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传统上，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而“技能”这一话题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技术性的，或社会性的。作者试图通过聚焦一种技能劳作的相关细节，更加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
进入20世纪以后，夹江的手工造纸技术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冲击，改朝换代、战争、革命、集体化、现代化的理念和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这些发生在“城乡鸿沟”宏观背景下的每一项重大社会变革都促使造纸人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重新定义身份认同。本书追踪了知识分配在一个世纪内的变迁，这导致了对技能的控制权大量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向管理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在作者看来，造纸技能是一种资源，是分配和争夺的对象。作者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从一项传统技艺个案入手来介入对大问题的思考：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着20世纪的中国农村。

表格、示意图、图片度量衡及货币
致谢
导论
技艺娴熟的农民
社会组织与技能生产群体
“农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两种类型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
技能的本质
田野调查及资料情况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 定位技能
造纸技术
造纸的劳务量需求
劳动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
家庭劳力的补充、培训和管控
雇工的招募、训练和管控
劳务交换与互助原则
公开和保密
性别与技术的宗亲控制
夹江造纸业的技术定位
第二章 夹江山区的社区和宗族
居住区
保甲制
袍哥会
宗教组织
暴力与权力
造纸地区的亲属关系
夹江的正式亲属组织
辈分顺序
亲属关系派上用场
技能的共同体
第三章 阶级与贸易
“大户”：石子青的作坊
阶级与拥有土地
市场
信贷
造纸区的市场和社区
第四章 从匠人到农民
纸匠与清朝的国家
清代的工艺控制和自我管理
民国初年利益代表模式的变迁
1936—1937年和1941—1942年的粮食危机
帝国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崩溃”
槽户——改革的阻挠者
自上而下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改革
第五章 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造纸人，1949—1958年
工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国家
造纸业重组：规划与当务之急
造纸地区的土地改革
向集体造纸过渡：1952—1956年
踏入国营部门
合作社下的生活
对技能的提取
专家说了算
第六章 “大跃进”、困难时期与农村的“去工业化”
恢复……
……再次衰退
对手工纸的需求
挖竹根
在生产队管理下的生活
夹江的产业化和去产业化
第七章 家庭生产的回归
回归到家庭作坊
家庭作坊的巩固
一个小型技术变革
家庭、政府和技术变革
石堰的纸张生产：一个案例
改造过的家庭作坊
雇工
换工与互助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纸张贸易和乡村产业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游击”贸易
石荣轩
石胜新
石威方
彭春斌
从“行商”到“坐商”
商人与槽户的关系
乡镇与农村工业化
盲目发展：石堰的乡村企业
乡镇企业发展的得与失
行政和经济上的分化
家庭工厂
专有技术
2000年以来的变化
第九章 加档桥石碑
石碑
对亲戚讲辈分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亲族关系、职业和身份认同
结语
国家的视角，市场的嗅觉
坚壁起来的公用资源
附录一
附录二
文献资料译校后记

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
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
。在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转化为柔软而具有韧性的纸张
过程中，男人和女人们需要完成的那些耗时而艰辛的工
作，在这部社会史中占据着核心位置。造纸是一项要求
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技能”这一话题会以两种互相
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我最为关注的是那些与生产相关
的技能，这些技能也许是技术性的（如何打浆、如何刷
纸），也许是社会性的（如何给产品找到买主、如何与
邻居相处）。除此之外，我也对那些可以被称为日常生
活技能的内容感兴趣：尽管有战争、革命、极度迅疾的
社会和经济转变，那些让夹江的造纸人得以存活下来，
甚至有时候还能做到繁荣程度更甚从前的惯常策略
（quotidianstrategies）。这些不同类型的技能彼此
联结在一起。去聚焦于一种技能劳作的具体细节，让我
们有可能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不然的话，
他们所经验的东西可能还会隐而不显。
尽管我聚焦于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生活
，并将本书的研究置于中国乡村研究这一丰富的学术传
统之内，但我还是力图追求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上提
出论点。在全书中一以贯之的论点是，中国的革命——
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政治、社会和技术上
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技能、知识、技术掌控的
再分配，正如其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一样；发生
在20世纪的对技能进行争夺的结果是，技术掌控权大规
模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线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管理
层精英手中，从女性身上转移到男性身上。
这项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城乡分野——这是研究
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制度上、政治上和经
济上的鸿沟将农村人（包括那些数以千百万计来到城市
里工作生活，但是因为户籍制度还和他们的农村老家绑
在一起的人）与城市人区分开来。这道鸿沟之巨大，不
亚于中国城市居民与西方国家城市居民之间的距离。尽
管造成这一城乡分野的制度安排在近年来有所变化，但
是这鸿沟还没有任何趋于弥合的迹象。我在本书中所持
的论点是：这种城乡分野部分地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知识
分配上的变化所造成的，这些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期，在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更得以强化。目前，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中国经历了一个
长长的原工业化进程，与历史记载中西欧和日本所经历
的情形并无二致。中国的清朝（1644—1911年）和民国
（1911—1944年）时期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欧洲19
世纪以前的情形相似，大部分制造品来自农村，出自农
民家庭或者那些半专业化的农民手工业者。与欧洲和日
本形成反差的是：在19世纪末的西欧和日本，大多数手
工制品已经为工厂产品所取代，而中国的手工业则相对
来说完好地保持到20世纪中期。毛派历史阐释学说坚持
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廉价外国商品压
垮了传统的中国手工业，但是现有的材料表明，民国期
间“在绝对数量上，手工业总体产出保持不变甚至有所
增加”，尽管它在经济中的相对份额有所减少，因为这
期间形成了一个现代工业部门。在中国遭受大萧条和战
争侵害之前最后一个“正常”年景的1933年，手工业仍
然占工业产出的四分之三。甚至到了1952年，当中国的
现代工业部门已经开始从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后果当中得
以恢复之时，按照当时的价格（重工业被给予很大的权
重性）计算，手工业仍占工业总产值的42%；若以战前
的价格计算，则高达令人惊异的68%。
尽管手工业拥有强大的经济持久力，或者恰巧因为
这种持久力，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在1900年后主政
中国的精英们反而认为中国乡村工业存在着严重问题。
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带来的羞辱以及西方与日本工
业化先例的激励，促使中国的精英们开始考虑将“经济
”当作国与国竞争的展示舞台———在那个时代，经济
尚且被视为一个与社会、文化、道德相割裂的独立范畴
。他们从西欧和日本看到，国民经济由若干界线分明然
而又彼此互补的领域组成。工业是主导部门，因为单有
工业就能推动国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是通常的城市
图景，其根基不在农民的家户，而是在大型的、机械化
的工厂。相比之下，乡下是农民的所在地，他们为国家
提供粮食，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品产出方面占据要位
。这种将经济作为有所区分的城乡二元分野的视角并不
能正确地描绘出真实的中国，但这在改变中国方面是一
个强有力的药方。依照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
的说法，也许我们最好将其视为“国家式简易
化”（statesimplification）。斯科特认为，国家现
代化的倾向是将复杂的社会事实转换为简单化的表征—
—地图、统计数字、人口登记，这些表征使得社会变得
“清晰”，因而也容易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简化
性做法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国家将社会事实的抽象化
表征与基本面上的事实混淆在一起，或者甚至认为这是
某种更为高级的秩序形式，以致让那些可观察的

艾约博这本出色而重要的著作所包含的内容远
远超出了其副标题所述。作者围绕四川著名造纸中
心夹江县的手工造纸业展开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档
案研究，对思考现代国家建设、精英技术官僚的崛
起和乡村手工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方法，改变
了我们评估20世纪中国多重革命意义的方式。
——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筠雅（Cynthia
Brokaw）
这项研究详细而丰富地描绘了一个手工艺社区
如何经受住社会和经济的风云变幻。艾约博的写作
具有田野调查才有的权威性和亲切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杜博思
（Thomas Du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