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历经百年起伏，遭遇顿挫，却又为何在90年代重新复兴，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潮？
英国社会学理论巨匠安东尼·吉登斯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现代版本。“第三条道路”改变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重视市场效率，主张建立世界性国家、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等，为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指出了可能的方向。它超越了传统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二分法，转而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他看来，“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槃。

作者序
第一章 社会主义及之后
社会主义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各种原则的对比
最近的争论
政治支持的结构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第二章 五种两难困境
全球化
个人主义
左和右
政治的行动主体
生态问题
“第三条道路”政治
第三章 国家与公民社会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公民社会问题
犯罪与社区
民主的家庭
第四章 社会投资型国家
平等的含义
包容性与排斥性
积极的福利社会
社会投资战略
第五章 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世界性国家
多元文化主义
世界性民主
欧洲联盟
全球统理结构
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结语
注释
索引

我撰写这本小书，是想
为目前正在许多国家展开的
关于社会民主政治之未来的
讨论做出一点贡献。之所以
会存在这样的讨论，其原因
是非常明显的：直到20世纪
70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
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
识”的瓦解，马克思主义的
信誉最终受到的质疑，以及
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异常深刻
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
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些变
化？社会民主究竟还能否作
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
而绵延不绝？这些问题的答
案就不那么明显了。
我相信，社会民主无论
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实践
层面都不仅能够延续下去，
而且还会再度兴盛起来。但
是，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
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
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
情况下，社会民主才可能存
在并发展下去。他们需要找
到第三条道路。正像我在正
文中将会指出的那样，“第
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并
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在
社会民主的历史上，这一术
语已经被使用过许多次；不
同政治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
家们也多次使用过它。在这
里，我用这个术语来指称社
会民主的复兴，即社会民主
主义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不得不经常进行的阶段性反
思的当下形态。
在英国，“第三条道路”
已经逐渐同托尼·布莱尔
（Tonv Blair）和“新工党”
的政治战略联系起来。人们
经常把托尼·布莱尔的政治
信念同美国“新民主党”的政
治信念相比，而新工党与新
民主党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紧
密和直接的联系。有人说过
：“与撒切尔政府和梅杰政
府一样，布莱尔政府是到大
西洋的彼岸，而不是到英吉
利海峡的彼岸去寻找启发。
它的政治修辞是美国式的，
影响其政治方略的知识资源
来自美国，就连它的政治风
格都是美国式的。”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比如，工党的劳动福利规
划从表面上看似乎带有美式
标签，但是，经过仔细推敲
，我们便会发现，其实它的
灵感更直接地来自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诸国，而不是来自
美国，比如积极的劳动力市
场规划。在这一说法的有效
部分中，其重点也需要加以
修正。关于新工党的讨论尽
管是活跃而有趣的，但这种
讨论基本上是在忽视欧洲大
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关
于社会民主的类似讨论的情
况下进行的。托尼·布莱尔
与老工党的决裂是一项意义
深远的事件，但是，几乎所
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也都完
成了类似的决裂。
在英国进行的类似讨论
中，有许多方面尚有待于赶
上欧洲大陆更为深入的关于
社会民主的讨论。然而，英
国又正在为一种蓬勃兴起的
新观念做出积极的贡献：与
其简单地照搬美国的思潮和
观念，英国不如成为一座在
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问的沟通
之桥。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
都未曾像英国那样经历过如
此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府
执政。无论撒切尔主义在英
国造成了还是没有造成别的
什么影响，有一点是可以肯
定的：它震动了英国社会。
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像大多
数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并非
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
在自由市场的旗帜下，她攻
击既存的组织与精英；与此
同时，她的政策更进一步推
进了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的变
迁。工党及其理论立场的同
情者最初对此做出的反应是
重申老左派的观点。但是，
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在选举上
遭受的挫折，又促使工党转
变自己的取向。因此，与欧
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阵营中产
生的观点相比，在英国开展
的政治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更
加自由和开放的思路。在英
国产生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
讨论是可以有直接的相关性
的，因为这些讨论大多是在
不同的背景下展开的。
这本书源于我与伊安·哈
格里夫斯（Ian Hargreaves
）和杰夫·马尔根（Geoff
Mulgan）所进行的非正式
的晚问讨论，我想对他们两
人表示感谢。起初，我们想
合编一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
复兴的文献集。出于各种原
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
是我从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得
到了许多启发。我必须特别
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他细心地阅读了本
书的初稿和好几份修改稿，
他的评论对于最后形成的文
本是至关重要的。其他对我
帮助甚大的人士还包括：马
丁·阿尔布罗（Martin
Albrow）、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艾利森·
奇弗斯（Alison Cheevers）
、米里亚姆·克拉克
（Miriam Clarke）、阿曼达
·古多尔（Amanda Goodall
）、菲奥娜·格雷厄姆
（Fiona Graham）、约翰·
格雷（John Gray）、史蒂
夫·希尔（Steve Hill）、朱
利安·勒格朗（Julian Le
Grand）、戴维·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亨丽
埃塔·摩尔（Henrietta
Moore）和安妮·鲍尔
（Anne Power）。我还想
对阿莱娜·列杰涅娃（Alena
Ledeneva）表示衷心的感
谢，她不仅在总体上对本书
的问世贡献良多，而且，每
当我感到沮丧——这是常有
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
鼓励我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