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然而他又对早期法国汉学的创建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书作者长期以来多方搜集黄嘉略的书稿和各种相关资料，通过考证分析，回顾了黄嘉略的生平，介绍了他的著述成就，评述了他在早期法国汉学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前言

第一部分 身世

 一、家庭及童年

 二、在罗马的日子

 三、初返巴黎

 四、家庭生活

 五、失去了一次回国的机会

 六、与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合作

 七、客死异乡

第二部分 业绩

 一、编写《汉语语法》

 二、编写《汉语字典》

 三、介绍中国

 四、对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影响

 五、结束语

附录

 一、黄嘉略罗马日记

 二、四川教友致黄嘉略函、李若望函

 三、四川教徒梁弘仁函

 四、黄嘉略的《汉语语法》序

 五、孟德斯鸠的《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

 六、黄嘉略致奥尔良公爵函

参考文献

梁弘仁此番奉派返回欧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述职，而是肩负着向教廷反映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情况和意见的重要使命，在这个问题上，他所代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多明我会的看法和做法基本一致，与耶稣会则针锋相对。是非曲直有赖教廷作出判断，在中国究竟应该如何传播基督教，有待教廷作出重大决断。

“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其延续时间之长、争斗之激烈、影响之深远，都堪称空前绝后。记述和探讨“礼仪之争”的著述很多，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这一事件作全面的评述，只想简述一下它的发展过程，以便帮助不从事专门研究的读者了解梁弘仁返回欧洲的背景。

“礼仪之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葡萄牙和法国在亚洲扩张政策上的对抗，也有天主教各个修会之间因历来不和而形成的恩怨，更有在如何执行教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国礼仪这个问题上，因而被称作“礼仪之争”。

举行特定的仪式礼拜孔子、祭祀祖先，这是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传统，就其内涵而言，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外化。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在与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接触中，他深切地认识到，敬孔和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想要在中国广泛传播，必须尊重中国人的这一习俗，否则便难以争取信徒，从而葬送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所以，他主张对中国礼仪采取宽容态度，依据实际情况作通融处理，允许中国教徒与非教徒一起参加敬孔和祭祖的各种传统仪式。利玛窦去世后，接替他主持在华传教事务的龙华民虽然也是耶稣会士，但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却与他的前任意见相左。十七世纪30年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先后从菲律宾来到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利玛窦的主张和做法必然危及基督教教义的纯洽陸，因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ean-Baptiste Morales)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a a Santa Maria1602—1669)于1633年来到福建传教，他们对耶稣会的传教方针极为不满，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迟至1683年才进人中国，但在“礼仪之争”中，他们毫不迟疑地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于是，在“礼仪之争”中，欧洲在华传教士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以绝大部分耶稣会士和部分方济各会士为一方，其它传教士为另一方。

        P16-P17

在一些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见到过Arcade这个名字，特别是艾丹妮(Danielle Ehsseff-Poisle)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版了两部有关这位中国人的著作后，Arcade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更多的西方汉学家和中西关系研究者的著作中。就我所见，Arcade是在法文中的常见拼法，在其它西文著作中则常常被写作Arcadius或Arcadio。他姓黄，有人按照如今的汉语拼音写作Huang，有人依照过去的习惯写作Hoang，而在他生前，除了Hoang以外，还有人写作Hoamg、Hoangh、Hoange和Ouang。尽管许多西方学者对于Arcade已不感到陌生，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Arcade至今依然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1986年之前，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位学者曾经提到过他，而且只知其姓，不知其名。1986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依据我所查找到的可靠资料，称他为黄嘉略。这个名字从此被国内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们普遍接受，不断出现在学者们的著述中；在一些国内或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时而也能听到这个名字，这让我颇感欣慰，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位平凡而又不同寻常的小人物，终于在将近三百年之后开始为他的同胞所认识和肯定了。

然而，嘉略其实不是黄先生的本名，而是他受洗时传教士为他起的西文教名Arcade的汉译。他的一封亲笔信表明，他的本名是黄日升。那么为什么不称他为黄日升而称他为黄嘉略呢？原因是我在1986年发表第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时，还不知道他的本名，而当我发现他的本名时，嘉略这个名字已经被学界接受，开始出现在书刊中了。尽管按理说我们应该改称他为黄日升，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教名是洋人起的洋名，虽然已经译成中文，叫起来还算顺口，毕竟还是有些不伦不类。可是，考虑到黄嘉略这个名字已经被学界接受和习用，如果骤然改称黄日升，可能会令人误以为这是两个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斟酌再三，我决定继续称他为黄嘉略，因为归根结底，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只要大家都知道而且承认这个符号所代表的那个人，至于这个符号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大号国栋、国梁的人未必是旷世奇才，小名阿狗阿猫的人不见得没有丰功伟绩。

2000年仲夏我再次在巴黎小住，从1982年首次访问这座以花都闻名于世的美丽城市算起，这次大概是第七次了。该看的名胜古迹大多已经看过，最初的那种新鲜感早已消失，巴黎的景色依旧婀娜多姿，却难以再像当初那样令我激动了。然而，有一个景点以前不曾去过，这次非去不可，那就是当费尔—罗什罗地铁站附近的地下墓地。倒不是因为地下墓地的景色独好，而是因为黄嘉略的遗骨很可能就在那里。黄嘉略生前居住在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卡耐特街，离他住所最近的公共墓地在塞纳河彼岸，距大菜场(Ies Halles)不远处。我估计，以他的家境和身份，他死后很可能下葬在那里。十八世纪下半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那个公共墓地上建起了房屋，掩埋在那里的死者全部移葬他处，无人过问的遗骸都被遣送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地下墓地。女儿是黄嘉略的唯一亲人，可是她在1735年20岁上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就是说，她来不及为他父亲迁坟改葬就死了。因此，如果没有意外的原因，黄嘉略必定随着成千上万的亡人移居到地下墓地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望他，尽管我并不知道他是否确实安息在这里，况且，即使他确实长眠在这里，我也根本无法从数十万具遗骸中把他辨认出来。地下墓地由若干条曲曲弯弯的小径组成，长度将近两公里，小径两侧各有一道用骸骨垒成的矮墙，所有遗骸都已经被拆散，分门别类地集中安放，这边是腿骨，那边是臂骨，另一个地方堆的是骷髅。沿着漫长而弯曲的小径，我边走边看边想，除了我还有谁知道，这里可能长眠着一个中国人？谁曾经专程前来探望他？他生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孤苦无助地生活了十余年，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死后和数十万具遗骸寂寞地安息在漆黑而潮湿的地下，不但从来没有人来为他扫墓，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他。作为他的同胞，我来了，把我对长者的尊敬和对朋友的怀念真诚地奉献给他。但愿他彼岸有知，能够感到一丝淡淡的欣慰。

十六世纪初，欧洲传教士随着商船和战舰来到中国，由此拉开了历史上又一个中西交往高潮的序幕。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的百余年中，数百名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传播福音，其中不少人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有的甚至终老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同一个时期中，去到欧洲的中国人却寥若晨星，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十八世纪以前，曾经踏上欧洲土地的中国人只有三位：1645年跟随法国传教士罗历山(Alexandre Rhodes，1591--1660)赴欧的郑玛诺；1651年跟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前去罗马的青年教徒，此人在西文文献中名叫Dominique，他的中文姓名没有留下记载；1684年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游历英、法等国的沈福宗。郑玛诺离开中国时是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1651年到达罗马后，在罗马和波洛尼亚等地的耶稣会学校学习，结业后担任教职，1662年前往葡萄牙，候船返回中国，四年后终于成行，1668年返抵澳门。卫匡国的随从是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位青年教徒，在欧洲期间备受欢迎，据说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曾亲自接见他。此人并未随卫匡国返回中国，后来不知所终。沈福宗的名气远远超过上述两位，他在法国逗留期间，曾在凡尔赛宫晋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用拉丁语回答国王的询问，为国王表演用筷子进餐。在与法国公众的交往中，他介绍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展示了孑乙子的画像，表演用毛笔写字。1687年沈福宗随另一位耶稣会士到达英国后，在牛津与著名学者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多次交谈，内容涉及汉语、中国的地理和度量衡以及围棋等，大英图书馆至今依然保存着海德与他的谈话记录。进入十八世纪后，有一位中国人于1704年随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抵达巴黎。巴黎国家档案馆中的一件文献简略地谈到了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人，说他在讲法语时，总是依据东方人的习惯，用人称代词加动词不定式组织句子；他很喜欢向法国人展示他的中国服饰，腰间挂着许多小袋子，里面装有烟叶、小刀和称银子的小秤等物件。黄嘉略虽于1702年年底抵达巴黎，但仅作一个多月停留后就继续前往罗马，当他从罗马回到巴黎时已是1706年，所以，尽管他是十八世纪抵达法国的第一位中国人，但就他实际发挥中国人的作用这一点而言，我们宁可把他看作十八世纪来到法国的第二个中国人。

黄嘉略与在他之前来到欧洲的中国同胞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他并非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从1706年起就定居巴黎，直到去世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其二是他与法国女子通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就这两点而言，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人。不过，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国定居并娶妻生子的第一位中国人，那就没有为他树碑立传的必要了，事实上，他还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是用法文编写汉语语法的第一人，他是用法文编纂汉语字典的第一人，他是将中国小说译成法文的第一人，他是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给法国的第一人，等等。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著述和活动都很平常，不值得传扬和夸耀，他的业绩因而也就不值得称道。然而，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结论就大不一样了。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神甫在谈及黄嘉略时写道：“在我们的汉学领域里，黄嘉略的到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荣振华神甫在中国居住多年，而且对早期中国与法国的文化交流进行了长期研究，撰写了多部名著，他是在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黄嘉略作出这个评价的，应该说很有份量。可惜，他并不代表更多法国学者的意见。十九世纪著名法国汉学家阿伯 - 雷慕莎(Abel-Remusat，1788—1832)谈到沈福宗和黄嘉略时写道：“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的东西极少，王家学院的任何一个学生学习半年之后，对中文书籍所作的摘录，都能超过他们一百倍。”十九世纪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1849—1925)对黄嘉略的评价也很低：“他于1716年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些价值不大的材料。”他们之所以对黄嘉略的评价很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影响，因为，这位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以不屑的口吻谈论黄嘉略的工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黄嘉略的任何著述都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后人除非到图书馆去阅读他的遗稿，否则无从了解他的业绩，然而，有几个学者舍得花费时间去阅读这些“价值不大”的遗稿呢？于是，黄嘉略就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法国汉学家艾丹妮再次发现这位“小中国佬”(Petit Chinois)。

帮助我认识黄嘉略并下决心对他进行研究的正是艾丹妮。说起来真惭愧，我虽然是黄嘉略的同胞，二十年前对他却是一无所知。1982年第一次访问巴黎时，在一个社区图书馆里读到了艾丹妮的《尼古拉·弗雷莱(1688—1749)，一位十八世纪人文学家对中国的思考》(Nicolas Freret(1688—1749)，Re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ecle eur la Chine)，书中对黄嘉略的介绍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油然而生。依据作者所提供的资料来源，接触了尘封已久的黄嘉略的手稿以及其它一些资料后，我深信这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并且介绍给公众的人物。他虽然没有伟大的建树，也没有留下不朽的著作，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默默无闻地勤奋耕耘，为在欧洲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任何理由让他的名字永远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自此之后，每次出访法国。我总要抽时间四处搜寻他的手稿和有关资料，除了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外方传教会档案室等处外，我还两次专访波尔多，查找孟德斯鸠的手稿，拜谒他的故居拉布莱德古堡。屈指算来，我对黄嘉略的研究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当然，对他的研究并非我的全部工作，甚至不是主要工作，然而，他始终是我最为关注的课题，我从未放过任何能推进这项研究的机会。这些年来，先后发表了几篇介绍和研究他的文章，还曾两次向国际研讨会提供了有关他的论文。一篇文章毕竟容量有限，无法把有关他的各种事情统统讲清楚，而且鉴于他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因而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不得不从介绍他的姓名、籍贯和生平说起，所以内容往往多有重复。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为他写一本书的念头早在十余年前就产生了。然衍，愿望和现实之间总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几次提笔草拟提纲，总觉得资料尚嫌不足，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清楚。撰写有关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时，通常有许多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可以参考，为黄嘉略立传则不同，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书籍和资料可以借鉴，必须全部依靠第一手资料，即黄嘉略的遗稿以及相关的档案或手稿。为此，必须在巴黎逗留至少数月，以便到国立图书馆等处去认真阅读那些二百余年以前的手稿。2000年和2002年，我有机会两度访问法国，阅读、抄录和复制了不少以往由于疏忽或时间不够而来不及搜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终于实现了宿愿，写成了这本多年想写而没有写成的小书，把它奉献给黄嘉略的同胞和曾经帮助过他的法国人民。

艾丹妮女士从比尼昂教士那里借来了“小中国佬”这个称呼，用来称呼黄嘉略，我觉得十分得体，因为黄嘉略确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大人物，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为他立传呢？一句话：我希望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曾经有过黄嘉略这个人，并且晓得他曾经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出过力，做了事，将来无论哪位学者专家撰写中法两国交往史和文化交流史以及法国汉学史时，都不要忘记他，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他几句。果真如此，我就心满意足了，黄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我以往发表的文章和书大多以叙事和考证见长，资料比较多，议论比较少，因而被同行们戏称为“抛材料”。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不是史学科班出身，理论水平比较低，发潜阐幽不是我的强项；其次因为我觉得，史学研究应该以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第一追求，在弄清基本史实之前以少发宏论为好，以免一旦发现史实有误，宏论一垮到底，与其把大楼建在沙滩上，莫如踏踏实实做一点基础性研究，哪怕只搞清一件小小的史实，也有助于推进史学研究。材料可能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找到或搞清的，但应该也必须由大家共享，只有这样，整个学科才能有较快的发展。过去我抛出的材料常有被分享的情形发生，我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本书披露的材料同样有可能被同行分享，果真如此，我又将感到万分荣幸。只是我想在这里向未来的分享者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您在大作中使用本书提供的材料前，最好再核对一下，以免因我的疏漏而给您带来麻烦。

陈志超先生早在1985年就精心审改我的第一篇关于黄嘉略的文章，并介绍给《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刘洁修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多次提供准确的线索，帮我寻找到了没头没脑的中文资料，居间穿针引线的是刘老先生的公子刘巍先生。杰出的孟德斯鸠专家戴格拉夫(Iouis Desgraves)去世前不久，费心为我找到并复印了1713年《文雅信使》上载有中国诗歌的那篇文章。法国朋友索巴德(Patrick Sautreuil)多次为我从巴黎国立图书馆复印资料，并赠送书籍。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热情地为我修改用法文撰写的关于黄嘉略的文章，并为我查找和复印资料。徐斯年先生为我详细解答中国诗歌的相关问题，杨洪为我在美国购买万济国的《官话语法》，汤漪为我修补梁弘仁的画像照片；韩琦先生、顾卫民先生、张顺洪先生、韩秉方先生、徐广存先生对于我为黄嘉略立传一事，极表赞同，给予鼓励和关心。我愿借此书终于出版的机会，向以上这些中法两国的亲朋好友表示深深的谢意。

尽管是套话，也还得说：限于水平，疏漏乃至谬误在所难免，敬请学者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指正。

           许明龙

        2003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