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找不到呢？每天都像在地狱一般。”
“哪怕是5分钟我也不敢松懈……即便如此，他还是走丢了。”
当今日本，已确诊及潜在的认知症患者已超过800万人，老年人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认知症已成为国民性的疾病。
不少人因恐惧偏见而不敢将家人患有认知症告诉周围的人。这些患者极易在自己熟悉的街区迷路、失踪，甚至死亡。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采访400余户家庭，正视认知症患者及其家人所处的困境，探索通向“建立认知症患者也能够安心生活的城市”之路。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秉承“实验性”“独家性”和力求“感动”大众的一贯理念，大胆创新取材方式，敢于挑战各种话题，致力于挖掘事件真相。自1989年以来，制作播出电视节目数千部，并陆续推出了《无缘社会》《女性贫困》《高中生穷忙族》《老后破产》《老后两代破产》等大量反映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的书籍。

第一章 追踪失智失踪者
65岁以上人群中每4人就有1人是认知症或临界认知症患者
取材的开端，走访看护援助专员
误入民宅用地后冻死—吉泽贤三·76岁
“每天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的家庭
目前尚无公共机关能够掌握失踪认知症患者的情况
300名失踪者的名单
丈夫失踪，不想告诉任何人—长谷部武俊·75岁
每天生活在痛苦中的失踪者的家人——小川文子（化名）·73岁
2年过后依旧下落不明—高桥艳·87岁
专栏① 认知症与“游荡”
第二章 揭开严峻现实的面纱
死者及失踪者人数合计超过550人
目前的制度之下，无法提供24小时全天看护——三浦澄·84岁
国家政策与增长的认知症老人
于未曾料及的近处发现的尸体——安藤歌子·85岁
认知症患者特有的“视野狭窄及问题解决能力弱”成为意外发生的导火索
“如果能早点报警的话……”——齐藤一郎（化名）·73岁
关于“延迟”报警——大阪府警察及自治体的数据所展现的现实
认知症被察觉前发生的失踪案例
不知为何走失——佐佐木耕太郎（化名）·76岁
失踪后才意识到是认知症——市桥敏正（化名）·81岁
哪怕只有一点点异样，也应当立刻就医
专栏② 激增的认知症患者
第三章 痛苦的家人
因患者失踪而苦恼的家人所面对的残酷现实
看护年迈的丈夫，每日夜不成眠——居住在东京都三鹰市的女性·78岁/妻子
儿子在玄关打地铺，防止丈夫外出——居住在东京都大田区的女性·80岁/妻子
在玄关设置外出感应门铃—岩本守道·70岁/丈夫
自己能够身体健康、一直看护妻子吗？不安与担忧
把家门锁上就能防止外出，但是，家并不是监狱啊
虽说安装了GPS就能知道家人的位置……——铃木诚（化名）·59岁/儿子
对家属的问卷调查
94%的回答者对看护感到“有负担”，因患者失踪而报警或自己寻找“平均6.3次”
关于失踪的地点、发现患者失踪时的情况、患者被找到的地点的数据
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态仍不寻求帮助的家庭
期盼居家看护的声音需要哪些必要的援助
第四章 向社会寻求解答
爱知县铁路事故判决的影响
认知症患者导致的铁路事故，至少64人死亡
无法完全认同的“家属的责任”，赔付80万日元——田中清美（化名）·43岁/儿媳
匆忙确认GPS定位，显示在铁路上——清政明·61岁/儿子
稍不留神，妻子便坐上电车，去向不明——伊藤金政·71岁/丈夫
“独居”的风险——中野忠男（化名）·80多岁
专栏③ 失踪的认知症患者此前的NHK节目报道回顾
第五章 浮出水面的“身份不明者
在发达国家日本，也存在“无名氏”吗
对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警察本部开展问卷调查
与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的“柳田久美子”女士见面
三枚戒指
被救助后过去近7年，柳田女士失去了表情和言语
合着舟木一夫的歌《高三学生》
向大阪“无名氏”的成年人监护人申请取材
姓名、生日都非真实的“太郎”，我们能播出他的影像吗
在“NHK新闻7”节目中向全国报道
“太郎”与家人重逢
“太郎”为何当了2年身份不明者
节目播出30分钟后，观众提供了“柳田久美子”的信息
约7年后的重逢和失去的时光
有分歧的说明
原因是县警的“人为失误”
专栏④ 在自治体的社会关系网中偶然发现……志田吉郎·75岁/丈夫
第六章 行动起来的社会
节目播出后的社会反响
行动起来的国家
决意公开信息的自治体
失踪者家属的期待及个人信息的壁垒
专栏⑤ 解决问题的启示？韩国的对策
第七章 我们能做的事
求救互助网首创地钏路
当成自己的分内事——钏路为何能跨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壁垒
《个人信息保护法》到底是什么
“游荡模拟训练”及此后的老年人援助——福冈县大牟田市
用最新机器查找位置
要点解说·家庭对策
家庭对策1 如何控制游荡症状
家庭对策2 患者走失的预防
家庭对策3 患者失踪后应当采取的措施
尾声
节目结束后的柳田三重子与高桥艳
人来人往的病房——如今的柳田三重子
失踪3年，仍无线索——高桥艳后来的故事
结语
执笔者一览
NHK特别节目《“认知症800万人”时代走失的1万人 不为人知的游荡现状》制作人员表

“三重子，你还认得我吗
？”
细弱的声音来自一名男
性，似是竭尽了全力挤出的
话语。坐在轮椅上的是他身
患认知症的妻子，由于病情
的进展，只见她双目微闭，
对问话毫无反应。丈夫悄悄
地握紧了自己的右手。
此时是2014年5月12日的
正午时分。轮椅上的女士名
叫柳田三重子（67岁），此
前，患有认知症的她出门游
荡，去向不明。这一瞬间是
她与丈夫柳田滋夫（68岁）
时隔7年的重逢。
在群马县馆林市内的一
处看护机构内，有一名患有
认知症、身份不明的女性在
此接受救助。得知这一信息
后，我们多次前往取材，并
于2014年5月11日播出的
NHK特别节目《“认知症800
万人”时代走失的1万人　不
为人知的游荡现状》中，对
这一事件作了首次报道。节
目播出当时，根据观众提供
的信息，我们得知这名身份
不明的女性很有可能是曾居
住在东京台东区的柳田三重
子女士。第二天，我们与柳
田女士的丈夫滋夫先生一同
前往看护机构，
确认了这名女性就是三
重子。
2012年一年中，由于认
知症或疑似病症导致游荡并
走失的人数约为1万人。截
至同年年末，死亡及失踪者
人数合计超过550人，以身
份不明的状态接受救助的人
遍布全国。
NHK特别节目及一系列
的宣传报道所展现的事实，
给社会大众带来了冲击。
游荡的结局，可能是死
亡，也可能是音信杳然、下
落不明。
有些人可能处于周围的
人完全不知自己身份的环境
下，无法与家人相会，只得
在机构接受救助。
这般严重的情况屡见不
鲜，并且离我们的日常并不
遥远，然而，社会却始终对
其视而不见。我们挖掘出这
些被埋没、被遗忘的事实，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才终于得
到了社会的关注。
正式的取材工作开始于
2013年的11月。随着由记
者和导演组成的取材组的成
立，我们开始陆续拜访当事
人遗属及看护着认知症患者
的家庭。
“为什么找不到呢？每天
都像在地狱一般。”
“把人关起来的话就能防
止游荡，但我并不想这样做
。
到底该怎么办好呢……”
不找到丈夫的遗体就无
法入眠的妻子。看护着因游
荡而屡次走失的妻子并深感
苦恼的丈夫。他们所说的一
字一句，充满不安、疑问，
叩击着我们的心房。
我们也在思索，怎样能
够在揭示不为人知的事实的
同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呢？
为此，我们选择了“调查
报道”这一方法。
取材开始后，我们立刻
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
缺乏一个公共机关，能够正
确掌握失踪者情况，并着手
干预同类事件的发生。警察
及自治体虽然会对失踪者进
行搜
寻，但并不会将各案件
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
以有限的线索为出发点
，我们前往各现场进行调查
，采访了全国超过400户家
庭。向警察、自治体和家庭
发放的问卷调查，为我们提
供了俯瞰全局的视角。
取材组纵观全局、着眼
细节，展现出丰富的事实，
让社会为之震动。警察厅、
厚生劳动省、全国的自治体
已着手应对，并提出解决对
策。民营广播及其他新闻机
构也开
始积极地对相关情况进
行报道。
原本身份不明的被救助
者，在电视节目播出后得以
与家人团聚。观众中也传来
了这样的声音：这些事再次
体现了“电视的力量”，那便
是用画面向更多的人传达信
息。
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
处，有一种思绪逐渐积聚、
无处排遣。在取材的过程中
，它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
去：怎样的社会，才会在近
7年的时光中，都无法确定
一个人的身份？
我们亲眼见证了柳田夫
妇的重逢，从心底为他们感
到高兴。
但是，失去的时间无法
重来，当事人也好，家属也
好，在这漫长的离别岁月所
受到的伤害可能永远也无法
愈合。
与妻子重逢的时候，丈
夫滋夫先生脸上纵然有笑容
，但不知是不是眼前的妻子
无法认出自己的缘故，他的
表情里深深地印刻着难掩的
悲伤与痛苦。
“建设认知症患者也能够
安心生活的城市”。这是国
家提出的口号，但失踪者们
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摆在眼前
，这个目标看来似乎难以达
成。然而，这一情况也不能
完全归咎于国家。坦诚而言
，对于那些在街角孤独死去
的人、含泪绝望生活着的人
，包括我们媒体业者在内的
社会整体，不，应当说是每
一个人，都选择了视而不见
，这才是导致如今残酷现状
的真正原因。
今后，认知症患者人数
还会持续增长，这一问题可
能会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防止
悲剧的重演贡献绵薄之力。
借此机会，向所有协助
我们取材的相关人士致以诚
挚的谢意。
津武圭介（NHK报道局
社会部记者）
后藤浩孝（NHK报道局
社会节目部导演）

老年人的“失智失踪”是老龄化社会普遍面临的严峻问题。本书收集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反映了日本社会存在的认知症老人家庭看护难题和社会支持不足的短板。此外，NHK记者就防止失智老人游荡、寻找失踪老人的对策走访专业人士，收获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院子中的一片绿意，被平静的春日阳光细细包围。
2014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日。我们正走访于千叶县内的一处住宅街区。此地是一处典型的新兴城区，带院子的独栋住家井然排列着。此前我们得到消息，在这里曾发生过认知症患者失踪、死亡的案例。
然而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只有当事人的失踪日期、性别、年龄及所在地的市町村名及地区名，仅此而已。当事人的姓名及具体地址不明。
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走访相关人士，进行问询采访。采访对象包括自治会长、在当地集会场所聚集的居民、在公园闲聊的主妇们。我们对可能了解情况的人们，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我们听说，在两个月前，有一名男性认知症患者下落不明，最终不幸过世。请问您知道这位当事人住在哪里吗？”
失踪者死亡的案件绝非小事。我们本以为很快就能够获得相关信息，然而意料之外的是，被采访者都表示毫不知情。
“有这样的事吗？我不知道啊。”
“没有听说过呢。不知道。抱歉啊。”
当场询问可能有些困难。基于此判断，我们决定改变方针，采取彻底排摸的方式进行采访。此地区的人口约为2700人，约900户家庭。记者与导演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挨家挨户地按响门铃、调查采访。
问询采访的过程中，居民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在不经意间被我们看在眼里。正在洗车的中年男子、愉快地遛着狗的老妇人、玩球的孩子们。看着他们悠闲度过休息日午后的样子，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在这样寻常宁静的日常生活中，竟发生了认知症老人失踪、死亡的重大事件。
是不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出错了呢？纵然这样的想法不时掠过心头，我们还是抱着不放过一丝线索的执念，继续走访。
采访工作已经开始4个小时了，太阳悄悄挨近地平线，我们到了打算放弃的当口。此时拜访的人家玄关处整齐地摆着盆栽植物，一名身穿运动服的男子应了门，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们：
“这里稍微往前走一点，左边那户人家，应该就是那里了。那家人几乎不与邻里来往，家人去世了也没有告诉大家，但我听说似乎是得了什么病以后去世的，你们问的应该就是那户人家了吧。”
我们又确认了一些相关信息，应该没错了。之前我们刚刚拜访过那户人家，但通过对讲机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们再次按响了门铃。
“我们听说，您家中有一名男性认知症患者在失踪后不幸身亡。不知能否打扰您一会儿，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呢？”
然而这次我们得到的，仍然是同之前一样的否定回答：
“不清楚。不知道啊。”
会不会是搞错了呢？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了之前为我们提供信息的男子的家，这次迎接我们的是女主人，她也认为我们打听的应该就是那户人家。
我们立刻回到那户人家，第三次按下门铃，试图了解相关情况。与前两次一样，通过对讲机传来的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声音。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很忙，先挂了。”
这一次，她虽然没有否认有家人死亡的情况，但还是没有为我们开门。
一年内因认知症而走失的人数达到了1万人，死亡、下落不明的人数超过了550人。现在的日本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展现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避免悲剧的重演。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走访更多的事发现场、了解当事人最真实的心声，这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全身心致力于开展采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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