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对象——疯人院、监狱、妇女、儿童等——初看起来不那么“哲学”。然而正是由此，福柯发现了笼罩在世人身上的隐形的权力之网。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都被记录、分析，以便精准化营销。权力之眼不仅仅是圆形监狱、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是不断迭代的大数据。人人都是透明人。
福柯并未远去，他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通过他生前留下的大量访谈和演讲，我们可以更便捷地了解他在《癫狂的历史》《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等著作中表达的深邃哲思。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

严锋（1964— ），江苏南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现代话语》、《雕虫缀网录》、《生活在网络中》（合著）、《感官的盛宴》，译有《福柯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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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存在的美学
权力的阐释
权力与性
思想批评转型
监禁精神病学监狱
文学的功能
当代音乐与大众
哲学的生命
惊奇与欺骗的“双重游戏”
性的选择
对真理的关怀
权力的眼睛
身体与权力
性的历史
游戏的赌注
权力的地理学
两个讲座
论社会保险
译后记

福柯被布罗代尔誉为“法国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时代思潮。
福柯的思想深邃、多变，他的著作也晦涩、难懂，本书通过选编福柯生前发表的19篇对话、访谈、演讲，生动呈现了福柯的思想肖像。揭开概念迷雾，我们可以更真实地触摸福柯。

米歇尔·福柯被誉为继萨
特之后法国最为深刻有力的
思想巨擘，从20世纪60年
代开始，他的思想不断地向
整个西方世界辐射，其影响
在西方哲学、文学、社会科
学等各个领域长盛不衰，至
今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
话题。福柯于1926年10月
15日出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
中产阶级家庭，1946年考
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并曾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阿尔都塞，毕业后在
克莱蒙一费朗大学、巴黎一
凡塞涅大学等地任教，
1970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思
想体系史”教授。1984年6月
25日，福柯死于艾滋病。
福柯的著作可以被看作
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文化的意
义进行独特的探讨。他孜孜
不倦地寻找构成社会制度背
后的隐秘规则，但是却反对
一切总体化和系统化的理论
归纳。福柯的历史观是一幅
谱系化的图景。他是一个奇
特的历史学家，不是要追溯
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因果性和
必然性，而是要把历史的链
条拆散，把现代与过去割裂
开来。在福柯的笔下，历史
成为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异己
的、陌生的东西，而一旦我
们认识到往昔历史的异己性
和陌生性的时候，我们身处
的现代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
危了。福柯放弃了对“起源”
的追逐，而是揭示事件的多
重因素和历史形式的脆弱性
。在谱系学中，没有常数，
没有本质，没有稳定连续的
结构。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热
衷于搜寻局部的、非连续性
的、不合法的、被放逐遗弃
的知识，以反对等级化、同
一性的传统理论体系。他的
研究对象正适合他的理论特
点：罪犯、疯子、性反常等
现象，而他自己非同寻常的
私人生活方式也为他的学术
生涯作了另一个注脚。
福柯第一部成熟的著作
《癫狂与文明》（1961年
）研究的是精神病与社会对
精神病的态度的历史。他描
述了在17世纪，癫狂是怎么
与贫穷、失业和残疾一道突
然变成了应该由国家来负责
的“社会问题”。国家拥有了
公众幸福的保护者的新职能
。在18世纪末，一种对待疯
子的“人道主义态度”随着打
着科学旗号的疯人院同时出
现。福柯认为这不过是通向
一种更大的“道德的监禁”，
不但是要监禁肉体，而且还
要监禁心灵。
在《规训与惩罚》
（1975年）中，他研究了
现代刑罚体制的起源。福柯
认为像疯人院、监狱、医院
这样的机构是社会用来进行
排斥和放逐的，通过研究社
会与这些机构的关系，我们
就能够审查权力的运作发展
过程。我们一般总认为知识
是用来增强我们的能力的，
知识能够带来人类的幸福和
进步，福柯却认为知识是支
配他人、限制他人的权力，
知识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
奴役和规训。历史发展到某
一阶段，人们开始发现，规
训比杀一儆百更有效，也能
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
在18世纪出现了新的权力运
作模式。种种骇人听闻的酷
刑消失了，对罪犯开始采用
新的驯化手段，而这些新的
控制手段和管理机制又被泛
化到兵营、医院、学校等各
个行当中去。在封建社会中
，权力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国
王个人，权力的运作更像一
种仪式，对罪犯的肉刑不是
要“改造”罪犯，而是要恢复
被打破了的神圣法律的完整
性，罪犯的数目与全体人口
相比较只占很小的比例，所
以对罪犯的惩罚要凶狠，这
样才能引人注目。到了现代
社会，惩罚成为无所不在的
、非人格化的监视和校正机
制，并对个体心理的管理愈
来愈关注。惩罚与监视的机
制被内在化了，每一个人都
变成了自己的自觉自愿的监
视者。于是权力就越来越能
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广泛的
实施。
在西方社会从君主权力
向规训权力转型的过程中，
福柯特别重视本瑟姆在18世
纪末提出的圆形监狱的设想
。在圆形监狱的中央有一个
高高的塔楼，可以对周围的
囚室一览无遗。犯人每时每
刻都有受到监视的感觉，久
而久之，他们自己就变成了
自己的狱卒。这种圆形监狱
的概念被推广到学校、兵营
、医院和工厂。人们学会了
建立和管理人事档案，建立
各种奖惩和考勤制度，监视
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
在现代，圆形监狱代表的全
景式的观照实际上可以说是
取代了上帝无所不在的全知
全能的眼睛。从这个角度来
看，弗洛伊德的超我
（super—ego）其实也就是
圆形监狱的塔楼在人内心深
处的监视器。福柯认为，随
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新的公
共卫生、犯罪、失业、住房
、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不断
涌现，采取这种新的权力技
术可以说是遵循了经济最佳
效应原则。
在《词与物》（1966年
）和《知识考古学》
（1969年）中，福柯强调
历史话语对人类知识的制约
，从而证明现代人文科学的
非理性和暂时性，把人也看
作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
在他最终未完成的鸿篇巨著
《性史》（1976—1984年
）中，福柯力图展示从古希
腊以来，西方对性的态度背
后的权力关系和认识旨趣。
该书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
认为性是权力积极推出的产
品，而不是权力竭力压制的
对象。对基督教社会来说，
忏悔是性的概念的滋生地。
在中世纪，教士关心信徒的
行为，直至其性行为的每一
个细节，但是只注重肉体的
行为。到了宗教改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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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斯 读者能够从你的著作中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对沉默的欣赏。你描述了沉默给人带来的自由，沉默的众多原因及其蕴涵的意义。譬如，你谈到有很多种沉默。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自传性的成分？
福柯 这么说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是在此之前的天主教氛围中长大的孩子都知道：有很多种说话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沉默的方式。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我深深地记得制片人丹尼尔·施密特造访我时的情景。我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我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呆到午夜。我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我们说的话一共不超过20分钟。从那时起，我们之间漫长的友谊开启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友情。
这种对沉默的欣赏也许还同说话的义务有关。我小时候生活在法国外省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我们不得不同家里的客人进行各种谈话，这令我感觉苦不堪言。我常常纳闷，人为什么非得说话不可呢？沉默也许是同别人交往时更有趣的手段。
瑞金斯 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对沉默的欣赏要远远超过英语社会或是法语社会。
福柯 是的，你瞧，我们的文化很不幸抛弃了不少东西，沉默即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文化不是沉默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也不是一种鼓励自杀的文化。我想日本人是鼓励自杀的。年轻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被教会在同别人交往的时候，能因人制宜地保持不同性质的沉默。对他们来说，沉默是体验同他人的关系的特定手段。我以为这种对待沉默的态度真是值得发扬光大。我提倡把沉默发展为一种文化气质。
瑞金斯 看来，你不但对古代迷恋，对其他文化也心仪得很。你学术生涯的头十年就是在瑞典、联邦德国和波兰度过的。就法国学者而言，这种生涯很不寻常。你能否谈谈为什么要离开法国，为什么又要在1961年回国。从你前面的话听起来，你似乎更喜欢生活在日本？
福柯 如今在法国，反沙文主义是一种风雅时尚了。我希望不要把我同那帮人混为一谈。如果我是个美国人或加拿大人的话，也许我会受到北美文化某些因素的侵害。无论如何，我已经受到并在继续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这就是我1955年离开法国的原因。顺带说一下，1966年和1968年我出于完全个人的原因在突尼斯呆了两年。
瑞金斯 你能否谈一下，法国社会到底在哪些方面侵害到你。
福柯 在我离开法国的时候，个人生活的自由还是受到非常严厉的限制。那时候，瑞典就要自由得多。在瑞典，我体会到，某些自由对人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虽然在后果上与来自直接限制的那些不同。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尔后我在波兰呆了一年。在那里，共产党给人带来的当然又是另外一种限制了。在不长的时期内，我经历了像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法国那样的老式的传统社会，还有瑞典这样的新的自由社会。我当然不会说那时我已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可能性，但是我对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是有所体验的。这种经验是很重要的。
瑞金斯 在20年代和30年代，很多美国人基于和你在50年代一模一样的理由到巴黎来。
福柯 不错。可是现在我不认为他们到巴黎来是为了自由。他们来是为了尝尝老式传统文化的滋味。他们到巴黎来，就像17世纪画家们纷纷到意大利去观赏一个正在死去的文化。你瞧，我们在外国总是能拥有比在自己国家多得多的自由体验。当我们是外国人的时候，就能无视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这些制约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其次，当对你的约束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也能被体会为某种意义上的自由。
瑞金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是让我们先回到你早年在巴黎的日子。我知道那时你是圣安妮医院的心理医生。
福柯 是的。我在那里大约工作了有两年多的时间。
瑞金斯 你曾经说过，你对病人比对同事更有认同感。对一个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病医生来说，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后来，当别人满足于把现有的流行的精神病学观念进一步精致化时，你则部分是基于这段经历，对精神病学提出了猛烈的质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福柯 事实上，我并没有获得正式任命的心理医生职位。我当时只是在圣安妮医院学习心理学。那是50年代初。在当时的精神病院中，心理医生还没有明确的职业位置。因此，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先学的是哲学，然后是心理学），我在那里的位置是非常奇怪的。部门主管对我很客气，允许我随心所欲地做事情。无人关心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说是居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位置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非同寻常的特质，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态度，完全是由于我自身职业身份的含混性，迫使我同其他医生保持距离。只是到了好几年后，我开始写一本精神病学史的书的时候，这段令我不快的个人经历才进一步变成一种历史批判和结构分析。
瑞金斯 圣安妮医院有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