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本书为丛书之一，记录了一百年前自遥远的英伦来的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在中国从香港到山海关旅行写生的经历，画面和文字里洋溢着他对中华山水的热爱和对中国文明的尊重。

他一百年前自遥远的英伦来，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描绘中国；他饱览大江南北的秀丽山水，蒙慈禧格外开恩在颐和园逗留作画；他怀着对华的巨大敬意归去，贡献给世界这一本图文并茂的杰作！

描绘中国：画家的使命

第一章 香港

第二章 新旧九龙

第三章 澳门

第四章 广州

第五章 从城墙看广州

第六章 上海

第七章 上海老城

第八章 上海(续)

第九章 苏州与太湖

第十章 平湖

第十一章 杭州西湖

第十二章 杭州城

第十三章 告别杭州

第十四章 日本

第十五章 北戴河

第十六章 山海关

第十七章 天津

第十八章 北京

第十九章 游北海

第二十章 天坛

第二十一章 雍和宫

第二十二章 孔庙与国子监

第二十三章 十三陵与南口

第二十四章 远观颐和园

第二十五章 获得敕令

第二十六章 颐和园

第二十七章 返回北京

维多利亚城的建筑精美绝伦。只需举几个例子——香港汇丰银行、香港俱乐部、新法院和建造中的邮局。这些建筑均临海而建，大多坐落在由卓有远见又干劲十足的殖民者领袖填海造出的土地上。后面高处靠近植物园、俯瞰整个市区的是总督府，恰似在看顾着这块殖民地及其居民的命运。

街景富有情趣而又国际化。这儿是英伦风情的商号，那儿是服饰鲜亮的游人，男男女女刚从客轮上下来，尽量利用在港口逗留的短暂时间到处游览。还有大声叫嚷着、渴望拉上客人的轿夫。这就是这个东方门户的特色：繁忙而商业味十足。

最有意思的就是沿港口边漫步了。西从堪称这个殖民地中心的香港俱乐部出发，可以见到天星码头，有蒸汽渡船定期来往于这里和九龙。在宏伟的现代化建筑(即轮船公司及其他商户的办公楼)对面是各种各样的码头和驳岸。码头间摩肩接踵地挤着许多本地船，船主就住在船上。他们随时可把各类货物运到泊在港口的船上，或香港其他任何地方。还有更小的舢板，用来载客或捕鱼。所有本地船在夜间需推离岸一定距离。它们均有编号，客船有执照。这样警察有每一艘船的信息，以保证乘客能安全乘坐。多走几步，会注意到房屋大多住的是华人。在繁忙的街道上，苦力们从船上来回搬运着从大包的棉花到捆在笼子里尖叫挣扎着的猪的各色货物。更远处是各个轮船公司的码头，经营着通往澳门、广州及西江的航线。蓝袍是中上等本地人常穿的颜色和式样。苦力们穿的衣服各种颜色都有，叫人眼花缭乱。宽边草帽像是用来当伞一样遮阳或挡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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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盛之于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海外汉学，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便是“游记汉学”，亦可称之为“记实汉学”(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考古报告)；其后发展为“宏观汉学”，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东渡日本或下南洋。外国人也不断来华，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不过，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入贡和从事贸易等，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

外国人的来华游记，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外，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如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他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蒙古史》的出使报告。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间谍”角色。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继此之后，又有鲁布鲁克(GuilJaume de Roubrouck，1215-1270年)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1286-1331年)于1318-1328年出使中国，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出使中国，孟德高维诺(Jean de Mont-Corvin，1247-1328年)于1289-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其中最有影响者，非马可·波罗及其传世名著《寰宇记》(1298年)莫属。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死后发现了美洲。”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为寻找“契丹”和“日本国”，才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又具有外交特色，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

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冶。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Hatteo Riccl，1552-1610年)。他自1582年入华，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他留下的那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1615午)。在这个时代，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有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商人等，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他们所属的地区，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此时来华的外国人，除了为“朝贡”贸易之外，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中国依然为“天朝上国”，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

到了清朝后期，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外国来华人员更多，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一类的“国中之国”。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任人出入。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面。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最新奇的是，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考古学家、史地学家、人类学家、矿业学家、气象学家、动植物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艺术家。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弱国无外交。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已经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或者就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出使报告、信件、游记、考察记、考古报告。他们的这些著作，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如宫廷斗争等)。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

在清代，这些来华的外国人，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素之外，还有文化与文明上的不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悬殊，从而造成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既有真实仔细的一面，又有于其有色眼镜之下变形的一面。但这些人中确有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怀着崇仰的心情，不远万里，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站在一种不同的立场上，用一种异域人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明者。心怀恶意者，确有其人；疑惑不解者，不乏其例；更多的人则是在对中国文明误解的基础上，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念。

这些外国来华人士，所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各有所别。许多人来华之前，便听惯那些有关中国的老生常谈，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他们有些人在华停留时间不长，有的甚至仅仅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的记述是否会带有成见、歪曲和不实之词呢?这恐怕是我们面对任何历史资料时，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时，不是也存在大量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各取所需地作取舍的做法吗?任何历史资料，只要经过人工整理编纂，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整理者的立场、观点、愿望的遗痕与色彩，从而给后人带来了大量辨伪的工作。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更何况那些洋人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20多年了，中国的读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了，完全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可以通过现象而看到本质。他们可以区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也善于区别历史与当代。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过分担心。

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在10年前就曾预言过，中国学术界继文化热之后，必然会出现一股旅游研究和著述热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人写的游记和考察记、古人游记著作的研究与再版、外国人入华旅行记的翻译出版，已经热热闹闹地哄动了一段时间，目前依然是方兴未艾，大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与前途。这种倾向与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注重口传史学、口述史学之类“活史学”的潮流，也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

外国来华人士的亲历记述，种类繁杂、语种颇多、数量庞大，特别是难以觅寻。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他也不可能找到所有这些书，更不可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著作。我国过去曾陆续翻译出版过其中的一些，但毕竟是沧海一粟，实难满足广大读者、科研教学工作者的需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果断决策，推出了一套《亲历中国》翻译丛书。这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气魄的正确决策，必然会获得圆满成功。这也是出版家为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贡献。

《亲历中国》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补不足之处。

本丛书的译文力争达到高水平的信达雅，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

在《亲历中国》丛书出版之际，笔者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又陵先生、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周玉玲先生之邀，草书本序言，以表心意。衷心祝愿这套丛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理解和认识国外的中国研究，进而借他山之石攻玉，促进本国学术发展，能有裨益，做出贡献。

耿异

2004年4月20日于京西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