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讨论学术问题的文集，但又非学术论文集。文章都从历史出发，从历史看现实。其目的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从历史和现实、往事与近事的互为映衬中，寻觅一条清晰的线索。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序；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炎黄子孙之我见；长城的价值；天堑何曾限南北；古来北京知多少；天涯何处罗马城；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重读《明史·海瑞传》；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世界上不止有中文；悠悠长水；“开风气者”与“为师者”；浩劫中的忘我追求；长水琐忆；最忆康桥风雪时；科举、考试与人才等等。

本书不是学术论文集，但讨论的问题多关学术，视角大多出自历史，却是从历史看现实。自然是有感而发，自然不无微言大意，但目的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从历史与现实、往事与近事的互为映衬中，去寻觅一条清晰的线索。

序

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

炎黄子孙之我见

长城的价值

天堑何曾限南北

古来北京知多少

天涯何处罗马城

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

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

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

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重读《明史·海瑞传》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悠悠长水

“开风气者”与“为师者”

浩劫中的忘我追求

长水琐忆

最忆康桥风雪时

科举、考试与人才

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意识

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

国以人兴，教以育人

中国人口：二十一世纪的忧思和希望

移民·移民文化·上海文化

从移民史看民工潮

环境保护的人道原则和乐现精神

最忆康桥风雪时

读研究生时就知道杨联陛先生的名字，知道他是美国当今多数汉学家的老师。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我随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去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天作报告的除先师外还有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先生。在他们报告后，周一良先生致辞，他谈到当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两位最杰出的，一位是现在美国的杨联陛先生，一位就是吴于廑先生。这使我更增添了对杨先生的崇敬和仰慕。但由于国门始开，我们所能看到的杨先生的论文还很有限。就连先师也只闻杨先生的盛名，知道他是自己的好友缪彦威(钺)先生的亲戚，而未曾有过交往的机会。

所以，当我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一到康桥(Cambridge，当地华人学者习称)，就向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职员了解杨先生的近况，得知杨先生已经退休，平时不来校，开学后每周还来两次，还得等上两个月。快开学时，图书馆的戴廉先生告诉我，老先生去了香港，并将从香港回大陆，一时不会回来。由于与戴先生已熟识，他还告诉我，杨先生近年来精神受过刺激，心情一直不好，加上已经退休，不再参加学术活动了。

在新英格兰的红叶落尽时节，一天我刚走进图书馆善本室，戴先生就对我说：“杨先生来了，他说现在就可以见他。”我赶快跑到杨先生的办公室，终于见到了这位向往已久的大师。面对这位慈祥睿智的银发老人，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先师那样，我感到学术泰斗与普通人的距离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转达了先师对他的问候，他说：“我与你老师可惜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们的朋友都是熟人。”我说：“这几年我随谭先生见过周一良、缪彦威、吴于廑等各位先生，多次听他们说到过您。”他说：“我知道人家老是传这句话，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与你老师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同事的，抗战胜利后，浙大一度想聘我，可惜后来没有去成。”他还告诉我，中美关系恢复后，他曾回国访问，但那时还不能自由行动，他的内兄缪先生他们都是赶到北京去，在宾馆中见面的。这次本来是想由香港回大陆，可惜摔了一跤，怕身体支持不住，只好返回美国，失去了一次会见亲友的机会。他说：“你来了很好，还可以多告诉我一些老朋友和国内学术界的情况。”我见早已过了十二时，就向他告辞。他说：“门上的时间表不是对你的。下次我们尽可以谈得长一些，我把午饭带来，我们边吃边谈。”于是我们约定下星期四再见。

戴先生知道了我们的约会后，高兴地说：“好!老先生好久没有这样的兴致了。”我问戴先生，到时候我要不要根据美国人的规矩自己也准备一份午饭。他说：“那可使不得。杨先生会替你带来的，他约人一起吃午饭都是这样的。杨师母的菜可做得好呢!”果然，第二次在我们谈了一会后，杨先生拿出带来的菜和面包，还递给我一罐啤酒，说：“我不喝，这是为你准备的。”我不敢拂他的好意，毫不推辞地喝着酒，吃着菜，我记得其中有很可口的鸡。以后这样的会见方式就成了惯例。

我将带去的论文呈送给他，请他指教。他说：“指教是谈不上的。美国人说我对中国史无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少，真正无所不知的还是你们大家。但文章我一定认真看，看过后再同你讨论。”然后他详细地问了有关《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情况。最后他约我两星期后再谈，说：“天冷了，我不一定每星期都来。你的文章我也要花时间看。”我知道他住在阿灵顿，自己不开车，来学校是乘公共汽车的，车子班次少，下车还要走一段路，来一次不容易，就说：“我反正都要到图书馆来，如果到时候您不方便就别来了。”

尽管朋友们说，这是一个多年不见的少雪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还是撒遍了康桥。当我踩着雪，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到达图书馆时，心里希望杨先生今天千万不要来了。十一时快到时，我忽然想起，最好到车站去看看，可发现他已经出现在走廊上。或许觉得任何感激的话已属多余，我居然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只是随着先生走进了办公室。这次谈的话题自然是我的论文，杨先生谈得很多，还把文章拿给我，说上面有他写的具体意见，可能一时记不得说了，可以带回去看。他说历史地理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对地理对历史的影响注意不够，不具体，主要原因是懂得太少，并说以后要多看一点地理书，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他说话的态度是那么认真，使我不能不怀疑戴先生说过的话了。事后我看到文章上果然有好几处意见，如在《秦汉时期对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论述“强制性人口迁移”一页上，他写道：“前些年的干部下放和青年下乡，是否也是强制性迁移?是否也应作历史总结?”在另一处写着：“可能还有其他解释。”等等。

一次我到图书馆地理类书架前翻书，见杨先生也在架上找书。我没有打扰他，却再也不相信他会有真正退出学术活动的念头了。下一次我们又在这里碰到了，他问我：“你看过李好问的《长安志》吗?书里有很好的水利资料，以前好像没有人注意过。”我说没有看过，他说：“那我算没有白看了。看来历史地理的题目真不少呀。”这段时间他果然已查阅了很多历史地理书籍，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能获得“无所不知”的美誉的真正原因吧!

我们仍然每两星期谈一次，我请教过日本人来华行记、他与法国汉学界的交往、台湾史学界的现状、制度职官的英译等方面的问题。在我请教他的治学方法时，他却不愿多谈，倒向我介绍了香港严耕望先生的一本谈治学的小册子。在问到美国汉学界的情况时，他说对他的学生还是满意的，其中有很杰出的学者，对学生的学生却并不满意。

可是到了冰雪消融后不久，就因我不时外出开会或访问，见杨先生的次数减少了，而我回国的时间也接近了。根据美国方面的规定，我们回国前填写的表格中应该有一位美国教授签署意见，我想请杨先生写。办公室的穆瑞小组说，由于杨先生已经退休，我必须先征得他同意。五月七日向他告别时，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杨先生说当然可以。他拿出一本自己的论文集《国史探微》，说由于书已不多，只能合送给谭先生与我这一本。我接过书，说希望他有机会来上海。他微微叹道：“去不了啦，还是你再来吧!”我说：“那一定再来看你。”我将我们合摄的照片送给他，他高兴地收下了，还在我留下的一张上签了名。就这样我告辞了，他站在门口，默默地目送我下楼，直到我在楼下挥手。

我没有能再见到杨先生，即使再去康桥也见不到他了。但我记下了康桥永远的风雪，杨先生在风雪中来到的情景时时犹在目前。两年前先师也归道山，或许杨先生能与他研讨历史地理，弥补生前未能聚首的缺憾了。两位老师，你们不会寂寞吧!

P282-287

自从我的第一本专著《西汉人口地理》在一九八六年问世以来，大大小小的书陆续出了几种，却没有想到过要出这样一本并非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集的书。承《读书》编辑部好意，促使我选出近年来发表过的、或将要发表的二十几篇文章汇编为这本集子。在即将出版之际，似乎还应该写上几句话，作一开场白，我想还是将它们的来历略为作些说明吧。

这些文章内容很杂，只能大致分为五组：第一组是几篇与我的专业中国历史地理和我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有关的文章，大致按题目的大小排列。第二组的九篇是读历史书后写的札记或感想，按涉及的事件或人物的先后为序。第三组是对季龙(谭其骧)先师和杨联陛老师的回忆和怀念。第四组的内容是对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教育、人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发表的一些意见。最后一组谈的是人口、移民与环境，也是世人瞩目的问题。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是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其余大多是这两三年间发表在《读书》、《东方》和上海一些刊物上的，也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选编时仅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文字改动，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让读者能看到它们的原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感到它们依然代表着我现在的看法、观点和感情。

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近十多年来的研究集中在人口史、移民史和历史人口地理方面，还参加了几项国家科研和文化项目的工作。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指导研究生也是我的本业。这些“业”，我倾全部精力犹恐不足，是很难有“余”的，何况我是三十三岁才开始学业的，所以多年来已很少有什么业余的时间了，在一九八九年前我基本上没有写过论文和专著以外的文字。这一年，我写的一本小册子《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年后，我又写成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两本书的印数远在我其他学术专著之上，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的反应之大也出乎我的意料，我所了解的读者至少包括理工科大学生、公司职员、农村知识青年、港台和海外华人，美国、日本、韩国的学者，还有一位挚友当时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写法注意了适应非专业的、年轻的读者的需要。这促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怎样使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的科研成果、写成的学术专著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成果在为专业人员利用的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所知所用呢?

因此，我对移民史和人口史这两个项目的成果作了这样的计划：一套二三百万字的多卷专著、一本三五十万字的专著、一本十来万字的普及性小册子；前者已基本完成，后者正在进行。此外，我还不时将自己读书和研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写成供大众阅读的文字，这就是本书中多数文章的来历。《读书》等刊物不断增加的订户给这些文章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使我听到了不少在校园和书斋中听不到的意见，这又刺激了我新的写作欲望。而脉望兄的不断诱导或催逼，最终使欲望变成事实。

文章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只是我的视角往往出于历史，是从历史看现实。这或许是一种优势，或许正是一种局限，反正已经写出来了，不妨由读者们评说。友人曾戏问我是不是要搞影射史学，我断然否认。也有人要从我的文章中寻找有何微言大义，我觉得即使他们能发现，也未必是我写文章时想到过的。如果把历史比为镜子，所谓影射史学就是在镜子上抹上颜色，或者破坏镜子的平面，使人们照不到自己的原貌。而我想做的，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使镜子更加平整，至于照出来的尊容如何，跟我是毫不相干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恰似一个齐全的字库，智者可以找到二-一切需要的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文章；愚者只能望之兴叹，反而会责怪字数太多，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文字，不免要怀疑编造者的别有用心。

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了一本由钱谷融、陈子善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等蓝色沉入黑暗》，其中竟收了我怀念季龙先师的《悠悠长水》一文。我想，编者看中的绝不是我的文笔，而是文中所记先师的嘉言懿行。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除了直接记述先师言行的几篇外，还有几篇也是在先师的教诲或启示下写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评论的文章不止一篇，但先师认为对《图集》编绘的理论根据仍阐发不深，鼓励我另写一篇，这就是《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一文的来历。一九九。年我们在上海举行庆祝先师八十寿辰的学术讨论会，我的报告就是这篇文章。《古来北京知多少》一文最初是我的一则读书笔记，由于我发现的几则称北京的例子是先师原来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所写“北京”一条所无，他在赞许之余就将它推荐到《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上发表，又命我写成补白，刊于由他主编的《历史地理》上。先师对冯道的评价使我重新翻阅了有关史料，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以后写成《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我曾向先师禀告对骊轩县得名的分析，得到他的肯定，使我在写《天涯何处罗马城》时有了更大的把握。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这两篇文章，更没有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开始编集子时就在考虑用什么名字，拟了一个“往事和近事”，并不十分满意，却又想不到更好的。不过，这个名字有个很大的好处，用个时髦的词就是“模糊”——从古至今，又有什么事不属于往事和近事?。或问：既以往事和近事并列，两者区别何在?答日：这只是就笔者写文章时而言，已成历史的是往事，还在进行的即近事，介乎两者之间的不就是往事和近事吗?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