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路》为20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视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进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必读之作。本书汇集了作者30、40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章，几乎包含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围绕“存在之真理”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以及海德格尔独特的“存在历史”观，也即对西方形而上学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

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本书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的一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选收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1 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

物与作品

作品与真理

真理与艺术

后记

附录

2 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

附录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1942／1943）

4 尼采的话“上帝死了”（1943）

5 诗人何为？（1946）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1946）

说明

编者后记

人名对照表

修订本后记

本源一词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某个东西的本源就是它的本质之源。对艺术作品之本源的追问就是追问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源。按照通常的想法，作品来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而产生的。但艺术家又是通过什么、从何而来成其为艺术家的呢？通过作品；因为一件作品给作者带来了声誉，这就是说：惟有作品才使艺术家以一位艺术大师的身份出现。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就它们本身还是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一个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个第三者乃是第一位的，它使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获得各自的名称。这个第三者就是艺术。

正如艺术家必然地以某种方式成为作品的本源，其方式不同于作品之为艺术家的本源，同样地，艺术也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确凿无疑地同时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但艺术竟能成为一个本源吗？哪里以及和如何有艺术呢？艺术，它只还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再也没有任何现实事物与之对应。它可以被看作一个集合观念，我们把仅从艺术而来才是现实的东西，即作品和艺术家，置于这个集合观念之中。即使艺术这个词语所标示的意义超过了一个集合观念，艺术这个词语的意思恐怕也只有在作品和艺术家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抑或，事情恰恰相反？惟当艺术存在，而且是作为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而存在之际，才有作品和艺术家吗？

无论怎样做出决断，关于艺术作品之本源的问题都势必成为艺术之本质的问题。可是，因为艺术究竟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必然还是悬而未决的，所以，我们将尝试在艺术无可置疑地起现实作用的地方寻找艺术的本质。艺术在艺术一作品中成就本质。但什么以及如何是一件艺术作品呢？

什么是艺术？这应当从作品那里获得答案。什么是作品？我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那里经验到。任何人都能觉察到，我们这是在绕圈子。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避免这种循环，因为它是与逻辑相抵牾的。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我们对现有艺术作品的比较考察中获知。而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确认我们的这种考察是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的呢？但是，与通过对现有艺术作品的特性的收集一样，我们从更高级的概念作推演，也是同样得不到艺术的本质的；因为这种推演事先也已经看到了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然足以把我们事先就认为是艺术作品的东西呈现给我们。可见，从现有作品中收集特性和从基本原理中进行推演，在此同样都是不可能的；若在哪里这样做了，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绕圈子了。这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什么缺憾。踏上这条道路，乃思想的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想的节日——假设思想是一种行业的话。不仅从作品到艺术和从艺术到作品的主要步骤是一种循环，而且我们所尝试的每一个具体步骤，也都在这种循环之中兜圈子。

为了找到在作品中真正起着支配作用的艺术的本质，我们还是来探究一下现实的作品，追问一下作品：作品是什么以及如何是。

艺术作品是人人熟悉的。在公共场所，在教堂和住宅里，我们可以见到建筑作品和雕塑作品。在博物馆和展览馆里，安放着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作品的未经触及的现实性去看待它们，同时又不至于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显而易见：这些作品与通常事物一样，也是自然现存的。一幅画挂在墙上，就像一枝猎枪或者一顶帽子挂在墙上。一幅油画，比如凡·高那幅描绘一双农鞋的油画，就从一个画展转到另一个画展。人们运送作品，犹如从鲁尔区运送煤炭，从黑森林运送木材。在战役期间，士兵们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清洁用具一起放在背包里。贝多芬的四重奏存放在出版社仓库里，与地窖里的马铃薯无异。

所有作品都具有这样一种物因素（das Dinghafte）。倘若它们没有这种物因素会是什么呢？但是，我们也许不满于这种颇为粗俗和肤浅的作品观点发货人或者博物馆清洁女工可能会以此种关于艺术作品的观念活动.但我们却必须根据艺术作品如何与体验和享受它们的人们相遭遇的情况来看待它们。可是，即便人们经常引证的审美体验也摆脱不了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在建筑作品中有石质的东西。在木刻作品中有木质的东西。在绘画中有色彩的东西，在语言作品中有话音，在音乐作品中有声响。在艺术作品中，物因素是如此稳固，以致我们毋宁必须反过来说：建筑作品存在于石头里。木刻作品存在于木头里。油画在色彩里存在。语言作品在话音里存在。音乐作品在音响里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嘛——人们会回答。确然。但艺术作品中这种不言自明的物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种物因素的追问兴许是多余的，引起混乱的，因为艺术作品除了物因素之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其中这种别的东西构成艺术因素。诚然，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的物，但它还道出了某种别的东西，不同于纯然的物本身，作品还把别的东西公诸于世，它把这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所以作品就是比喻。在艺术作品中，制作物还与这个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希腊文中就是符号。

比喻和符号给出一个观念框架，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描绘就活动在这个观念框架的视角中。不过，作品中惟一的使某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的东的，这个把某个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乃是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看起来，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差不多像是一个屋基，那个别的东西和本真的东西就筑居于其上。而且，艺术家以他的手工活所真正地制造出来的，不就是作品中的这样一种物因素吗？

我们是要找到艺术作品的直接而丰满的现实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发现真实的艺术。可见我们首先必须把作品的物因素收入眼帘。为此我们就必须充分清晰地知道物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艺术作品是不是一个物，而还有别的东西就是附着于这个物上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决断，根本上作品是不是某个别的东西而决不是一个物。P001-005

《林中路》（Holzwege）是20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的后期代表作品之一。它在当代学术界享誉甚高，业已被视为本世纪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如其中的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原为海德格尔在 1935至 1936年间所做的几次演讲，当时即激起了听众的狂热的兴趣——此事后被德国当代解释学哲学大师伽达默尔描写为“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书中其余诸篇也各有特色，均为厚重之作。若要了解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这本《林中路》是我们不可不读的。

《林中路》，以这样的书名，听来总不像一本哲学书，而倒像一本散文集或诗歌集。的确，它不是一本“严格的”哲学著作。在此所谓“严格的”，确切地讲，应是“通常的”，或“传统的”。人们所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正经面孔，在海德格尔这本《林中路》中是没有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说，这是一本“反哲学的哲学著作”。它在当代西方的（海德格尔之后的）后现代的思想中有其位置。要说严格性，《林中路》具有它自身的严格性，而它的这种严格性断不是传统“哲学”所要求的严格性，毋宁说，是“思”的严格性了。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早年以半部《存在与时间》（1927）起家，赢得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鼎鼎大名。但《存在与时间》仅只代表着海德格尔前期的哲学思路。前期海德格尔的思路确实在“存在主义”（更确切地，应为“实存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顶峰。这条路子的基本特征，我们可用“极端的主观主义”或“极端的唯我论”来加以标识。海德格尔自己明言，乃是要制定一门以“人”这种“此在（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学”（Fundamentalontdo－gie）。以这条从“此在”到“存在”的思路，海德格尔是跳不出“时间”“地平线”的限制的，终究也跳不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的范围。

海德格尔本人对此立即有了自觉和省察。《存在与时间》终成残篇，这决非偶然，实出于思路的困难——此路不可通也。故而，行至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发生了一个著名的“转向”。对于这个“转向”，海内外的学术界颇多意见，可谓众说纷纭。当然，也有人否认有此种“转向”，主张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前期和后期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中已告完成，之后并无大的进展。此种看法是有违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实情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自《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还有近半个世纪的运思经验，为世人留下了五六十卷著作（含讲座稿。手稿等）——这洋洋大观，又岂是半部《存在与时间》可以囊括的？海德格尔自己承认，从30年代以来，他一再地尝试了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第61页）。在眼下这本书中，海德格尔也说，《存在与时间》是他的思想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其言下之意：往后的思想之路还漫长得很。

在30、4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海德格尔经历了政治上的磨难，一度沉沦，留下一生难洗的政治污点——纳粹政权时期，海德格尔担任了不足一年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1933年）。而这时候，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正处于激烈的自我修正中。尽管海德格尔在整个30年代少有文字问世，但他并没有真正沉默；相反，30年代实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最“高产”时期。大量的演讲稿、授课稿和笔记等，以其至为多样化的论题，记录了这位思想家当时所经历的多维度的、艰苦的思想“历险”。

《林中路》一书，正是海德格尔在那个人类命运的非常时期的思想结晶。该书收集了作者在30．40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初看起来是很难以统一的。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林中路》——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  从内容上看，本书几乎包含了趋于成熟的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所有方面。举其要者，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乃是海德格尔围绕“存在之真理”（Wahrheit des Seins）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这主要可见于本书中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两文。此两文已成为当代西方诗学（美学）领域的名篇而备受关注。而从中传达出来的海德格尔关于艺术（诗）的主张，实际上很难归诸西方传统美学或诗学的范畴了。

在传统学术中，“美”与“真”历来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美学，后者归于知识论，两者泾胃分明。海德格尔要在“真理”之名下讨论“美”，这本身已属怪异。海德格尔所思的“真理”，明言也不是传统的“物”与“知”的“符合一致”意义上的知识学上的真理，不是知物的科学的真理。“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此境界决非人力所为；相反地，人惟有首先进入此境界中，而后才能与物相对峙，而后才能“格物致知”，才能有知识学上的或科学的真理。此“境界”，此“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亦称之为“敞开领域”（das Offene），或“存在之澄明”（Lichtungdes Seins）。海德格尔并且认为，这也正是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即：作为“无蔽”的“真理”。

“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从人方面讲，亦即人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便成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核心题目。此课题之所以落实于“艺术”或“诗”，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乃是“存在之真理”之发生的原始性的(本源性的)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基本的、突出的方式。海德格尔30年代以后对荷尔德林等诗人之诗作的阐释(如本书第5篇对诗人里尔克的诠解)和对艺术之本质的沉思(如本书第1篇)，实际都是以海氏的“存在”之思为基石的。

我们不难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见解明显地构成了对近代以来的以“浪漫美学”为其标识的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美学传统的反动；而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其前期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立场的一个自我修正。在海德格尔眼里，正如“真”(真理)不是主体的认知活动，“美”也决非主体的体验，决非“天才”的骄横跋扈的创造。因此，把海德格尔安排在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思想家队伍里，恐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那种认为海德格尔以“浪漫美学”反抗现代技术文明的看法，终究也难免轻薄。

顺便指出，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更后期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书中表达出来的语言思想，即：把“诗”和“思”思为语言一道说(Sage)之发生——亦即“存在，，之发生——的两个基本方式，从人方面看，也就是人之道说(人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的两个基本方式。可见，《林中路》之思贯通着海德格尔50年代重点实行的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在本书中表达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他独特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观，也即他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书中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和《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两篇，呈现着海德格尔这方面的思想。阿那克西曼德处于西方思想史的发端时期，是有文字传世的最早期的希腊思想家(尽管阿那克西曼德只传下一句话)；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顶峰。阿氏和黑氏简直就是历史的两端，足供海德格尔藉以表达出他对于西方思想和哲学历史的见解了。

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简言之就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是“存在历史”的“第一开端”，发生了原初的存在之“思”与“诗”(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期希腊“思者”和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等早期“诗人”那里)；之后，“第一开端”隐失了，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代，也即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为特征的哲学和科学时代，此时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至黑格尔而达于“完成”(海德格尔也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今天，我们现代人处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是形而上学哲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转向”(die Kehre)的时代——“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正在萌发之中。

在30年代中期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出版)以及此后的其他一些专题论文中，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讨；而本书最后一篇关于“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长篇大论，可谓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海德格尔在该文中对早期希腊思想提出了他的总体看法，对“存在历史”之发生和演进也有所提示。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海德格尔在本文中实践的“思一言”(“思想一语言”)一体的思想史考察方法(所谓“词源学探究”)，应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值得我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借鉴。

与其“存在历史”观相联系，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对现代人之生存境况作了深入的思索，主要包括他的尼采阐释和对技术之本质的思考。这方面，特别可见于本书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和《世界图像的时代》两文。而书中其他各篇，也处处见证着思的“当代性”。当代的思无法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两项：其一，价值虚无，在西方，即由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其二，技术困境，即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灾难性现实。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入手，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期在这个“危险”的技术时代里寻求人类的得救之法。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他的具体的观点，我们不拟一一细表。这里只还想指出一点：后期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规定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实际就是挑明了存在学(希腊哲学精神)、神学(犹太一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三者相结合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本内涵。这应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全面的把握。海德格尔启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的诸种现象，无论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还是日益扩张的技术一工业文明及其不妙后果，我们都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存在一神一逻辑学”)这个“根本”来加以分析和透视。

这个世界是技术的世界。这个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是神性隐失的时代。在本书第5篇文章(《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把这个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时代”标识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处身于“世界黑夜”中的人类总体正在经受着“世界历史”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恐怕谁也逃不过“存在之命运”的法则了。因此，行进在“林中路”上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西方人固然绕不过去，我们东方人也非轻易绕不过去。

与去年出版的拙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一样，《林中路》的翻译最初也是为准备我的博士论文而做的。想当年，大约在1991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我一气做完本书的初译，密密麻麻记满了两大本笔记。当时我为之投入的热情真可谓巨大。时隔两年之后，我接着来做本书的译事，依然是困难重重。加上教务和杂事的压迫，我为校译和审订，断断续续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今终于得以交付出版，也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林中路》初版于1950年，由德国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的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版；1977年被编为海德格尔《全集》第5卷出版。本书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日文等亚洲文字)。中国学者对此书早已有所关注和论述，也做过翻译的尝试。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中译本。

译者在翻译时主要依据1980年第6版(德文版)，后又据1994年第7版审订，并参照了英译文。《林中路》各篇之英译文散见于以下各种英译海德格尔文集：《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两篇，载于《诗·语言·思》(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1975)；《世界图像的时代》和《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两篇载于《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77)；《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篇有单独成书的英文本，(Hegel’s Concept of Experienee，New York，1970)；《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篇，载于《早期希腊思想》(Early Greek Thinking，New York，1975)。这些英译文对我的中译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

本书原著没有“注释”，也没有“索引”。中译本在不得已处做了一些注释，并增加了“人名对照表”，凡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均已收入此表中。

对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语翻译，或许始终只能是一种“试译”。不可译处多。译者虽然全心全力地做了，但由于学养的浅薄，译文中必定有许多错讹和失当的地方。相信高明的读者一定会不吝赐教的，也希望不久会有更可靠的译本面世。

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曾选译过本书第五篇(《诗人何为?》)中的几段文字，我在翻译此文时参考了熊伟先生的译文。本书中有大量的希腊文，其中几处颇令我棘手，幸得杭州大学的陈村富教授提供帮助。张志扬教授仔细审校了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译文。我妻子方红玫为我打印了全部译稿。在此一并致谢。

孙周兴

1994年3月10日识于西子湖畔

1997年4月10日补记

《林中路》单行本第6版(1980年)首次采用了全集版(第5卷)的新版式，不过仍然略去了录入全集版脚注中的采白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眼下端出的单行本第7版采纳了这些作者边注，因此从现在起，单行本与全集版第5卷在文字和页码上都一致无异了。

自单行本第6版开始，“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是根据海德格尔重新审订的、收入1960年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印刷的。与此前《林中路》的文本相比较，这个重新审订过的文本作了几处文字修改，段落划分上更显丰富了，还补上了1956年所撰的“附录”。

由于采纳了《林中路》全集版的新版式，第6版之后的单行本也包含了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样书中所做的几处文体上的或者解说性的校正。它们只是为了修正润色而作的，因此可区别于那些针对具体段落文字的作者边注。海德格尔用校正符号对它们作了标识，这也可使它们与作者边注区别开来。根据海德格尔的指示，此类校正不应在文本中专门标示出来。

为出版《林中路》全集版，编者径自订正了海德格尔在拼写和标点方面的几个明显失误。

单行本第1版至第5版的页码一仍其旧，标于页边上。

对于采白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在此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正文中标出的小写字母(a，b，c……)指示着在脚注中给出的边注。这些作者边注或者是在样书页边上发现的，或者是在夹有白纸条的样书的相关纸张上发现的。它们与编者以小写字母标出的文字的对应关系，是依据作者亲自加的指引符号，或者，如果没有这种符号的话，则是编者依据上下文的意思联系来认定的。

就《林中路》来说，有1950年第一版的一本样书。作者在卷首空白页上书有“梅斯基尔希样书”之字样。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除此之外还有1957年的单行本第3版样书，以及1960年收入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的两本样书，其中经常使用的一本夹有一些白纸条。该文大部分作者边注也正是从后面这本样书中采录的。海德格尔生前曾特地向编者指出过它们的重要意义。

编者是根据作者本人给出的指导方针来处理这些边注的编排工作的。这些指导方针使编者负有责任，要根据作者手写的注解材料作出一种尽可能简洁的、仅仅指向根本要义的筛选。此外，必定也有一些注释，它们虽然简短，但对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注释具有对某个文字段落作一种思想提示的特征，而这种提示适合于增进读者的理解，那它就是重要的，因而是对读者有所传达的。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要的边注有三个方面：其一，边注可能是作者在相同思索层面上对某处文字的解说；其二，我们会碰到一些自我批判的边注，它们属于一个变化了的思索层面；其三，我们会碰到一些记录，它们显示出某个稍后出现的主导词语与一个较早的思想之间的事实关联。

这些作者边注是不可能确凿而清晰地注明日期的，这缘于它们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形成情况。除少数几个特例外，它们根本不是作为补充或者作为自成一体的小段文字而拟定出来的，而是在对往往只是个别的段落的反复阅读和查阅过程中形成的。在多数情况下，那是作者匆匆记录下来的一些突兀偶发的思想碎片。可想而知，此种阅读笔记是不会像作者精心作成的文本那样注明日期的。

为了大致确定日期，在作者边注前面标示的样书版次年份可供定向之助。从梅斯基尔希样书中采纳的边注作于1950年至1976年间。从雷克拉姆版《艺术作品的本源》两本样书中采纳的作者边注，形成期在1960年至1976年间。

但根本上，这个确定边注日期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仅为其自身之故把它提出来，而且由于感兴趣于它们与海德格尔在自己思想道路上所采取的不同居留位置的思想对应关系而把它提出来，这时候，这个问题才具有某种意义。谁专心地而反复地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他也就能懂得，根据思想内容和语言用法把不同的边注与某个较早的或者较迟的路段联系起来。

因为这些边注作为阅读笔记跨越了久长的时段，始于样书初版年份并且经常扩大到后来诸版本，所以，我们不能整个地把它们视为作者对自己的著作的总结性说法。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某个已经穿越了的居留位置的思索层面的边注，我们更不能如是看待了。但这也不能助长下面这样一种意见，即，似乎只有那些从这位哲学家的最后居留位置而来的边注才是重要的，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了前面的居留位置。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他的全部居留位置都是一体的，归属于其思想道路的统一体。之所以要寻找一个新的居留位置，并不是因为以往的居留位置已经被证实为错误的了，而是因为其思想的同一事实以变换了的方式向他显示出来了。这些路段上的每一个都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因为它提供了在惟一的存在问题之追问进程中的一个问题步骤。正如我们不想放弃一个较早的居留位置上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些来自某个较早的思索层面的边注，同样也是秉有自身的分量的。

F·W·冯·海尔曼

1994年9月1日于弗莱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