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西方观点对比的双重视角，来全新解读李鸿章的一生功过是非，和这段国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却依然陌生的前尘往事。作者用精彩的语言，细致入微地展现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加以精彩点评，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掌握。
李鸿章因为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晚清帝国的“裱糊匠”，背了100多年的骂名，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西方外交家唯一愿意相信的人也只有李鸿章。所以，他在中西方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评价截然不同。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张明林，《丝路百科》杂志编辑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在《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学习时报》等刊物上发表通讯、评论性文章数篇。

第一章 为了承担全国的责任而拼命做官：1895年前的李鸿章
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
笃信“行动更为重要”的独特学生
在危及帝国的叛乱中起步
关注富强
实用主义的文化改造者
李鸿章在直隶：一个新政策的呈现
李鸿章在中央政府的作用
自强——一项李的新政策的出现
有限权力的代表者
一个全国性官员的角色：执掌中国近代化牛耳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比
不同凡响但识见有异
取法西方，其“道”不同
根本差别和客观处境
李鸿章权力网的经营与娴熟的政治技巧
第二章 中国的Grand Man（元老）：活跃在19世纪末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外交巨星
李鸿章对外国军事人才的使用：形成时期
李鸿章与常胜军
“驭夷”的早期教训
外国军事援助的遗产
李鸿章对日本和朝鲜的均势战略
1870年前李鸿章的日本观
遏制日本同西方合作：1870-1874年
探求新的战略
朝鲜国际均势
结束语
李鸿章与琉球丧失始末
伪善的近邻
初次受骗
模糊不清的外交掌权人物
走向中日全面战争之路
李鸿章对朝政策从放任到“牵制与均衡”
壬午兵变和中国态度的变化
甲申政变和李鸿章的干涉主义政策
甲申政变后中国宗主权的再次坚持
结束语
李鸿章和中俄密约
中国之大患终在俄
从欲盖弥彰到大白于世
“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李二先生是汉奸”
对洋人老老实实的结果
第三章 着眼世界改革潮流的拓荒者：晚清身体力行改革开放的第一人
中国近代化的开始
新兴企业
李鸿章在1874年11月以前近代化工业的努力
李鸿章在1874年12月关于台海及边疆危机的建议
李鸿章与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建立与早期经营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计划
重武器生产
结束语
改革科举，创办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组织学生海外培训
李鸿章的军事变革思想与北洋海军的兴衰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
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
海军学堂与训练
遴选将才与组织舰队
无法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崩溃
结束语
第四章 找寻继承者：时代巨变旋涡中之李鸿章的用人观念
李鸿章的幕友与门生
李鸿章的用人观与对亲属的回避
李鸿章的幕僚们
李鸿章的属下和门生
李鸿章对留洋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李的知遇之恩与袁世凯的崛起
李鸿章对外国专家与人才的聘用
津沪联系：李鸿章通过代理人对上海的政治控制
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
两个城市之间的人事调动
上海道台：是李鸿章的人吗？
正式的政治控制
非正式的政治控制
第五章 忠诚为先的末世儒臣：外国人对李鸿章的性格解析
一生屈辱仍然忠字当头
远游万里心念家国
联俄拒日；一生永远的痛
最后一次出场
几种评论
附：振聋发聩之声——《纽约时报》李鸿章采访实录
第六章 半神、半人的异邦人：李鸿章的人际交往与人格魅力
权力运用的极致
富可敌国的财势
名副其实的领袖品格
第七章 死者指挥生者：历史发展进程背后的李鸿章
不同世界历史观的伟大与可笑
近代化倡导者李鸿章
外交家李鸿章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李鸿章
贪污问题
李鸿章仅仅是政治家吗？
第八章 身后满负诟病的列道者：李鸿章的自我评价与认知
志同道合的维新者
“公车上书”真相迷离
鼓励李提摩太当说客
强学会的支持者
“维新之同志”
秋风宝剑孤臣泪
委曲求全等待时机
义和团的起源
“废立之谋”
悍然宣战的前前后后
“廿五矫诏，粤断不奉”
诡秘出格的“两广独立”
静观待变
北上乞和死不瞑目
后记

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
：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格罗弗·克利夫兰
（Grover Cleveland）：
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
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
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
来说，他是全世界在19世纪
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
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
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
家做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
政30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
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
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
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
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
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Diphloatic Memoirs
Li Hongchang
东方的普罗米修斯
李鸿章是中华帝国近代
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治）
、光（绪）两朝，凡清政府
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
重大举措，莫不与其有着直
接的关系。
自1840年鸦片贸易战争
后，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当
时的清政府面前，历来以“
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
，竟没有一名懂得真正意义
上的外交的官员。
虽然有“弱国无外交”的
艰难现实，但以在逆境中艰
难求存而著称的中华民族还
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自己
的外交天才。
在第二次鸦片贸易战争
后，因发动洋务运动而得到
“洋务亲王”之称的恭亲王奕
訴成为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
个真正的“外交部长”。他在
北京和英法两国的外交谈判
中显露极为灵活的外交手腕
。以至有史学家后来感叹：
“如果道光之后的满清皇帝
不是成丰而是奕祈的话，再
能起用李鸿章主持朝政，满
清未尝不可中兴！”其后，
代替奕祈主持洋务运动的北
洋大臣李鸿章又担起主持弱
国外交的这副千钧重担，更
因在列强的压迫下签订了一
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背上
百年骂名
但在真正和李鸿章打过
交道的西方外交官眼中，这
位有着“东方俾斯麦”之称的
东方人却是另外一副面孔，
“李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
者，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
来维持他的国家的利益，但
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
少了！”在西方的外交界，
一致公认，李鸿章是那个时
代伟大的外交家之一。
由于政治的原因，李鸿
章在他生前身后的中国衰落
历史上（指19世纪末20世
纪初晚清与清末那段历史时
期）一直戴着一顶“卖国贼”
的“帽子”，成为那段不堪回
首的屈辱岁月的罪魁祸首。
当我们在读完那些带有鲜明
的政治色彩的陈旧的历史教
科书后，当一部分中国当代
社会的青年精英和学者们大
骂“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能想到，在当
时那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下，
作为中华帝国的代表李鸿章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
减少牺牲。他没有不作牺牲
的能力和机会，因为他手中
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同西方强
国讨价还价的资本。
更有几个人知道在1896
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
旗伴着各自的国歌依次升起
。但当中华帝国的黄龙旗升
起时现场却是一片沉寂，旋
即响起了西方人的阵阵嘲笑
——中华帝国，这个远东大
国，竟然连自己的国歌都没
有。
而就在此时，一名七旬
老人，步履蹒跚却坚毅果敢
地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
，用他那并不高亢的嗓音，
深情而激扬地高唱了一首家
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
。运动场上的喧嚣霎时归于
沉寂，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历来崇尚英雄的西方
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向这名
拼死捍卫祖国尊严的老人致
敬。在这些西方人眼中，他
们面前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所
挚爱的中华帝国的真正脊梁
。
打破传统价值观的中华
帝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
在社会学的范畴里，价
值观是文化赋予人的行事方
式的总和。在所有的社会中
，现存的做法需要调整或改
变的要求都是存在的，否则
文明就不能进步，否则历史
上就没有改革。但是，社会
动员，或被社会科学家所称
的现代化背景中的改革与传
统社会中的改革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是慢慢形成的，
它的后果不同。中华帝国的
传统社会，从商鞅到王安石
，伟大的变法不绝如缕，但
能使有的变法与改革形成传
统社会的延续的，则只有
1840年以后的，以李鸿章
承前启后的一系列的改革，
形成传统社会的终结与解体
。
就中华帝国当时的情况
而言，现代化的起源开始肯
定要追溯到中西文化的第一
次强烈的冲突。显然，在鸦
片贸易战争爆发以前很长时
间内，中西文化就有了接触
。在这种表面的接触中，中
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彼此都
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对方的
。在中华帝国的典型的士大
夫看来，西方人是蛮夷之一
种。与蛮夷的有限的交往不
会改变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他
人的看法。马戛尔尼在18世
纪90年代出使中华帝国访问
清朝（那是清朝乃至绵亘了
几千年的广义上的整个中华
帝国的盛世之一，而半个世
纪不到，就迅速走向衰落）
，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礼品，
包括带有示威与炫耀性质的
洋枪，但是乾隆及满朝文武
没有一个人严肃认真地去观
察与思考这些“礼物”，更不
可能有人会想到若干年以后
，这种洋枪会用来攻击清朝
军队。中华帝国文化是至高
无上的，我朝乃天朝，这是
最根深蒂固的意识。
虎门销烟是古典时代最
后一次辉煌，也是

从1870年到1900年的30年，是“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30年，也是全球权力格局巨变的30年，更是晚清错失战略机遇、加速进入下行曲线的30年。
其间的内政外交，无论是非成败，李鸿章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读懂李鸿章及其时代，就无法理解清末的历史风云变幻。

100多年来，李鸿章一直
被国人称为卖国贼，因为中
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不平
等条约，大多是李鸿章代表
清政府签订的。其中仅《辛
丑条约》赔款本息就高达
9.8亿多两，但是在怎样评
价这位100多年前的晚清重
臣上，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
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却截然
不同。
那么，晚清重臣李鸿章
究竟是卖国、误国还是爱国
呢？纵观世界历史，似乎没
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有争议。
在西方人眼中，李鸿章
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人物，
是“东方的俾斯麦”。
“李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
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
努力来维持他国家的利益，
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
太少了！”在西方的外交界
，一致公认，李鸿章是那个
时代最为伟大的外交家。
李鸿章为了实现一个积
贫积弱的封建帝国的富国强
兵梦，忍犀负重与列强签订
了那些不平等条约。李希望
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为清政
府赢得时间，同时对内采取
自强运动，迎头赶上列强。
李鸿章的措施的确为中国变
法图强赢得几十年宝贵时间
，可惜被清政府痛失。
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认
为，如果要使中国当时不自
觉地追求了近半个世纪的近
代化事业有序进行，只有两
个人联手才有可能，那就是
光绪皇帝与李鸿章。李是19
世纪末温和派政治家，是最
有可能把改革（推动自强的
维新运动）与秩序结合在一
起，唯一将这两种看似矛盾
的思想统一在帝国具体政策
中的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的人
物。由于他代表清政府签订
了众多的卖国条约，在那群
情义愤的时代，他成了罪恶
的象征，成了清政府的替罪
羔羊。自强运动的领袖和卖
国贼政治生命的终结，也意
味着有秩序地推进中国近代
化的事业的终结。
为了以历史的真实面目
客观地评价李鸿章，以历史
的真实反思中国近代化之路
，以当时及其后环球政治精
英人物的视角，进行了两个
世界的、两种历史认识的激
烈思想撞击。为此，作者广
泛收集了100多年前与李鸿
章有过特定交往，或者耳闻
目睹其人其事的西方人的有
关评论，辅以哈佛大学和剑
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学府的中
国近代史专家、知名汉学家
的相关研讨观点，以李鸿章
一生政治活动为基本线索，
出版了这本《李鸿章及其时
代：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
》。
本书在编译创作过程中
，对比参考并引述了国际同
行的一些有关观点及事例作
为佐证，在此谨致衷心谢忱
。同时，也因为未能及时与
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取得联系
而深表遗憾与歉意。
张明林
2023年7月1日于北京

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
由于他的杰出作为，他时常被同时代的西方文学者、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如麦士尼、濮兰德等人，看成是中国的伊藤博文，甚至是“东方俾斯麦”。
李鸿章（1823-1901）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士人家庭，在太平军起义时，显示出自己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实际才干，但是当他于1862年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同太平军作战时，他平生第一次面对西方武力和侵略的威胁。他非凡的务实品性，以及有不平常的机会深刻了解西方武器和西方军事人才，使他在对西方做出反应中居于一种无可匹敌的地位。他是一个杰出的官员，他能够提请朝廷注意革新和改革的建议。从1862年以来的30多年中，他成为中国自强的首要倡导者，自强政策要求以采用西方技术为主，发展中国武力和财力，以便能够应付西方侵略。由于他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1870-1895）的作为，他时常被同时代的文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看成是中国的伊藤博文，甚至是“东方俾斯麦”一这不仅由于他在清朝外交中的作用，而且由于他通过军事建设和工业化，追求国家的强盛。
笃信“行动更为重要”的独特学生
在回顾李鸿章的早年事业时，必须强调，他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都是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他于1823年生于安徽庐州（合肥）一个上层家庭。他的祖父和曾祖都捐资取得低级的功名，李年轻时，全家过着贫俭的生活。然而李的父亲李文安于1838年应试考中进士，成为一名京官，19世纪50年代初升至刑部郎中。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科举考试，21岁中举人，三年后，亦即1847年，中进士。他被选派为翰林院庶吉士，并于1851年擢升编修。李在20多岁便是这样一个十分成功的士人，开始顺利登上仕途。
大约从1843年起，李鸿章同曾国藩结成师生关系，曾与李的父亲为同科进士，当时住在北京。曾后来追忆，早在1845年，他便已认识到李的才能——但应指出，李并不像曾国藩那样倾心学问。尽管人们设想李鸿章曾经从曾受学，但是从他的后人出版的文集所收他早年著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他对“汉学”或“宋学”有任何感兴趣的迹象，而这两者正是曾国藩当时所潜心钻研的。事实上，我们在李鸿章早年著述中，也没有看到他对“经世之学”有任何兴趣的痕迹，而这也正是曾所专心致志的。至今保存下来李的早年著述，主要包括两类：诗与赋。诗主要是关于友情和思亲的固有主题。如果其中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许是偶尔明显流露出对于飞黄腾达前程的热望。李的词赋以这类体裁所常用的绚丽文笔写成，显示出他驾驭文字的熟练技巧和对经书与文学的精湛造诣。诗文的内容则多未能摆脱俗套，除了赞美自然，李还强调诸如“文以载道”之类的主题，以及与忠君相称的道德修养。但他早年诗词中，却可以发现一种雄健的风格，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李鸿章曾说：“鸿章弱冠时，颇有志为学。”但是现存他的早期著作至少表明，他并非是有学者才具的人。像中国过去产生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受过经书和文章写作的严格训练，但是他本质上却是一个实干家。
无论如何，李鸿章很快就显示出，比起文学或学问的追求，他认为行动更为重要。太平军打到江南，给了他特殊的机会。1853年春，他作为工部侍郎、安徽籍人吕贤基的助手，回到原籍安徽，吕是由朝廷派往安徽省组织地方防务对付太平军的。除了李在诗中写到他对于效力朝廷和保卫家乡的急切心情外，我们对于他加入吕贤基营幕回到安徽的动机并无所知。
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从此开始了军事和行政的事业。在1853年末吕贤基去世前，李就已由安徽巡抚李嘉端指派独立指挥军事。早在1853年6月，这个前翰林院编修手下已有1000人，这些人大多是他自己从地方团练和其他部队征集来的。8月，李鸿章的军队在安徽北部巢县附近第一次战胜太平军。李很快就以他所指挥的小小兵力，使自己声名鹊起，因为根据笔者所掌握资料，这些年一直同他保持联系的曾国藩于1853年末就从湖南写信给他说：“闻足下所带之勇精悍而有纪律。”
此后三年，李鸿章作为战场指挥官和安徽巡抚的战略顺问，忙于全省的军事工作。1854年初，他的父亲李文安奉朝命回省，在临准附近组织团练，但是父子起初似乎是各自工作。李鸿章到当时新任巡抚福侪处供职（福济是满人，他恰巧是李1847年应试进士的考官）。福济1854-1855年的奏折表明，李是他最信赖的一名指挥官，时常亲自率领部队攻取太平军占据的城镇，将部队推进到城墙下。1855年初，李鸿章和他的父亲一起，在清军对他的故乡庐州进攻太平军中起了关键的作用。7月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他不得不中止丁忧守制，帮助福济击退太平军一次猛烈的进攻。他获允重新家居守制只有100天，又受命在福济营务处工作，并且协助指挥巢湖一支水师船队。1856年，他在制订几次陆上作战的计划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战役以收复巢县而告结束。
虽然有关李鸿章1853-1856年生活的资料十分匮乏，但是他在福济之下担任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