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经济杂文集，收集了作者的40篇作品，多是因时感事之作。可是由于若干困扰我们的问题如通货膨胀、行政腐败、国企改革的迟滞等长期不能得到解决，这些年来有关的话题总是滞留在报刊的版面上和人们的言谈之中，成为所谓“热点问题”。读者可以在教授的10年前的只言片语中看到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中国改革的一段思想历程。

此书收集了作者的40篇作品。内容涉及到：论改革的总体进程；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反对通货膨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投机与泡沫；肃贪反腐；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对人和书的评论。从上述所谈问题看，读者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中国改革的一段思想历程。

前言

一、论改革的总体进程

 构筑市场经济基础，踏上现代化之旅

 谨防改革走样

 走好第一步

 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加快向

 市场经济转轨

二、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漫话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注意层次性

 证券市场和上海的产业发展

 刘甲金等主编《绿洲经济论》序言

 对武汉发展战略的意见

三、反对通货膨胀

 切实推进改革，才能保证稳定增长

 关于一九九三年夏季经济形势的电视讨论

 对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

 通货膨胀政策决不可行

 对一九九六年经济形势的分析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和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李曙光、葛明、李琪著《中国企业破产与重组》序言

 徐滇庆、文贯中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序言

 对诸城小企业改革经验的几点看法

 小企业改革：放开更要放好

五、投机与泡沫

 谈谈“投机”

 金融市场与泡沫经济

 何处寻求“大智慧”

 证券热炒的是与非

六、肃贪反腐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

 “以权谋私”根源何在？

 反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再版前言

 收授“回扣”和市场竞争

 再谈根治腐败

七、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

 “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

格曼教授的挑战

 何不试试市场经济的办法?

 牵“牛鼻子”及其它

 听吴敬琏“咬文嚼字”

 贫富差距大小谈

八、对人和书的评论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对诺斯教授讲演的评论

 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序言

 东亚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对《东亚经济改革经验》的评论

 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纪念母亲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纪念顾准诞辰八十周年

听吴敬琏“咬文嚼字”

听吴敬琏教授在政协经济组小组讨论中的发言，就像听了一堂语文课。有些话人们常说，记者常写，报纸上也常登，可到了吴教授的嘴里，就品出了别样的味道。

且听吴教授是女Ⅱ何“咬文嚼字”的……

1 吴教授的发言是从对“八五”时期的评价开始的。他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八五”期间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同时要对八五时期的经验教训作恰如其分的分析。如何恰如其分呢?吴教授认为：

成绩要讲够，不足也要讲透。我们现在做文章，总习惯在讲缺点的时候尽量加限制词，比如“经济管理比较粗放”；比如“经济效益比较差”；比如“有些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等等。我们翻两番的数量目标提前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要看到，“十二大”时提出的翻两番数量目标的前面还有个定语：“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a我们在宣传实现翻两番目标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个前提。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目标一部分提前实现了，也有一部分没有实现(譬如说一“十二大”规定的翻两番的前提就没有实现)，然后探讨一下为什么没有实现。这样做无疑对九五期间全面实现这个目标是有益的，我们的成绩举世公认，谁也抹煞不了。而不足的地方如果不讲清楚，就会妨碍我们前进，妨碍我们实现更远大的目标。

2 从“八五”说到“九五”，吴教授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说法品评了一番：

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就可以了。问题在于，增长率与膨胀率有什么关系呢?似乎没有看到过对它的解释，经济学上也缺乏根据。增长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投入的增加，一是效率的提高。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可以强化资源的数量投入，因而短期内可以促进增长，而长期则损害增长。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正相关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原因引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体制原因，因而抑制通货膨胀不能靠压速度，而要靠改体制。“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汶种说法如果作为政策目标提出来，客观上表明政府对经济规律的一种认识，因而应该慎重一些。

3 时下人们常提起的一个说法是：“九五”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吴教授却认为：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如果说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显然不符合事实。按照原来的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二ooo年才能初步建立起来，现在并没有建立。这句话的意思也可解释为“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也不符合事实，因为转轨时期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是八十年代初制定的。这种不准确的提法表明人们对于改革的进程和状况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改革大关已经过了，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展的时期了。其实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因为作为国民经济领导部门或者说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的改革还差得相当远。对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增强改革的力度。深化改革的问题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体现在“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4 谈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人们毫不例外地提到“四自”方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但吴教授对此却有另外一番理解：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大家都这样说，我也这么说。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在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现代企业制度以后，我认为再讲这四句话就不行了。这是因为：四个“自”说的不是同一个主体，例如“自主经营”的“自”讲的是经营者，“自负盈亏”的“自”讲的是所有者，他们是无法合到一起的。“四自”的说法混淆了所有者、经营者的界线，带来的问题就是在企业中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有效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也是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四自”的提法恰恰掩盖了这种矛盾，因此会出现两种倾向：或者是所有者任意干预企业经营，或者导致西方理论界所说的“内部人控制”，经营者为所欲为，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二者只居其一，或者兼而有之。

5 说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原则，吴教授对“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习惯说法提出了异议：

我不知道“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的根据是什么。有人说“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说法出在新加坡一本中文的简述新加坡公司法的书里，这本书我没找到，但最先引用这本书的同志告诉我，原文是“公司股东的所有权是实质上的所有权，公司法人的所有权是形式上的所有权”。查了英文的新加坡公司法和公司法教程，没有这说法。请教了几位法学专家，都说这个提法不确切。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这个提法有很大的毛病，加上《国有企业法》中“国有资金和企业自有资金分离”的说法和由此产生的“国有资产与企业自有资产分帐管理”的做法，于是人们把企业看成是所有者之外的某种主体，并、且主要是指厂长经理，这个毛病就大了。传统上没有法人的概念，只有自然人的概念，所以习惯上把法人也看作是自然人。《秋菊打官司》中的公安局长就说：“我是公安局的法人”。现在在社会上把《公司法》里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简化为“法人代表”，再把“法人代表”简化为“法人”，所以往往张三是法人或者李四是法人，法人财产权就变成了这个人的财产权。武汉出了个“于志安事件”，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件，甚至民营企业和外贸企业也发生了经营者侵犯出资人利益的事情。我以为与这种概念和思想上的混乱有关，因此建议不要用这个提法。

吴委员对自己的发言评论道：一孔之见，姑妄言之。

吴教授姑妄言之，我们且姑妄听之。P327-332

自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经济学的“新古典革命”以来，经济学愈来愈具有数学的精确性；同时，它也变得愈来愈抽象化和形式化了。这使经济学离开它的人文科学根基越来越远，也使经济学文字变得越来越像结构谨严却缺乏文采和激情的自然科学论文。由此，经济学获得了一个“沉闷科学”(Boring Science)的称号。不符合这种要求的经济学文章，常常被认为“不入流”，因而称不上是经济学论文。然而对于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按照上述要求作文却常常并不合乎时代的需要。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变化迅速，而且与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纠缠在‘起，难以用现有的数学工具加以把握。另一方面，改革乃是千百万群众自身的事业，为改革作舆论和技术准备的文字必须面向大众。因此，中国经济学人作为改革的马前卒，出于推进改革的实际需要，对于大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不能不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字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一些不符合经济学论文规格的杂文。我自己这些年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其中既有随感时评、讲座报告，也有采访答问、座谈发言，散见于多种传媒。

说实在的，写作经济学论文固然不易，写作面向大众的杂文也有它的难处。这是因为，除非有很深的功力，鲜明生动与严密准确往往难以兼容。我是学习苏式的“政治经济学”出身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为了实现知识更新，也曾努力学习过现代经济学。但是总因为根底太浅，要想把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融会贯通地运用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生动地加以表达而不损害它的准确性，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但是因为有实际的需要，也就不能不勉力为之了。

这类经济杂文多是因时感事之作，时过境迁之后，除了作历史研究的素材，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可是由于若干困扰我们的问题如通货膨胀、行政腐败、国企改革的迟滞等长期不能得到解决，这些年来有关的话题总是滞留在报刊的版面上和人们的言谈之中，成为所谓“热点问题”。不论这应当看作是作者的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它使得这类文字的生命得以延续。也许正是由手存在对它们的需求，《读书》杂志的编辑好久以前就要求我选编一本自己的杂感集。在他们的督促下，现在我选出了近五年的四十篇作品'、集结成这本小书，贡献于广大读者。由于《何处寻求大智慧》这篇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事态发展提出一点读书建议的文章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强烈的正面响应和反对之声，这本小书就以它的标题作为书名。

  吴敬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