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离开大陆后，撰写了多篇论述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章，《中国学术通义》即此类文章之汇集，收文十四篇。
书中，钱穆以通儒眼光，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学、儒学、朱子之学、经史子集之学做了通俗易懂的概论式评述，指出：中国学术自有独特性，其重人尤过于重学，重内尤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吾人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了解中国旧学，不当以西方学术成规为准绳。
钱穆还就师道、学风、德性、辨志、治学门径等话题分享切身体会，可资有志者借鉴。

序
三版弁言
一 四部概论
二 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
三 朱子学术述评
四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
五 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
六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文学
七 中国学术特性
八 泛论学术与师道
九 有关学问之系统
十 学术与风气
十一 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
十二 学问与德性
十三 择术与辨志
十四 我对于中国文化的展望

“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的学术文化通论之作
如余英时所言，钱穆认为学术虽有经史子集之分，但它们都呈现着中国文化特征，所以可以互通。钱穆的史学即以“通儒”视野贯通经史子集四部，这本书呈现了他兼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通人之学”，其中所寄寓的人文精神，或可为现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广阔的人文视野。
“文化不能与学术相分离”“学术明而后文化明”——明学术古今之变，方知文化古今之变
受近代文化界出现的西化潮流影响，国人纷纷以西方学术成规为标准指摘中国旧学。对此，钱穆指出中国传统学术自有其独特性即人文精神，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国人不可随意舍弃之，否则邯郸学步，非驴非马，文化发展终将迷失方向。学术是文化的导引，学术兴而后文化兴，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

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
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
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刘梦溪（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
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
无人能出其右。
——杨联陞（汉学大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序
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前，则迷惑失途。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为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销而云散。
中国文化传统，绵亘数千年，乃由吾中华民族所独自创建，自有其独特性之存在。即就中国社会风俗言，虽数千年来历时递变，然亦有其前后相承、一贯不断之独特性。即以当前可目睹者言，全球社会，各地风俗，可谓无一相似。风俗然，学术亦然。中国学术，显亦有其独特性。苟不然，此社会风俗之独特性，又由何来。惟风俗易晓，学术难明。其间分别，如是而已。中国与外族文化之接触，最先为印度佛教之东来。佛教虽为一宗教，而其所内涵之学术意义亦特丰。佛教之中国化，则胥由中国学术传统中所赋有之独特性之功。南北朝、隋、唐高僧，多兼通内外学，遂使中国学术逐渐渗入于佛教信仰中，而佛教之在中国，乃亦随之而变。
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双方文化传统各不同，因此上而学术，下而风俗，双方亦各不同。近代国人，乃有“国学”一名词之兴起。或疑学术当具世界共同性，何可独立于世界共同性学术之外，而别标“国学”一名词。不知同属人类，斯必具人类之共同性，然亦何害于各人有各人之个性。即就西方言，不论文学、史学、哲学，英、美、法、德诸邦，纵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亦复有其在学术上各自内涵之独特性之存在。更何论中国与西欧，其相互间，在学术上之不能无相异，事更宜然，理无足怪。
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各异趋，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或又谓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此固是矣。不仅西方学术，远自希腊，迄于现代，固已时时有变。即中国学术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经两汉，循至于近代，亦何尝不随时有变。如人之自婴孩而成年而壮而老，岂不亦随时有变。然而各有生命，各有个性。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此则终有其不可变者。故人贵求自立，谓他人父，而血统终不属，此亦无奈之何者。
今人又竞言复兴文化，又必申言其决非复古，斯亦是矣。然复兴究与改造有不同。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旧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谓之是复兴。若必待彻底毁灭了旧中国旧文化，赤地新建，异军特起，此又乌得谓之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
推此言之，如欲创造中国新文学，仍当先求了解中国旧文学，期能从旧文学中翻新复兴，而后乃有合理的中国新文学之产生。若一意模仿抄袭西方文学，决心舍我而从之，此非中国文学之复兴，乃属中国文学之革命，其事易知，不烦深辨。而且以中国人使用中国文字描写中国社会人生，亦决不能即成为西方文学。邯郸学步，非驴非马，其此之谓矣。
今若谓中国旧文学已死去，则中国社会人生依然存在，中国文字亦依然使用，只把这“的、那、吗”换去了“之、乎、者、也”，何得云中国文学已死。若仅谓近代中国人已不能读中国古书，故说中国旧文学已死去，则正贵有志创造新文学者，能从中国古书《诗经》《楚辞》《文选》乃及唐宋以下各家诗、文、词、曲、说部中，熟玩深思，取精用宏，独具机杼，使其推陈而出新，乃庶有当于文学复兴或中国新文学之称。否则只是西方文学之侵入与替代，断非中国文学之复兴与创造。抑且即在今日，能读《诗经》《楚辞》《文选》古籍者，亦尚有人。又乌得谓旧文学已全死去。纵谓其非社会大众所知，则岂《阳春白雪》，亦当不得预于歌唱之林，乃惟《下里巴人》方得为音乐之正宗？试问西方，亦岂如是。
要之，中国学术之必有其独特性，亦如中国传统文化之有其独特性，两者相关，不可分割。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即亦将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惟从另一面言之，亦可谓不明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即无以明中国学术之独特性。今姑举其最大者言之，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近人率多认文、史、哲诸科谓是属于人文方面，其实中国学术之有关此诸科者，其内涵精神亦复有其独特处。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中国自古亦即有所谓专家畴人之学，如天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