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先生自少年时代起，就非常喜欢《呐喊》。他说，这是“令我沉迷惚恍的小说”。五十年后，他重读《呐喊》，会是怎样的感受呢？陈丹青先生深情长文推荐，每个少年都应该读的一本书。

青年画家慕容引刀，为《呐喊(鲁迅短篇小说集)》倾情创作十三副版画插图，精美绝伦，值得收藏！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1918年，新文化运动正值高峰。鲁迅因为和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的一场关于“铁屋子”的谈话，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至1922年，五四大潮渐落，鲁迅应陈独秀之邀，将之前的小说结集出版，目的在于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并且慰藉那些在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无畏地前进。

新版《呐喊(鲁迅短篇小说集)》完整收录鲁迅从1918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自序一篇，以及陈丹青先生专门为新版撰写的读后记长文一篇。

自序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读后记 / 陈丹青

孔乙己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烫着，然后放心：在这严重兼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烫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烫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2]，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3]，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4]，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5]。”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6]，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烫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烫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热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P23-29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耍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叉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井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叉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后泽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叉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嚼采。有一回，我竞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窖，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耍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叉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L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秘睦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沿右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童……”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煮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僧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记于北京。

将近一百年前，1918年，鲁迅写成他的《狂人曰记》，自此连续发表“小说模样”的文章。1923年、1926年，北大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

将近五十年前，1966年，“文革”爆发，所有孩子高兴地辍学了。我猫在阁楼的昏暗中，一页页读着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完全相信沦亡的孔乙己、疯了的祥林嫂、被斩首的夏瑜……都是旧中国的鬼魅，我一边读，一边可怜他们，也可怜鲁迅：他居然活在那样黑暗的年代!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书中的故事远在晚清，而晚清并不像鲁迅描述的那么可怕、那股绝望。但我至今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他笔下的鬼魅，个个吸引我。在我的童年，革命小说如《红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超级流行，我不记得为什么不读，也读不下去。

同期，“社会上”流传着旧版的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萧红…··我不知道那就是民国书，零星读了，都喜欢。不过．最令我沉迷惚恍的小说，还是鲁迅。单看书名就有魔力：“呐喊”，而且“彷徨”，天哪，我也想扯开喉咙乱叫——虽不知叫什么，为什么叫——我也每天在弄堂里百无聊赖地乱走。

我不懂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只觉得活活看见了书里的众生——那位暗夜里抱着死孩的寡妇单四嫂子(乡邻“蓝皮阿五”动她的脑筋)，那群中宵划船去看社戏的孩子(从河边豆田偷摘而旋即煮熟的豆子啊)…--我确信书中那个“我”就是鲁迅，我同情他躲开祥林嫂的追问，在我的童年，街巷里仍可随处撞见令人憎惧的疯婆。这个“我”还在酒桌边耸耳倾听另一位食窖上楼的脚步，而当魏连殳被军服装殓后，他会上前望一眼亡友的死相。那是我头一回读到尸体的描述，害怕，但被吸引。

台上书本，瞧着封面上鲁迅那张老脸，我从心里喜欢他，觉得他好厉害。

我已不记得六十年代小学语文课目——对了，有那篇《故乡》。中年后，我童年的穷朋友也如闰土般毕恭毕敬，起身迎我，使我晾异而哀伤——八十年代后的中小学生会被《故乡》吸引么?宴在说，我那一代的阅读语境，永不复返了，那是前资讯、前网络时代。如果今日的学生厌烦鲁迅，与之隔膜，我深感同情。除了我所知道的原因，我想了解：那是怎样的一种烦厌。 近时果麦文化告知，新版《呐喊》与《彷徨》面世在即，要我写点什么。我稍稍吃一廉，且不以为然。近百年过去，解读鲁迅的文字——超过原著数百倍——无论如何已经过时了，失效了，除了我辈与上代的极少数(一群严重过时的人)．眼下的青年完全不在乎关于鲁迅的累累解读。然而《呐喊》与《彷徨》被它的解读，亦即．过时之物，厚厚粘附着，与鲁迅的原文同时奏效，其中每个主题都被长串的定义缠绕着，捆绑着。它并不仅仅来自官府，也来自真心推崇鲁迅的几代人，在过时的逆向中，他们挟持着鲁迅。

眼下，倘若不是言过其实，《呐喊》与《彷徨》遭遇问世以来不曾有过的冷落(直到八十年代末，它们仍然唤起必读的尊敬与爱)，鲁迅的读者即便不是大幅度丧失，也在逐年锐减(太多读物裹挟新生的读者，逐出了鲁迅)。近年我以另一种理由，可怜鲁迅。我曾议论他，但不谈他的文学：我不愿加厚那淹没鲁迅的附着物。

当我五十年前阅读他，《呐喊》与《彷徨》经已出版四十年：这是鲁迅无法望见的历史。当初他嵌入小说的记’眨，潜入被他视为昏暗的晚清，停在十九世纪末；此刻，我的记忆回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正是死后的鲁迅被无数解读重重封锁的时期，他因此一步步令日后的青年倍感隔膜。

我庆幸儿时的阅读：“文革”初年，一切文学解读暂告休止，中小学停课，没有课本。没人摁着我的脑袋，告诫我：孔乙己与阿O“代表”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就是文学——新版的《呐喊》与《彷徨》旨在挽回文学的鲁迅么?近时回想这些熟悉的篇什，我的感喟可能不在文学，而是时间。

在《明室》的开篇，罗兰·巴特写道：有一次他瞧着拿破仑幼弟摄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照片，心想：“我看到的这双眼睛曾亲眼见过拿破仑皇帝!”这是过于敏感的联想么?它提醒的是：在时间中，人的联想其实有限。阅读古典小说，譬如《水浒》、《红楼梦》，甚至略早于鲁迅的《老残游记》与《孽海花》…·我们够不到书中的“时间”，可是经由巴特的联想，我似乎找到我与鲁迅可资衔接的“时间”：它直接勾连我的长辈——《彷徨》出版的翌年，1927年，木心出生了．属兔；又过一年，我父亲出生，属龙，而鲁迅的公子周海婴诞生于下一年，属蛇…·-我有幸见过晚年的海婴先生．彼此用上海话笑谈。 但在连接三代的“时间”之外，还有什么?

“秩秩千千、幽幽南山”、“粤有盘古．生于太荒”，这是鲁迅幼年必须熟读的句子，之后，他写出了《呐喊》与《彷徨》。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我幼年必须熟读的句子，之后，我读到了《呐喊》与《彷徨》。

现在的孩子熟读什么句子?他们长大后，如有万分之一的青年选择新版《呐喊》与《彷徨》，而且读了进去，他们如何感知远距鲁迅的时间，包括，远距我的童年的那一长段岁月?

所有阅读回向过去，进入时间隧道。博尔赫斯说——我不记得原话了——当他阅读荷马，古人没有死，古书，会在今人的阅读中整个儿复活。我相信他的话。巡察我们今日的文化，绿林好汉与巨家闺秀．早经绝灭，但宋江与林黛玉活在我们的阅读中。《呐喊》，《彷徨》，不是古书。当我亲见周家的儿孙，我确认鲁迅不是封面的侧影．确认他的记忆与我的记忆．如何分殊，或竟重叠——这是令人暗暗吃惊之事：新版的阿0与假洋鬼子，新版的孔乙己和夏瑜，新版的祥林嫂和子君，其实仍然活着，并非是旧书中的鬼魅。

呜呼!为敷衍编辑，我好容易想出以上这段话，随即发现，我可能又复堕入我所熟悉的、过时的鲁迅解读。鲁迅厉害。历来的解读，恐怕并非无缘由，而《呐喊》、《彷徨》，确乎隐隐牵动着后世的解读。

看来我是说不出关于鲁迅的新的感想了。那是我的问题。本届诺贝尔文学获奖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及今日的阅读，正确地指出：“一切都在溢出边缘，即便是文献的语言也正在出离原本的边界。”《呐喊》与《彷徨》的边界是什么?据鲁迅说，《呐喊》初版才八百册，请今日编辑做一统计：上世纪三十年代迄今，这两册薄薄的小说集总共出版了多少册?它们早经成为文献。文献，即是指停止了活力的语言吗?不，不是的。我愿补充博尔赫斯的意思：在阅读中复活的每一经典，迎对陌生的历史，交付新的读者。我多么期待今日的读者——假如真会有的话——做出新的鲁迅解读。

如今我已到了鲁迅尚未活到的岁数。当此果麦新版鲁迅小兑集面市之际，我却想钻回一无所知的童年时光，寻来旧版的《呐喊》与《彷徨》，与鲁迅单独相对。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次，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因为不知怎样地收束这篇稿子，我取了《呐喊》的自序．略一读，读到鲁迅与金心异的这几句对话，噫!我于鲁迅的好久之前的爱，又泛了起来。

陈丹青

2015年12月7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