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禄将军的回忆》是一本由李延禄口述，骆宾基整理的报告文学。书中讲述了李延禄将军亲历的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历史记忆，是一本表述真实、写作客观的珍贵文稿。作为东北抗联四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李延禄将军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序言
第一章 疾风知劲草——东北抗联四军的童年时期
第二章 在红旗下奋勇前进——东北抗联四军的少年时期
第三章 化装南行——东北抗联四军的青年时期（上）
第四章 北归之后——东北抗联四军的青年时期（下）
校后语
改版说明
后记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
抗政策，我东北三省终于被
日寇侵占。中国共产党为了
抗日救国、解放东北人民，
便派了大批杰出的干部出关
，如罗登贤、陈潭秋等同志
，都曾经先后来到东北，领
导满洲省委，组织东北人民
的抗日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初期
，虽然我们当时处于劣势，
但因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反帝
战争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
各阶层广大爱国人士共同抗
日的统一战线，经过英勇的
艰苦斗争，终于从劣势转为
优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当时，我们在东北的
共产党人，确如星星之火。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九
三二年终于形成势不可挡的
燎原之势，哪里有抗日游击
队，哪里就有我们的优秀的
共产党员的领导。在磐石县
，出现了由杨靖宇同志直接
领导的李红光游击队。在宁
安县，出现了党秘密领导的
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当
时我以救国军参谋长的身份
，兼任补充团的团长。镜泊
湖连环战役大捷，四次截击
天野部队，就是在地下党领
导下所取得的。这几次战役
，不仅在军事上我们取得很
大的胜利，主要的还在于它
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一九三
二年三月的镜泊湖大捷，才
奠定了那些为国民党不抵抗
主义所瓦解的、东北军各派
系广大官兵的抗日必胜的信
心，形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
的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并由
此一役，扩大和加强了抗日
联军第四军的“童年时代”的
革命武装。
我在党的领导之下，当
时作为抗日救国军以及其后
的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政策具
体执行人之一，又是历次著
名战斗的军事指挥者，当然
是有责任把这些战斗的历史
总结出来，提供给我们东北
地区的英勇人民，以志不忘
，以教育后代，以慰那些在
抗日战争中光荣地献出自己
生命的先烈。尤其是一九五
○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伟
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视察哈尔
滨对我做过面谕之后，我更
感到总结这一阶段的历史的
重要意义了。
记得那是毛主席和敬爱
的周恩来总理，在登上哈尔
滨市国际旅行社的顶层露台
，纵观哈尔滨市全貌时对我
说的。毛主席说，东北抗日
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
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
人民有益处。毛主席的这一
指示，是从百年来我们勤劳
、英勇的民族不断遭受帝国
主义者的侵略，并与之进行
前仆后继的流血斗争所形成
的近代革命史和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党史的角度提出来的
。不须说，东北抗日联军的
战斗历程，仅仅是它的一个
侧翼，而这部即将和读者见
面的，在一九六○年由我回
忆、口述，由骆宾基同志记
录、整理的《过去的年代—
—抗日联军第四军回忆录》
，又只是反映了它的一鳞一
爪；但对主席的面谕，就我
个人所知来说，算是基本完
成了。它的头一部分《疾风
知劲草》曾先后在《收获》
和《北方文学》上连载过。
其余部分，于一九七三年在
北京作了有关地点和人名的
订正以后，只是作为历史资
料保存着，当时无法出版。
因为，那时“四人帮”很猖獗
。不过，我却坚信，总有一
天，这部作品会在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和东
北人民以及全国人民见面的
。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这
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
九七六年十月。这本回忆录
就作为我们纪念这个遵义会
议式的光辉节日的献礼。
最后，还要说一点，事
隔四十五年，我已八十三岁
，有些情况，可能遗漏，深
望熟悉当时抗日联军第四军
战斗事迹的同志们，加以补
充、指正。
李延禄
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骆宾基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始终扎根生他养他的黑土地，创作取材丰富，文笔细腻，取譬深刻，文风朴质、厚实，充满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他借自己敏锐的生活触角直面现实的残酷，在辛酸的场面中坚持对人生的肯定；用一种抒情的、含蓄的回忆性语调传达对东北家乡的执拗而深沉的思恋。他是忠厚而又执着的，也正因如此，他对于动乱背景下平凡人的刻画和关注，对于社会痼疾的批判和反思，饱含着呐喊呼啸的民族激情，也深藏着苦涩而忧郁的民族反省。
本册为《李延禄将军的回忆》。

《过去的年代》，是李
公延禄同志关于东北抗日联
军第四军的回忆录，也是一
九五八年笔者下放黑龙江省
农村体验生活一年之后，由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
完成的一部记录体文学作品
。它虽然属于文学作品，但
却不同于《三国演义》，没
有那种浪漫主义的虚构成分
，而倒像司马迁的《史记》
，务求历史的真实。
从一九五九年末开始，
回忆者作了六次口述，笔者
经过六次整理，到一九六○
年全稿完成。《收获》和《
北方文学》分别以《东北抗
日联军的童年时代》和《疾
风知劲草》为标题，发表了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在
红旗下奋勇前进》，还有它
的第三章《化装南下》和第
四章《北归之后》两篇，都
一直留在手提箱内，未及发
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林彪与“四人帮”相互勾结
，在文化领域炮制了“十七
年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
干扰和破坏。但是，在那些
阴云遮日的年月里，关于这
部回忆录的补充、整理和校
订工作，也并未停止，这就
是序言中所说的一九七三年
又在北京作了第七次补充、
整理、校订和誊清。我们相
信，它总有和读者见面的那
一天。果然，三年后，一九
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
粉碎了“四人帮”，继往开来
，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向
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
宏伟目标进军，从此揭开了
新时期历史的头一章。正如
李延禄同志序言所说，这部
回忆录的出版，正是为了纪
念这个光辉的遵义会议式的
日子。它终于要和读者见面
了。
《过去的年代》誊清稿
发排期间，中日友好条约在
北京草签了。十月二十三日
，我们尊敬的邓小平副主席
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
亲自率领政府代表团飞赴日
本，在隆重举行的交换仪式
上，两国外长正式签了字，
条约从此生效了。中日友好
条约的签订，必将对太平洋
和世界的和平发生深远的影
响。中日两国人民从此将要
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但过去
的不幸的年代，也不能为我
们两国人民的子孙所忘记。
过去的不幸的年代是一
面镜子，为我们提供了经验
教训。中日两国人民肩负着
中日友好条约所赋予的神圣
使命，我们要在反对霸权主
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全世
界无产者期待着我们为世界
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骆宾基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
日大样校完之后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版时由张书泰修订

第一章疾风知劲草——东北抗联四军的童年时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有日本“敦图线”铁路测量队人员，企图闯入驻延吉的东北军原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的防地一一瓮声磖子(又名明月沟)。他们不听警告，为值日班长下令击毙七八人，余者鼠窜而逃。日伪当局得讯，反而将三营调往吉林驻防，声言提升三营营长王德林为团长。三营奉命移动，由敦化上火车之后，全体下级官兵闻知将去吉林，顿然变色，忿不受命。王德林在全营官兵抗日要求和敦促之下，拒绝西上，把队伍拉到汪清县境的小城子兵营去，开始酝酿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组织群众抗日的号召，中共延边四县地下中心县委于二十八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县委书记小李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作出了六项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并指派我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巩固其部队抗日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游击战中建立党的革命武装。因为我和王德林之间，友谊深厚，派我去便于开展工作。这种友谊，还是远在民国7年开始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此外，中心县委会议还决定在我之后，继续派孟泾清、金大伦等四名同志参加王德林部队，去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我带着党的使命，从延吉到达汪清小城子王德林部队驻扎的营地，不料国民党投降派的盖文华、李耀清、赵冠民等三人代表团，早已捷足先来。 谁都知道，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第五天，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抗日号召的同一天，国民党蒋介石就在南京市党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他那“不抵抗主义”。以盖文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就是受命来此说服王德林及其部队执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的。他们给王德林带来了“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企图改编王德林的部队，改变其部队的抗日性质，即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中所说“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王德林在这三个人喋喋不休地鼓噪国民党“不抵抗主义”面前，纸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说。
当时，国民党政权在一般东北军官中间还有它的迷惑力。这种迷惑力正像密布人民头上的乌云，中国共产党像是被这乌云所遮蔽的太阳，只有站在一定的地方，感受到从这乌云密布的空隙间透出阳光的人，才能预测到民族所面临的未来的晴空万里的时代。王德林是一般的头脑简单的东北军官，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完全为这块当头的乌云所迷惑。此外，在座的还有当时的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这个代表带来一万元的军饷支票，要求王德林编为一个团，受李杜调遣，配合作战。两方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吉东三个县的以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他们和王德林有着封建结盟的关系，嘴头上都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却希望王德林不要“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王德林如果是“识时务之俊杰”，就该“静伺机宜”，既不联李，也不依蒋，而应该编为“山林警备队”，“自固待机”“可进可退”。这为的是给王德林部队的未来，开个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后窗。当时，王德林在这些来自各方的代表群围攻当中，犹疑，沉闷，困惑，不能自解。后来，还有原东北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意图抗日，也派来了代表伊晏波。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代表在围攻王德林的同时，各展唇齿，相互舌战。
我一到，王德林就慨然地说：“你到底来了！”原来，我未到之前，他已经打电话到延吉各处去打听我的行踪了。在大厅里，我见着了来自各方的代表。其中，从吉东三个县份来的那些所谓士绅代表团，我因为东北军的关系大半都认识，不是大地主，就是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他们老式穿戴，都挺体面。在我们民族遭受日寇残害、侵辱的时候，看见那只顾劝降的国民党代表，看见这盛装的绅士们，总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情绪。王德林仿佛感到我神色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不容我开口，就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
这样，我就走开了。直到吃午饭，我们两个人单独见面的时候，王德林才开始谈到来自三方面的代表们所怀的意图，以及军饷一毫莫筹的困窘处境。那些代表们呢，仿佛很怕我们俩有单独密谈的机会，也许很想知道我们谈话的底细，或想观察王德林对我的态度，总之，我们的谈话还没有深入，饭还没有吃，他们就各自离开大厅的餐桌，匆匆忙忙抢先赶来了。这样，我们不得不改变话题，转到一般的关于伪军动态之类的谈话上了。
饭后，我在单独休息中间，接触了王德林周围的官佐及其亲信人物孔宪荣、吴义成等。这两个人都是王德林绿林时代的“底柱子”。当时，孔宪荣在王德林部下任第十连连长，倾向吉东三县所谓绅士代表的意图，意在投机取利，极为狡黠。一九四八年，孔宪荣在出席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认识到自己路末途穷而悬梁自尽了。吴义成和他相反，头脑简单，是王德林的悍将，以王德林的意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