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
来到了最会吃的南越之国。
这里食材丰富，简直就是饕餮之徒的梦想之地。然而，在美食背后，却涌动着南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兴废……种种波谲云诡，竟比岭南食材的风味更加复杂。
这个懒散的大汉使者，身陷岭南的政争漩涡。他唯一能信赖的伙伴，只有食物；唯一的破局之法，只有追求极致美食的心。
谁都没想到，那一缕微妙滋味，竟关乎大汉与南越国运，乃至于整个中华版图……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
其作品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
代表作：《太白金星有点烦》《长安的荔枝》《龙与地下铁》《大医》《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等。

两人浑然不知，此刻在庖厨里，大汉与南越国正进行着另外一个层面的对抗。
船灶呼呼地冒着火光，灶上搁着一尊盛满水的三足铜鬲，蒸汽向上翻涌着，把鬲上架着的一具陶甑笼罩在云雾之中。唐蒙和黄同并肩蹲下，死死盯着不断被蒸汽掀动的盖子。
陶甑里面，并排躺着两条嘉鱼。两条长短几乎一样，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有微妙的不同：右边那条的鱼鳞似乎没刮掉，左边那条下面多了几根白色的东西。
守在灶前的两人偶尔会对视一眼，眼神里尽是恼怒。怒意之深，简直比他们在大庾岭前那次生死相搏还强烈一些。
之前他们俩刚一进庖厨时，气氛还算和谐。黄同建议说七月嘉鱼不够肥，煎之不美，不如清蒸，唐蒙从善如流。可一到杀鱼的环节，两人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因为唐蒙发现，黄同杀第一条鱼时，居然没有刮鳞。他大为愤怒，说杀鱼怎么可以不刮鳞？黄同坚持说岭南从来都是这种做法，还语出讥讽：“今天在番禺城门前受辱，都没见大使你这么激动……”
唐蒙实在无法容忍，抢过另外一条嘉鱼，说别糟践东西了，亲自撸起袖子处理。一刮之下他才发现，这嘉鱼的鳞片居然是在鱼皮下面，看来是岭南人手笨不会处理，只好带鳞吃下。
他在番阳县做县丞好多年，那里背靠彭蠡大泽，鱼类甚多，杀鱼经验很是丰富。只见唐蒙手里小刀上下翻飞，把鱼鳞一片片挑出来，然后开膛、挖腮，去净肚内黑衣，动作一气呵成。然后他还削了几小根甘蔗，搁在鱼身下方。
黄同忍不住：“好好的嘉鱼，怎么要用甘蔗铺底？”唐蒙眼皮一翻：“我们番阳从来都是如此。”黄同没吭声，但呼吸明显变得急促，显然无法接受。
“在大庾岭前被俘时，都没见黄左将你这么委屈。”唐蒙不失时机地嘲讽了一句。
好在两个人的其他厨序都差不多，无非是放些葱白、姜丝，再淋入一点稻米酒。一俟铜鬲里的水开，便把两条嘉鱼放入陶甑开蒸。
随着水声咕嘟，庖厨里陷入一种微妙的安静，只听得到滚水的声音。黄同不动声色地将左手大拇指按在右腕上，而唐蒙则偷偷瞄着窗外的光线角度。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计量着时辰，因为这对蒸鱼来说至关重要。
水面上一只白鸟振翅飞过，迅速掠过船边。两个人几乎同时身形一动，齐声说差不多了。黄同快了一步，顾不得蒸汽烫，迫不及待地掀开盖子。
只见甑内两条嘉鱼并排躺在陶盘里，俱是通体白嫩，软玉横陈。一股蒸鱼特有的清香，缭绕在四周，令人食指大动。
唐蒙拿起一双竹筷，先伸向黄同那一条。他本以为鱼身没有刮鳞，口感必然欠佳，可谁知一入口，那鳞质变得微脆，与鱼肉相得益彰，味道意外地奇妙且带层次。唐蒙细琢磨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嘉鱼腹部自带膏脂，一蒸之下，油花层层渗出，等于先在甑里把鱼鳞煎熬一遍，自带风味。
那边黄同的惊讶，也不输于唐蒙。他的筷子一触到鱼身，鱼肉竟自溃散开来，只见肉色如白璧无瑕，看不到半点血丝或杂质，只在表面浮动着一层浅浅的油光。他夹起一块送入嘴里，几乎是迎齿而溃，立时散为浓浓鲜气，充盈于唇齿之内。他之前愤怒，是担心甘蔗的甜腻会破坏鱼鲜，没想到蔗浆蒸开之后，甜味几乎消失，反而有了提鲜的妙用。

本文的源起，是《史记》的《西南夷列传》里的一段记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上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
因为一种食物而被灭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例。
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唐蒙这位美食侦探的经历，而是它所展现出的地理认知。
大家读文的时候，也许会替主角们着急——明明那么明显的地理关系，你怎么会想不到？是不是人设太弱智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今人不必俯瞰地图，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中国疆域的形状，这是属于现代人的观念。但这种地理观，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一瞬间形成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演化而来的。
在唐蒙的时代，张骞尚未凿通西域，南越尚未归附，东海之外茫然无知，西南也只能笼统地以诸夷来概括。在那个时代的西汉人眼中，中原之外的广大地区被重重迷雾所笼罩。若要把这些地图点亮，需要有勇气、有谋略以及有着超越时代的地理直觉。张骞有一次去大夏国，发现当地有蜀地产的布匹，问他们说哪里买的？当地商人说，这是从身毒（古印度）买的。张骞立刻意识到，说不定存在一条大汉通往身毒国的商路啊！他赶紧汇报给天子。天子派遣了使者前往西南寻找身毒国，可惜滇王得知之后，把这些使者强行留在昆明，这次探索无疾而终。但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地理大势，在中原王朝眼中，又变得清晰了一些。
正是有唐蒙、张骞这样的人不断探索，才把“茫然无知”变成“显而易见”，开启了汉文化向南拓展的大潮，乃至形成今日之版图。地理认知改变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最后说说本文的主角枸酱。
在《史记》的各处记载中，此物一直写作“枸酱”，而到了西晋年间成书的《南方草木状》，又将之写成“蒟酱”。至于它的真身到底为何，历来众说纷纭，从古至今猜想至少有十几种：蒟蒻、蒌叶、筚茇、竹茶、扶留藤、枸杞、魔芋、红籽树、枳椇、海椒、生姜等等，并无定论。
本文既然是小说，便选取了其中一种可能性，敷衍成文，并非定论，望读者察知。至于真实历史如何，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发现唐蒙墓葬，而且唐蒙把自己这一件功绩留下详细记录陪葬，我们后世之人才能有机会一探究竟了。
书中涉及的南越国各种风土、掌故、用具、建筑风格等，皆有考古佐证。比如赵佗在独舍种下的那几棵枣树，即来源于南越王宫水井里出土的两枚竹简。上面赫然写着“壶枣一木”字样，足见赵佗思念家乡之心。大家有机会去广州的话，可以去南越王博物院看看。
——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