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从哲学思想的角度，为自己的人生轨迹和部分学术成果做了梳理和评述。这部书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刻思考、对传统文化现实意义的深层探究、对编纂《儒藏》和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深谋远虑，使人们对于“望之弥高”的哲学，倏然茅塞顿开、耳目一新。

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的哲学，这种合一的思维模式当然有其意义。中国的普遍和谐观念，讲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四个层次。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前言

自序

我的哲学之路

我的哲学之路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论“天人合一”

“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

论老子的书和他的思想

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

论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

孔子儒家思想——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论“道始于情

对中国现代哲学的思考

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现代哲学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

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

“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

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理解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沉思·探索·融通——张申府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

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

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创新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及几点意见

再谈我们为什么要编纂《儒藏》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

——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合理的有意义的建构，那么我们就可以由上述三对基本概念构成三个基本命题：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

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次会议特设了“中国哲学圆桌会议”。我在圆桌会议上有个发言，题为《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我在会上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刘述先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中有一段记述我当时发言的情形说：“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1984年我把上述发言加以补充，以《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为题发表于这年《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上。后来又加以补充，以题为《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收入《儒道释与内在超越》一书中。

在我的论文中，不仅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而且也是道家甚至中国化的佛教(如禅宗)思想的基本命题。所谓“天人合一”，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家大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许多古代哲学家都明确地说：哲学就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学问。“知行合一”是要求解决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如何认识自己、要求自己，以及应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是关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认识原则的问题。“情景合一”是要求解决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和其创作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等各个方面。但是，“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它最能表现中国哲学的特点，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宇宙总体统一的发展观。因此，“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是由“天人合一”这个根本命题派生出来的。这是因为，“知行合一”无非是要求人们既要知“天(道)”和“人(道)”以及“天”与“人”之合一，又要在生活中实践“天(道)”和“人(道)”以及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人(道)”本于“天(道)”，所以知“天(道)”和行“天(道)”也就必然能尽“人(道)”。人要知和行“天(道)”，这就不仅是个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道德实践问题。人要知和行“天(道)”，就必须和“天(道)”认同，“同于天”，这就是说必须承认“人”和“天”是相通的。因此，“知行合一”要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情景合一”无非是要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正如庄子所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就是说，“情景合一”也要以“天人合一”为根据。

P7-8

汤一介先生的《我的哲学之路》首次从哲学思想的角度，为自己的人生轨迹和部分学术成果做了梳理和评述。这部书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刻思考、对传统文化现实意义的深层探究、对编纂《儒藏》和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深谋远虑，使人们对于“望之弥高”的哲学，倏然茅塞顿开、耳目一新。

作为一位植根于朗润园的学者，乃父是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国学名宿汤用彤大师，夫人是我国当代比较文学扛鼎学者乐黛云教授。因此，作者的人生轨迹既得益于家庭和北大的人文渊薮，更与他的人生遭际与学术经历密切相关。“文革”之后，作者有一条刻骨铭心的教训：“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可以相见这部书敢于讲真话，既敢于解剖自己，也敢于触忤时弊。

本书《自序》一开端，虽然作者无可奈何地回答了比利时鲁汶大学女大学生的提问，但其内心仍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苦涩余波，从中读者也真真切切感悟到中国哲学曾一度闭塞保守的痼疾之所在。

作者不仅用真实的情感追述往事，在不同的旅程上为自己的精神画像，而且在治学上也尽可能客观地评述前人，因而书中也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群落的画像。如对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理解、冯契《智慧说三篇》、张申府“大客观”、“家常话”的评述。以及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的激进主义，胡适、丁文江的自由主义，严复、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学衡》的保守主义等的是非功过，都做出了肯綮有力令人心折的论述。从而，也折射出作者在哲学探索的道路上丰溢的思想脉络。

明末大儒顾亭林有句名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肉食者即统治者，是掌管国家机器的。而天下的道德文化则是老百姓的事，人人有责。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相继不绝，是因为她从人类善性出发，已形成了一套最能符合人性、切近人情的伦理观念。而这一套理念正是作者在本书中继承传统、奋力创新的宗旨。

今天当我们憧憬人类“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想时，谁能想到最早提出“普遍和谐观念”的也正是作者。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思考这一问题：“我当时就想到，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悲惨的时代。而今，虽无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不断，人类社会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需要解决的应该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要实现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他从中国哲学的大本大源“天人合一”这个基本命题中，诠释出一套与此思维模式相一致的宇宙人生理论，即“普遍和谐理念”。它包涵四个层次：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之后，作者在《论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哲学中‘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等多篇文章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20多年前，正是作者真正哲学之旅的起始阶段，就气势如虹地提出这一前瞻性的理念。我们不得不说，当今，这是一种何等珍贵的人类文化发展的金科玉律！

184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被殖民，在文化上虽然没有被殖民，但是走到今天，我们举目四顾，真是感受良苦。一方面外来文化汹涌而袭，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崇洋媚外的景象也愈演愈烈。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篇长文。他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并将他所假想的“儒家与伊斯兰联盟”视为“西方文化”的敌人，以此来保持西方的霸权主义。将西方文化奉为圭臬、抹杀东方文化价值的悖流，至今仍在汩涌。英国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2005年10月出版的《不太像外交官》一书中，公开否认“亚洲价值观”，而且认为“西方以及所谓的儒家世界并没有文化上的差异”。对于这些悖谬之噪，作者绝不惟西方马首是瞻，而是以东方学人所特有的和平意态，镇静自若地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精慎致用的价值：“孔子的‘仁学’是要用‘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孔子的这套‘仁学’理论，虽不能解决今天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但作为一种‘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和谐相处，无疑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于是，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在全书中，如此赋性大度、条理缜密的论述，可以说篇篇都令人感到餍心切理，既能廓清悖谬，也使读者体察到作者在自己的哲学征程上燃烧着一腔爱国激情。

记得2005年6月18日，作者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上为唤醒青年一代的“文化自觉”，曾痛切地自谴：“就国学基础和西学基础而言，我们这一代学人总体上不如我们父辈一代学人做得好。”即使如此，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气氛的活跃，我国知识分子都倦倦于振兴中华。作者不仅为国内外文化交流，常常奔波四海，足迹天下，而且在领衔编纂《儒藏》、创建中国解释学上立下了荜路蓝缕之功。作为弘扬传统文化之后劲，是当之无愧的。

《儒藏》是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其功德在于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加以“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功德在于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前者侧重于“收藏”，后者侧重于“开发”。只有“收藏”，没有“开发”，我国文化瑰宝仍然束之高阁；只有“开发”，没有“收藏”，我国丰润的文化瑰宝则陷于贫瘠。所以，实现中华文化大复兴和大发展，构架《儒藏》和中国解释学这两大文化工程，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当前，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目光发其端，并渴望一批批高才志士大展鸿图衍其绪，实在是功莫大焉。

中国哲学跟中国的经、史、子、集以至于音乐、美术、舞蹈等的道德取向是同一套文化符号，她兼容并包、有容乃大。因此，作者的哲学之旅是一段极其壮丽的行程。

王懋昌

2005年12月于六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