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职业既不道德又不体面，还有人抢着做？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工作中隐藏道德成本的真相。

前言
第一部分 高墙之后
1 双重忠诚
不要做目击者
公众不再关注
人体材料
2 另类囚犯
看守
应对机制
无名小卒
3 文明的惩罚
默认委托
无路可走
第二部分 屏幕背后
4 操纵杆战士
后果
道德危机
5 另外的百分之一
迫于经济压力
暧昧之人
第三部分 屠宰车间
6 影子人
肉体折磨
种植园资本主义
透明化行动
不合时宜
7 基础工人
履行订单
商业枷锁
羞辱性监管
良性消费者
第四部分 现代世界的新陈代谢
8 不洁能源
满是污垢的女像柱
浑水
矛尖
涟漪效应
9 厚黑科技
呼吁与退出
身份受损
不看恶，不说恶
结语
注释
致谢

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埃弗里特·休斯
（Everett Hughes）的美国人登门拜访了法兰克福的
一位德国建筑师。那是1948年，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
法兰克福也满目疮痍。饱受战火蹂躏的林荫大道两旁，
尽是些破败不堪的别墅。在盟军对纳粹发起的空袭中，
这里曾反复遭受轰炸，整个街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个
星期前，休斯曾和同伴开车在市中心坑坑洼洼的街道上
穿行，试图寻找店面和住宅侥幸得以保全的街区。折腾
了半天，他们最终放弃了。休斯在日记中写道：“这里
的房子不是被掀了房顶，就是整体垮塌。满眼都是残垣
断壁。”［1］休斯来法兰克福显然并不是为了考察废
墟的。身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行的主要任务
是完成一个学期的海外教学。休斯出生于1897年，是罗
伯特·帕克（RobertPark）的高徒。帕克记者出身，曾
担任布克·T。华盛顿的助手，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
掌门人之一，该学派强调直接观察在帕克所谓“人类生
态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休斯是个敏锐的观察者，钟
情于文学，善于从看似孤立的微小事件细节中总结出广
泛的模式。田野调查途中，休斯笔耕不辍，在日记或随
笔中记录下可能会在学术研究中有用武之地的灵感火花
。
在法兰克福访学期间撰写的日记中，休斯描述了自
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交往，这些人“就总体的思想、
态度和修养而言，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无异”。
造访建筑师的经历便很有代表性。大家坐在偌大一个满
是图纸的工作室，一边啜饮香茗，一边畅谈科学、艺术
和戏剧。“如果各国有识之士都能这样面对面交流该有
多好。”在座的一名德国教师如是说。那天晚上，这名
教师抱怨自己在法兰克福（当时仍处于美军占领下）遇
到的一些美国士兵很无礼，休斯顺势抛出了一个更为微
妙的话题。他询问这位女士是否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期
间的所作所为。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为我的人民感到羞愧，”
建筑师插话道，“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只是后来才知
道了这些。您得清楚我们承受的压力：我们必须加入纳
粹党；我们只能噤声不语，奉命行事。压力之大可不是
闹着玩的。”
“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建筑师继续说道，“
但是您看，我们失去了殖民地，国家也声誉扫地。这帮
纳粹分子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感。犹太人，的确是
个问题……这些最底层的家伙，满身虱子，又脏又穷，
套着邋遢的长袍在贫民区里乱窜。‘一战’后，他们蜂
拥而至，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迅速敛财。他们霸占了所有
美差。好家伙，医学、法律和政府职位的十分之一都给
犹太人抢走了。”说到这里，建筑师一时有些恍惚。“
说到哪了？”他问道。休斯提醒，他一直在抱怨犹太人
在战前是如何“把持一切”的。“哦对，就是这样，”
建筑师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法解决犹太问题。但
问题出现了，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2］夜半时
分，休斯起身告辞，离开了建筑师的家。但这段对话一
直在他的心头萦绕。回到北美后，休斯在蒙特利尔的麦
吉尔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曾提及此事。十四年后，即
1962年，演讲的文字稿发表于《社会问题》期刊上。彼
时，学界涌现了诸多理论，以解释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一
系列恐怖事件，以及它们最终是如何导致种族灭绝的：
德国独有的“威权人格”，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
崇拜。休斯则关注到另一个与狂热分子以外的人都有关
，且并非德国独有的因素。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下犯
下可怖罪行的凶手，并非完全遵从元首的命令被动行事
。他们是“好人”的“代理人”（agent），就像上面
提到的那位建筑师一样，这些“好人”对迫害犹太人的
行径视而不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乐见其成。
“大屠杀”“灭绝犹太人”，类似描述纳粹消灭犹
太人的术语有很多。休斯选择的表达方式更为平淡。他
称之为“脏活”，这一术语意味着虽然肮脏且令人不悦
，但并非完全不被社会中的体面人欣赏。休斯从那位建
筑师对“犹太问题”的思考中得出结论：受过教育的德
国人即使不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也并非不欢迎清除“劣
等种族”的做法。类似的态度，休斯在法兰克福时参与
的其他谈话中也有体察。谈到这位建筑师时，休斯写道
：“他刻意与犹太人划清界限，并宣布他们是个问题，
显然也愿意让其他人来做自己不会去做的脏活，正是为
此他才感到羞愧。”［3］正如休斯设想的，这就是脏
活的本质：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
势对此矢口否认。与流氓不同，被分配干脏活的作恶者
获得了社会“无意识的授权”（unconsciousmandate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纳粹确实设法获得
了社会的授权。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在2001
年出版的《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与胁迫》一书
中指出的，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针对犹太人和其他“
不受欢迎者”的暴力运动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心
知肚明，且经常为种族净化运动推波助澜。从这个意义
上说，休斯在《社会问题》上发表的题为《好人和脏活
》的文章可谓有先见之

当代美国残酷叙事，不平等研究新维度，剖析工作的隐形道德成本
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贫穷意味着道德失格，无权无势力者出卖良心，有权有势者坐享其成。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
新闻记者的良心之作，社会学者的温情书写，为不可见之人立传
作者以非虚构笔法与社会学视角，基于数年追踪采访，用详实数据和社会理论重新阐释了不平等的当代意涵。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后不久，便出现了有关医院的种
种不良传闻，不仅涉及数万名因呼吸困难被送入急诊室
的患者，还涉及陷入困境的护理人员。一些报道关注的
是长期困扰医学界的问题：倦怠、压力、焦虑。另一些
则指出了更多全新的挑战，例如护士和医生面临的道德
困境：被迫决定如何将稀缺的医疗资源分配给危重患者
。重症监护室中的最后一台呼吸机应该留给死亡风险更
高的老人，还是给两个小孩的母亲？哪些患者才能住进
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2020年6月，《科学美国人》杂
志登载的一篇文章警告说，在疲惫不堪、被迫妥协的情
况下，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可能会造成长期心理创伤，
还可能导致道德伤害。文章引用一位生物伦理学家的话
称，医生接受的培训是“一次治疗一名患者”，［1］
而不是对病人鉴别分类。一位名叫温迪·迪安的精神病
医生说：“我认为，当这一切结束时，真正的清算才会
到来。”
干脏活的人承受的道德和情感创伤，就像他们自己
一样，是隐形的。人们不会注意到“隐性的伤害”。但
抗击新冠疫情前线的医疗专业人员显然不是如此，他们
的遭遇俨然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话题。知名媒体不仅详
细报道医护人员被迫面对的道德困境，还邀请他们亲口
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内科医生投书《今日美国》：“一
线医护人员的灵魂在缓慢而无声地腐烂，看不到任何希
望。需要有人分担如此不能承受之重，因为我们已疲惫
不堪。”［2］
医疗专业人员能够获得此类话语平台，肯定与其社
会地位不无干系。也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被社会视为不
可或缺，甚至是英勇的。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医生和急
救人员将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置之度外，为病人提供紧
急护理，获得了广泛赞誉。就像家庭护工和其他所谓的
基础工人一样，医疗专业人员履行的是其他人依赖的、
维持社会运转必需的职能。
脏活可能是社会需要的，这一想法更令人不安。毕
竟，此类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会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
成重大伤害。对于我此前拜访过的“粉色代码”活动人
士，如托比·布洛梅等人来说，施加这样的伤害显然是
完全没必要的。布洛梅告诉我，无人机操作员实施高科
技杀人行为，并不是因为定点清除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而是因为军工复合体、掮客承包商和特殊利益集团的
巨大影响力扭曲了美国的优先考量，以便从无休止的战
争中大获其利。
但事实是，无人机项目不仅符合军事承包商的利益
，也迎合了不想过多考虑以其名义发动的无休止战争的
公众。多亏了无人机战争，他们也不必考虑。定点清除
这样的脏活大可以留给克里斯托弗·亚伦和希瑟·莱恩
博这种人去做，很少有人闲得过问此事。同样，像美国
这样没有为精神健康服务提供资金的社会，把精神病患
者关在监狱和看守所的脏活也是如此。这种安排不仅有
利于提供此类服务的营利性公司，也使许多公民受益，
他们乐于让精神病患者消失在狱中，而不纠结于其后果
。脏活也是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工作，解决了许多人都想
解决的各种“问题”。当然，前提是其他人能够处理这
些问题。
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想听到太多关于脏活的消息，也
不想从代表我们干脏活的人那里听到太多，他们说的事
情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安，甚至还可能产生负罪感。在
采访过程中，我经常感到这种不安。斯蒂芬·斯通谈到
，人们乐于对出身偏远城镇、在石油钻井平台找到工作
的“乡巴佬”评头论足，却很少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高
度依赖于化石燃料，我深以为然。当我把租来的车开回
租住的“爱彼迎”公寓时，我感到自己也有所牵连。当
哈丽特·克日科夫斯基哀叹，许多美国人尤其爱将贫穷
且缺乏治疗机会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视为“被抛弃者”
时，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但后来我琢磨，这是否就
是自己下意识里对他们的看法。在纽约市的街道上，我
经常能遇到精神病患者，很多时候，我对他们感同身受
，但可能转头就将其忘在了脑后。
即使是那些暂时被这种不安困扰的人，也可能因为
深感无力改变而故意回避。的确，就个体而言，我们势
单力薄。购买更省油的汽车（或电动汽车），并不会结
束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把几块钱交给街角自言自语
、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也不会改变美国的监狱和看
守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精神卫生院的现实。然而，就集
体而言，我们并非无力改变。正如本书开头指出的，脏
活的核心特征便是“好人”的默示授权，他们不会过问
太多，毕竟最终结果不会令人不快。这种授权很重要，
但绝非一成不变。它所依赖的态度和假设可能会改变，
事实上改变已经发生。在过去十年间，使美国监狱人满
为患的惩罚性量刑政策不再受到追捧。尽管精神病患者
依然会被关进监狱和看守所，但随着对大规模监禁政策
的强烈反对，我们可能会对这一现状的社会和道德代价
提出疑问。美国民众对工业化畜牧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
变，虽然就目前而言，上述态度的转变更多是促使人们
购买“有机”肉类，而不是解决屠宰场工人面临的恶劣
条件。我们对化石燃料行业

新冠大流行暴露出我们对基础工人的依赖，而
早在此之前，就有一群人做着我们或许不愿去想的
工作。在这本深刻、敏锐、文笔优美的书中，埃亚
勒·普雷斯探讨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生活：监狱
惩教官、无人机操纵员、屠宰场女工。《脏活》没
有妄下评判，而是正视了一系列深刻而棘手的道德
问题。它揭示了共谋的纽带，这些故事并非属于他
人，我们每个人都牵涉其中。这是一本精辟、重要
的书。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疼痛帝国》作
者
在这本内容丰富、令人不安的书中，埃亚勒·
普雷斯强调了我们要求最弱势的社会成员从事某些
蒙受污名和道德伤害的工作。在公众视野之外，监
狱看守、屠宰场工人和无人机操纵员干着社会中的
“脏活”。这本书揭示了我们所有人是如何卷入我
们外包给他人的肮脏工作，从而促使公众反思工作
中的不平等。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作者
令人不安和必要……《脏活》几乎每一页都向
我们展示了丑恶，但作者仍然希望我们抛开愤世嫉
俗和悲观主义，和他一起寻找加强我们之间道德纽
带的方法。
——《纽约时报书评》
并不是玫瑰色的眼镜阻碍了对真实情况的清晰
认识；正是精英傲慢的金框眼镜，蒙蔽了特权阶层
，让他们对人群中的底层视而不见。
——《美国学人》

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美国人登门拜访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建筑师。那是1948年，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法兰克福也满目疮痍。饱受战火蹂躏的林荫大道两旁，尽是些破败不堪的别墅。在盟军对纳粹发起的空袭中，这里曾反复遭受轰炸，整个街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个星期前，休斯曾和同伴开车在市中心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穿行，试图寻找店面和住宅侥幸得以保全的街区。折腾了半天，他们最终放弃了。休斯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房子不是被掀了房顶，就是整体垮塌。满眼都是残垣断壁。”［1］休斯来法兰克福显然并不是为了考察废墟的。身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个学期的海外教学。休斯出生于1897年，是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的高徒。帕克记者出身，曾担任布克·T。华盛顿的助手，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掌门人之一，该学派强调直接观察在帕克所谓“人类生态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休斯是个敏锐的观察者，钟情于文学，善于从看似孤立的微小事件细节中总结出广泛的模式。田野调查途中，休斯笔耕不辍，在日记或随笔中记录下可能会在学术研究中有用武之地的灵感火花。
在法兰克福访学期间撰写的日记中，休斯描述了自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交往，这些人“就总体的思想、态度和修养而言，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无异”。造访建筑师的经历便很有代表性。大家坐在偌大一个满是图纸的工作室，一边啜饮香茗，一边畅谈科学、艺术和戏剧。“如果各国有识之士都能这样面对面交流该有多好。”在座的一名德国教师如是说。那天晚上，这名教师抱怨自己在法兰克福（当时仍处于美军占领下）遇到的一些美国士兵很无礼，休斯顺势抛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话题。他询问这位女士是否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为我的人民感到羞愧，”建筑师插话道，“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只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些。您得清楚我们承受的压力：我们必须加入纳粹党；我们只能噤声不语，奉命行事。压力之大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建筑师继续说道，“但是您看，我们失去了殖民地，国家也声誉扫地。这帮纳粹分子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感。犹太人，的确是个问题……这些最底层的家伙，满身虱子，又脏又穷，套着邋遢的长袍在贫民区里乱窜。‘一战’后，他们蜂拥而至，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迅速敛财。他们霸占了所有美差。好家伙，医学、法律和政府职位的十分之一都给犹太人抢走了。”说到这里，建筑师一时有些恍惚。“说到哪了？”他问道。休斯提醒，他一直在抱怨犹太人在战前是如何“把持一切”的。“哦对，就是这样，”建筑师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法解决犹太问题。但问题出现了，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2］夜半时分，休斯起身告辞，离开了建筑师的家。但这段对话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回到北美后，休斯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曾提及此事。十四年后，即1962年，演讲的文字稿发表于《社会问题》期刊上。彼时，学界涌现了诸多理论，以解释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及它们最终是如何导致种族灭绝的：德国独有的“威权人格”，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崇拜。休斯则关注到另一个与狂热分子以外的人都有关，且并非德国独有的因素。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下犯下可怖罪行的凶手，并非完全遵从元首的命令被动行事。他们是“好人”的“代理人”（agent），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建筑师一样，这些“好人”对迫害犹太人的行径视而不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乐见其成。
“大屠杀”“灭绝犹太人”，类似描述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术语有很多。休斯选择的表达方式更为平淡。他称之为“脏活”，这一术语意味着虽然肮脏且令人不悦，但并非完全不被社会中的体面人欣赏。休斯从那位建筑师对“犹太问题”的思考中得出结论：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即使不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也并非不欢迎清除“劣等种族”的做法。类似的态度，休斯在法兰克福时参与的其他谈话中也有体察。谈到这位建筑师时，休斯写道：“他刻意与犹太人划清界限，并宣布他们是个问题，显然也愿意让其他人来做自己不会去做的脏活，正是为此他才感到羞愧。”［3］正如休斯设想的，这就是脏活的本质：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势对此矢口否认。与流氓不同，被分配干脏活的作恶者获得了社会“无意识的授权”（unconsciousmandate）。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纳粹确实设法获得了社会的授权。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在2001年出版的《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与胁迫》一书中指出的，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针对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者”的暴力运动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心知肚明，且经常为种族净化运动推波助澜。从这个意义上说，休斯在《社会问题》上发表的题为《好人和脏活》的文章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正如他竭力强调的，他发表该文的目的绝不是要证实这一点。休斯写道：“在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