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村位于浙江兰溪西部的一个三县交界处，这里地产丰富，人文荟萃，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后裔最大的一个聚居地。传统文化与市井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给村中近百座精致的住宅建筑，古朴的乡土风俗刻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这份诸葛村乡土建筑研究，是由台湾龙虎文化基金会提供的经费。主持研究的人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楼庆西和李秋香。

本书描述陈志华主要负责研究的总体设计，指导学生测绘，并撰写除《商业建筑》以外的全部文字。楼庆西主要负责摄影和指导学生测绘，并给学生讲课。李秋香除指导测绘之外，还撰写了《商业建筑》一章，摄影并且改绘了一批重要的测图和插图。

前言

历史与人文背景

兰溪县的经济和地理

兰溪的文化

诸葛村的经济和文化

诸葛村的选址与格局

卜宅

环境的创造

村落结构组成

宗祠

宗祠系统与一般特点

大公堂

丞相祠堂

其他宗祠

住宅

美哉轮，美哉奂

基本形制与风格

商业建筑

商业街发展史

上塘的商业和商会

商业建筑

庙宇及其他建筑

庙宇

其他建筑

后记

附录

建筑文化的新因素 诸葛村的经济、文化的新因素给诸葛村的建筑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诸葛村的村落结构和建筑形制、建筑装饰、家具陈设等等，虽然仍然主要反映传统的上层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新的社会特点也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诸葛村在早期也跟附近所有的纯农业村落一样，没有商业街道和商业中心。住宅以一座座的房派宗祠或一座座的“祖屋”为核心形成团块，这些团块再组成整个村落，又以全宗族的大宗祠为整个村落最重要的礼制中心。但是，最迟在清代初年，诸葛村就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了商业街道和紧凑的商业中心。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它们的活力，它们对乡民生活的实际影响，渐渐超过了礼制中心。商业中心的空间也很宽阔，而作为诸葛村最高礼制中心的丞相祠堂却反而因道路改变处于偏僻的位置，门前连一块空场都没有。这现象，十分鲜明地反映出诸葛村从纯农业的宗法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化的历史性过程。

到清代末年，诸葛村在习惯上分成两部分，即“村上”和“街上”。村上主要由宗族管理，街上则主要由商会管理。商会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自治组织，负责调适各方面的利益，还要雇人打更、清扫街道、组织龙灯花灯、承包税务、设立名为“永安会”(或称水枪会)的消防队，在内战频仍的年代，军旅往来，商会还要出面筹款支应。到晚近，连诸葛镇的警察局都是由商界的热心人士筹办的。1939年，商会甚至发行了硬币。宗祠则主管祭祀、修谱、兴学、养老、济贫、祈年、做道场、调解纠纷等宗族的事务。太平天国之后，村子的商业中心在北部的上塘周围，商会设在它的附近。宗族的活动则多在南部和中部的丞相祠堂和大公堂。“街上”和“村上”已经分裂为两部分，诸葛村明显地由血缘村落向业缘村落过渡。这是和商品经济同时发生的历史现象。

药商在外面积攒了钱，仍然按农业社会的传统习尚带回生养他的那块土地，主要的用途是兴造住宅。天长日久，住宅越造越多，诸葛村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些住宅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形制之考究、装修之精致，又都超过了农业社会的实际需要。许多住宅有一个三开间的“厅”，或在楼上，或单独为落地的一“进”，构架精致，装饰华丽，专供阔绰的排场之用，而实际上使用的机会却很少。

“厅”供男性的交往，因此设厅有助于严分男女内外。严分内外是这些住宅的首要考虑，因为家主多在外谋生，家眷留在故乡。封闭内向的形制，高高的围墙，狭小的天井，对外人是堡垒，对妇女是监狱，所以宗谱里就会有那么多的节妇贞女。这种住宅，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镣铐。

诸葛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也体现在建筑装饰上。像在纯农业村落里一样，住宅的装饰也大量使用传统的“诗书礼乐”、“渔樵耕读”、“琴棋书画”或者这类寓意的人物故事的题材。但是，诸葛村建筑装饰还大量使用“聚宝盆”、“古老钱”、“钱串”、“刘海戏金蟾(谐音钱)”之类的题材，触目都是，商人的拜金意识表露得很直率。装饰和装修是手工艺的杰作，虽然大多数仍然保持着从功能和构造衍化出造型的法则，不过，有一些已经显然过分雕饰、纤巧，甚至趋向繁缛。费工费料成了价值观的因素。

每逢新年，大小门上的春联除了耕读文化的传统内容之外，还有许多是热辣辣地企求发财致富的，或者歌颂钱财的威力的。在春联旁边，家家贴上一对金纸或银纸剪的元宝，闪闪有光。

住宅有相当严密的防盗措施。大门扇外面常常钉铁叶子，里面加铁穿带。有些人家，大门用三道门栓，还要挡上闸板。许多住宅，沿外墙的内侧做樘板或木格栅防贼挖墙洞进来。而在纯农业村落里，住宅通常是不闭门户的。

诸葛村的阳宅风水也特别重视“聚财”。例如，住宅天井一定要“四水归心”。所有的正中堂屋，后檐的开问面阔比前檐的都要大一、二寸，使平面形状像“布袋”。如果强求前后一样，则难免会因误差而使前檐的宽于后檐的，那就会像“簸箕”。布袋能藏风聚气，而簸箕则是向外倾倒的。 远出经商，开扩了诸葛们的眼界，减弱了他们的地域观念，减弱了保守性。诸葛村从外地引进好多种大木工流派，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来自东阳。诸葛村的宗祠和住宅大量使用磨砖雕花门脸，当地称为苏砖门头，据说，它们来自苏州，在苏州设计、制作完成之后，由水路运到诸葛村南一里多路的新桥头，再挑到现场装配。这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新现象。

总之，诸葛村的建筑，是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化的初级阶段的建筑，是从血缘村落向业缘村落过渡时的建筑，它基本上保持着农业社会乡土建筑的特色，却又鲜明地表现出新的商业社会的特色。它是正统的上层文化、传统的民俗文化和反映着新的经济因素的市井文化的交汇融合又矛盾冲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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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在乡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家长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文昌(奎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我们因此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这个研究目标本身规定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文献考查。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很大变化，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建筑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更希望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河边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各个层次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村子都已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是写出每个聚落的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要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粗糙，但顾不得了，请读者理解原谅吧!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陈志华

1998年春

这份诸葛村乡土建筑研究，是由台湾龙虎文化基金会提供的经费。主持研究的人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楼庆西和李秋香。

陈志华主要负责研究的总体设计，指导学生测绘，并撰写除《商业建筑》以外的全部文字。楼庆西主要负责摄影和指导学生测绘，并给学生讲课。李秋香除指导测绘之外，还撰写了(《商业建筑》一章，摄影并且改绘了一批重要的测图和插图。参加调查和测绘的建筑学院学生分两批，1992年上半年，有邹革、孙栋、王静、张雪梅、刘畅、徐鸿全、林永煌、杨一诚、方晓凤、卜大苋等十位；当年下半年，有姜涌、唐晓涛、夏非、柳澎、李义波、何可人和高茜等七位。硕士研究生于丽新也做了许多工作。

在诸葛村，我们深深感到父老乡亲的情意。1991年当我们第一次到诸葛村选题，就受到诸葛大公堂理事会的诸葛绍贤和诸葛达的热情接待。我们说明了对诸葛村古老聚落的价值的初步判断，他们很高兴。第二年春天，我们一到诸葛村，这两位先生就向我们提供资料，给我们带路，陪我们访问，还找来各方面知道一点儿历史情况的人，几乎从早忙到晚，就像我们这个工作集体的成员。诸葛村所有的人都认识了我们，随时给我们方便。在村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从邻村访求到了失传多年的宗谱，诸葛楠先生把珍藏多年秘不示人的县志借给了我们，诸葛岳成先生帮助我们查清了上塘商业区过去的全部店铺。诸葛子明先生虽然已经七十三岁，也跟其他几位先生一起陪我们步行到长乐村调查。每当我们想起这许多支持我们、爱护我们的朋友和父老乡亲，我们研究乡土建筑的勇气和决心就百倍地增长。

1996年2月，我们的诸葛村乡土建筑研究成果在台北由汉声杂志社出版，上下两大册。为了更多读者的需要，我们再改写一稿，请重庆出版社出版。主要是压缩篇幅，删去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和一些史料，文字剩下一半，测绘图和照片删得更多些。

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读者，1996年月11日，诸葛村被批准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申请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工作起了很有力的作用，这说得上是我们对诸葛村爱护我们、支持我们的父老乡亲的一份回报吧。

1997年6月，兰溪市政府召集论证会，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的有关负责官员和专家、学者参加议论，正式通过了我们草拟的诸葛村的保护规划。这份规划是由陈志华主持，硕士研究生甘靖中具体操作完成的。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把诸葛村当做一个整体来保护，而不是保护其中的一些重点建筑。我们认为，只有成片地保护一个生活圈，才能比较充分而真实地保护住古代聚落的社会历史信息，比较全面地保护住它的文化内涵和完整的景观。但是，我们并不像世界上一些专家提倡的那样要求保存诸葛村的传统生活方式。限制几千居民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是不合理的，恐怕也是不合法的。但是，生活的迅猛发展，不久之后一定会和古老的村落环境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是可以预先估计得到的。尽管我们在规划中划出了新建商业区和新建房屋区，制定了在保护区内建房的若干规范，提出了一些改善村民生活质量的建议，支持发展旅游业，但是这些矛盾不是可以用任何一种专业的办法完全解决的，只能依靠国家的政策来解决。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村落，是一个文化特区。经济特区的存在要依靠特殊的国家政策，文化特区的存在更需要特殊的政策，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及的事了。

一年多来、诸葛村的保护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丞相祠堂早已收回并且整修完毕；雍睦堂、尚礼堂也已修复，药业展览馆、农耕文化展览馆和建筑木雕展览馆已经开放；文物保护所已经成立。有几座精美住宅的维修也在酝酿之中，更重要的是村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大加强了，订立了保护古村的乡规民约。村民的理解和主动性是保护工作最重要的依靠。

诸葛村名声大振之后，旅游业和商业随着发达起来。一年有好几万游客，大多来自上海之类的城市，也有一些来自国外。为游客服务的配套设施正在逐步建立。大同路成了繁华的商业街。我们在1997年农历四月十四去了一趟，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我们还记得村民的老话：“要看大姑娘，四月十四大公堂”，现在大同路上的漂亮姑娘已经看不过来了。

大同路在马头颈以北，它的繁华不致干扰古老村落的面貌。但是，旅游业有可能会给诸葛村的保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影响不来自游客，而来自个别官员。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眼光，他们并不认识当然也就并不珍惜诸葛村的历史文化价值。他们只知道把诸葛村当做“旅游资源”，可以将文物保护经费做作开发旅游的其他用途而不抢修岌岌可危的古住宅。为了“宣传”，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损害诸葛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的事来。兰溪市一个市委副书记，在浙江全省关于旅游的会议上说，旅游资源到处有，就看有没有胆量去开发。他主张，旅游业就是要“无中生有，虚中生实”。于是，他在诸葛村实现了他的主张，“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诸葛村旧中心是按照八卦图布局的瞎话来。为了印证，不惜劳民伤财，把大公堂前的钟塘填掉一部分，形成“太极阴阳仪”，因而损害了钟塘原有的风貌，迷人的天光云影失去了一大半．而且也歪曲了钟塘的真实意义。

2001年，市里的长官看到诸葛村的旅游收入不错，红了眼，强行征购了村口北漏塘东岸的一大片土地，建造了四十间丑陋无比的商店，形成一条商业街，破坏了诸葛村最有魅力的景观之一。

这两件事竟发生在诸葛村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游客、学者和文物保护机构的批评。诸葛村父老乡亲对这种事也很不满意。但什么人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

诸葛村作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进行了整体保护，这至少在中国尚属开始，还没有经验，除了前面讲的需要国家的特殊政策外，必须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我们期望着诸葛亮的后代们能够交出一份好的答卷，但前提是要制止长官们无知而专横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