙惟肖。并且和契诃夫一样,刘庆邦更关注那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离婚申请
窑底下什么样的事故都会发生。有人被一头尖的柞木扦椽刺中了肚子,扦椽一端戗在溜子里,溜子还在运行着。那人双手在前抱着扦椽,想把扦椽拔出来,不料扦椽斜刺里从后胸穿出来了。回柱工用小绞车从废巷里往外回柱子,钢丝绳突然断了,回弹的钢丝绳从一个回柱工的脖子里抹了过去。回柱工还站得直直的,抬着的手臂还未及放下,他的人头已落在脚边的煤窝里了,茬口处齐刷刷的。相比之下,李云中的死法比较平常,他就是脑袋被砸漏了。
李云中正在溜子机头处埋头干活,上面垂下一根铁梁,砸在他后脑上了。他戴有胶壳安全帽,倘下面没有硬物垫着,他的脑袋还不至于漏。在铁梁砸下的同时,机头浑铁一块的防护罩从下面顶住了他的脑门子,两下里一挤,喀嚓一下,他的脑袋就漏了。用锤子在石板上砸核桃,如果使过了劲,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响。一时间,工友们都说,不行了,李云中的脑袋漏了。
他们不说李云中的脑袋烂了,也不说李云中的脑袋碎了,这个那个,说的都是李云中的脑袋漏了,众口一词似的。这种说法有点轻描淡写,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隐晦,让局外人一时不好判断人的脑袋是怎么个漏法。人们想到日常用的锅碗盆罐,那些东西漏汤了,漏水了,才说漏。人类至高无上的脑袋怎么也说成漏呢?那些陶制品,金属制品,漏了可以锔一锔,补一补,再用。人的脑袋漏了,难道也能用锔子锔,补丁补吗?
矿上的工会副主席王承坤,一听说窑下有人出事,马上往窑底现场赶去。只要矿上出了工亡事故,王承坤每次都参与善后工作,他有资格比较早地得到消息。救护队员的行动算是快的,王承坤和扛担架的救护队员几乎同时赶到事故现场。王承坤近前一看,李云中的脑袋漏得一塌糊涂,已不可收拾。不可收拾也得收拾。救护队员带去的有大口径的、黑色的塑料袋,王承坤让救护队员把李云中装进塑料袋里了。在王承坤的指挥下,几个救护队员把袋口张开,是自上而下兜底装的。王承坤一再对救护队员说,小心,小心,轻点,慢点,像是怕把李云中碰疼似的。王承坤也搭了手,他对李云中也有话说,他说,好伙计,没事儿,走,你跟我走,下班了,咱上去洗个澡,哎,好,好……
把李云中抬进矿上医院的太平间里,救护队员的任务就完成了,人就撤走了。按照善后工作的惯例,王承坤在另一位善后工作人员陪同下,要把李云中全身上下检查一下,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什么遗物。下窑的矿工,汗一身,煤一身,一般不带什么贵重的东西,口袋里不过是几张零钱,一块旧表。当然,也有的矿工爱在贴身的口袋里装一张全家的照片,一个孩子的照片,或一个女子的照片。近年来,王承坤在工亡矿工的口袋里找到的护身符比较多。所谓护身符,就是用一小块黄绢,缝一个比扑克牌还小的小方块,上面写上护身符几个字。每次从死者身上看到护身符,王承坤都心生感慨,矿工生怕护不住自己的身,才花钱请来了护身符,谁知道呢,连护身符也保护不了矿工的身啊!这些遗物,王承坤都会妥善保管,在适当时机交给工亡矿工家属。也不是什么遗物全都交给工亡矿工家属。比如在某位死者的口袋里找出一张女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眉目含情,姿色出众,明显不是死者妻子的照片,出现这种情况,要不要把女子的照片交给死者的妻子,就要慎重考虑。为避免死者的妻子心灵上有可能会受到伤害,还是把照片压下来好一些。
冬末春初,天气还很冷。李云中上身穿了一件工作服,外面还穿着一件棉坎肩。棉坎肩是再生布再生棉做成的,是矿上发的劳保用品。再生布比较稀薄,一剐就破了。凡是破的地方,李云中都是用炮线连缀上了。尽管如此,里面的棉絮还是露了出来。再生棉本来就有些黑,一沾满煤粉子就更黑。李云中的扣子倒系得很整齐,五个扣子全都系着。王承坤把李云中棉坎肩的扣子解开,手伸进里边工作服的口袋里,从中掏出一个折叠着的牛皮纸的信封。王承坤想到了,若是李云中还活着,他不会允许别人掏他的口袋,因为人的口袋多多少少总是代表着个人的一点秘密。李云中一死,他的口袋就不再属于他,他的一切就全部开放了。王承坤以为信封里装的是未及发出的信,他抽出里面的两张信纸,展开一看,不是信,是一份申请书。他只把前面的一张写满字的信纸匆匆浏览了一下,第二张信纸还没看,就把两张信纸按原样折好,装进信封里去了。他意识到,这份申请可能与死者在窑下出事有些关系。另一位善后工作人员问他,是信吗?他说不是,是申请书。同事又问,是入党申请书吗?王承坤没有回答是什么性质的申请书,他有些含糊,说就是一般的申请书。说着就把申请书放进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兜里了。这只带拉锁的小提兜是专用提兜,一听到有死人的消息,他就把这个提兜抓在手里。死者的遗物也都是先放进这个提兜里保存。
李云中留下的遗物是一份离婚申请书。王承坤回到办公室,才把李云中的离婚申请书仔细看了一遍。李云中使用的是流行的说法,说他和妻子孙宝英感情破裂,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了。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孙宝英起了外心,背叛了他的感情,和别人好上了。这个别人不是别人,就是村里的支书田怀金。孙宝英带着孩子从农村老家农转非来到矿上后,因矿上没房子,他们就在附近村里租了田怀金家的一间原来喂牲口的房子住。田怀金表面上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出来进去不大答理他们,背地里不知怎么就和孙宝英勾搭上了,他一下井,两个人就跑到一块儿去了。李云中说他决不是多疑,瞎猜,他有事实根据。有一天他上夜班,因手指受伤提前回家,就碰见姓田的和孙宝英正在一块儿睡。为这个事,孙宝英曾对他下跪过,还抽了自己的嘴巴,保证今后一定改过。谁知道,这个女人的话根本不可信。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自家床上把两个不要脸的东西逮住了。李云中说,他多次对孙宝英口头上提出离婚,孙宝英不同意。有时虽然同意了,但让她跟他一块儿到矿区办事处去办离婚手续,她又不去。实在没办法了,他才写出这份书面申请,请领导根据实际情况,批准他和孙宝英离婚。书面的东西一般都有强调,李云中的离婚申请书里也有强调。他强调说,自从发现孙宝英有外遇后,他心里一直非常痛苦,精神上成天价恍恍惚惚,觉得干什么都没劲,活着也没啥意思。这样下去,他担心会影响他在井下进行安全生产,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他恳求领导,从人身安全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为他解除后顾之忧。看完了李云中的离婚申请,王承坤觉得李云中真是言中了,他们的夫妻关系问题,果然影响了安全生产,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王承坤很替李云中可惜,也替李云中难过,李云中的离婚申请书还没来得及交出去,人就不行了。这一下,李云中的婚就不用离了,他一死,他和孙宝英的婚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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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改变的梦境
我夜里做梦,梦见的多是儿时在河南农村老家的情景。还是那两间半草房子,大风一刮,房角的草檐直呼扇,眼看要被大风掀翻,卷向空中。这时勇敢的二姐爬上去了,用身子压住房檐,直到风渐渐小下来。门口一侧还是爷爷栽下的那棵石榴树,树上开满了红花,树下的地上也落了一层花瓣。我梦见两个姐姐都没有出嫁,我也没有结婚,我们还是一块儿推磨,一块儿摸鱼,一块儿踏着月光去外村听戏。当然,我梦里出现最多的还是母亲,饿了,母亲给我拿红薯,冷了,母亲给我做棉袄。母亲好像并没有去世,永远都那么慈爱地看着我。
我在故乡长到十九岁,而出来谋生已三十余年。论时间长度,在外面待的时间更长。论生活经历,后来的经历更丰富。可是我不明白,梦里重温的为何都是少年时代的记忆呢?为什么后来的生活都难以人梦昵?难道梦就那么挑剔,它只选择我未成年时的生活,不承认我长大成人后的经历?
出这本书时,我把其中的故事与我的梦一对照,未免吃惊,原来我的小说故事也多是以儿时的记忆为蓝本的。有些故事虽说是在外地听来的,但从我心里一过,一变成我的小说,人物、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人物说话的口气,必定打上家乡人的烙印。看来儿时和地域的影响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决定性的,如同我们不能自由地支配梦境、改变梦境。我们用小说做成的梦,也离不开生长期时所处的环境。在生长期,人的记忆仿佛处在吸收阶段,一过了生长期,记忆吸收起来就淡薄了。这大概是我们的宿命。
2004年3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