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中国》共分为“走出困境”“中苏论战”“社教运动”“过火批判”和“山雨欲来”五个部分，系统介绍了“文革”前夜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罗平汉，1963年8月生，湖南省安化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党史现场》《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

一、走出困境
1．严重的困难
2．“八字方针”
3．“农业六十条”
4．“包产到户”的兴衰
5．伤筋动骨的调整
6．“备战备荒为人民”
7．工业学大庆
8．大寨红旗的升起
二、中苏论战
1．裂缝的产生
2．“东风压倒西风”
3．“完全一致”的背后
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
5．“一场痛快的争论”
6．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7．“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
三、社教运动
1．“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
2．“前十条”与“后十条”
3．“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5．“桃园经验”与小站夺权
6．“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四、过火批判
1．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2．所谓“坏影片”
3．“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4．上纲上线的“学术批判”
5．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
五、山雨欲来
1．罗瑞卿遭打倒内情
2．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
3．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4．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
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作者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苏两党的冲突与摩擦、作为“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在中共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等历史事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作者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客观、真实地介绍了这些事件。

1.严重的困难
盲目的“超英赶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程度，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人们常常把1959年至1961年这几年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困难的程度，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这个困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这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由此拉开序幕的。
会上，毛泽东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其中，毛泽东在讲到1956年的工作时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一个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再一个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我们总的方针，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讲这番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1956年的时候，由于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盲目追求高速度、急躁冒进的风潮，周恩来、陈云等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且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但毛泽东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就认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冒进而是右倾保守。因此，他对于这个方针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由于1957年工业发展的速度低于1956年31％的年增长率，农业也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指标，这使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加之此时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高潮刚刚过去，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并且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反右派运动后的全民整风过程中，一些工厂、农村也的确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这些都使毛泽东进一步相信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并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对“反冒进”提出公开的批评。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并且公布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草案，并决定在农村开展一场以加快农业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大辩论。10月27日，《人民日报》就纲要发表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指出，许多人习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作，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由此开始，原来已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心，就由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转变为对农业四十条的学习、讨论。与此同时，按照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要求，在农村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这实际上成为“大跃进”的先声。
“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完成各种各样的高指标。而这些高指标的提出，又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口号有着密切的联系。
195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40周年。受苏共中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参加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很好。一是他觉得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并且通过这场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二是在莫斯科会议上，苏共原来准备了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中心内容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问题。后来中共中央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同原来的面貌不一样，并被会议基本上接受了。胡乔木曾回忆说：“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①
11月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不但大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问题，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苏联“在十五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在征得国内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11月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②
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致祝词时，正式公布了这个口号。他说：“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