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1966年出版的关于军备竞赛的一部著作。作者从经济学学者的视角，审视了当时正愈演愈烈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在本书中，谢林认为，外交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权力以及利用这种权力来维持和平或者威胁发动战争，他将这种外交称为“暴力的外交”。他在书中重点关注的是军事能力是如何被作为讨价还价的权力来使用的。在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后，谢林认为在这两起危机中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干涉作准备，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敌人某些信号来表明美国的态度，是一种外交的手段。

毛瑞鹏，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200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获博士学位。2013年至2014年在美国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联合国问题、美国对外政策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军备及其影响》；参与复旦大学朱明权教授主持的“美国对外政策”项目研究，合作完成关于约翰逊、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多部著作。

前言
第一章 暴力外交
第二章 承诺的艺术
第三章 风险管控
第四章 军事行动的规范
第五章 终极生存外交
第六章 相互畏惧的动力
第七章 军备竞赛的对话

人类生产的一条可悲规
律是：破坏总比创造容易
。一座需要几个人花费多
年的时间才能造好的房子
，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被
任何买得起一盒火柴的违
法少年所焚毁。毒死一条
狗要比喂养它所需的花费
低廉得多。一个国家使用
价值200亿美元的核武器所
造成的破坏，要比它用同
样数量的对外投资所创造
的财富大得多。人们或者
国家能够造成的危害令人
印象深刻，而且，这种危
害常常被用来引起他人的
注意。
伤害性力量（the power
to hurt）——毁坏他人珍
惜的事物，使其遭受伤痛
和悲哀的纯粹非获得性
（acquisitive）、非生产性
的力量——是一种讨价还
价的交易力量（bargaining
power）。运用这种力量并
不容易，但是人们还是经
常会使用它。在黑社会，
它是敲诈、勒索和绑架的
基础；在商业社会，它则
是抵制、罢工以及封锁工
厂的依据。在某些国家，
它通常被用来胁迫选民、
官僚甚至警察；它构成了
社会通过精神以及肉体的
惩罚慑止犯罪和违法行为
的基础。同时，它也具有
非暴力的形式，例如造成
混乱或收益减少的静坐抗
议；它还具有一些更加微
妙的形式，比如通过自残
使他人感到负疚或羞耻。
甚至法律本身也会被用作
伤害性力量。例如，从古
代雅典开始，人们就已经
通过诉讼的威胁来索取钱
财，甚至包括那些不属于
他们的钱财。这种力量通
常还是纪律的基础，不论
是在平民社会还是在军队
之中。上帝同样利用它来
获得人们的服从。
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来
自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
国家施加的有形伤害，它
反映在一系列的观念上，
如威慑、反击与报复、恐
怖主义与神经战、核讹诈
、休战与投降，乃至限制
对战俘的伤害以及管理军
备的互惠努力。有时军事
力量无须通过劝说或者恫
吓就能强制性地实现某一
目标；然而在整个历史中
，尤其是现在，人们通常
利用军事潜力可以造成的
伤害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
或者人民。这种利用既可
能是巧妙的，也可能是笨
拙的；既能够用来实现邪
恶的目的，也能够用来实
现自我保护，甚至能够用
来谋求和平。如果作为一
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
它便是外交的一部分——
外交中较为丑陋、负面和
缺乏文明的那一部分——
然而，它的确是外交。这
种外交没有一个惯例的称
呼。它并不是通常意指实
现军事胜利的艺术或者科
学的“军事战略”。当传统上
胜利的目标被描述为“将一
方的意愿强加于敌人之上”
时，如何做到这一点通常
却比战役和战争的实施较
少受到重视。至少在美国
，以前这种外交是例外和
偶然的，不处于核心的地
位，也不被持续地运用，
并且当战争逼近或正在进
行时，它经常会让位于军
事行动。但是，在最近的
20年，这种外交却一直处
于核心的地位并且得到持
续的运用。在美国，在武
器的爆炸威力发生革命性
增长的同时，军事同外交
政策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场
革命。
在本书中，我试图识别
出几个构成这种暴力外交
基础的原则。“原则”可能是
一个过于矫饰的术语，但
是我的兴趣在于这一点：
国家是如何将它们实施暴
力的能力作为讨价还价的
交易力量的，或者至少它
们是如何试图这样做的?其
中的困难和危险是什么，
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又有
哪些？在某种程度上，成
功不是一个排外的或者竞
争性的概念，失败更是如
此。当面对暴力的时候，
甚至敌对双方之间的利益
也会出现重合；如果没有
重合，就不存在交易，而
只有针锋相对的战争（a
tug of war）。这不是一本
关于政策的书。我无意重
组北约组织、遏制共产党
中国、解放古巴、挫败越
共，或者阻止印度谋求核
武器；我也无意支持或者
贬低载人轰炸机、核动力
舰艇或者弹道导弹防御系
统；我同样无意在死亡与
投降之间作出选择，抑或
对军种进行重组。原则很
少直接导向政策；政策依
赖于价值与目的、预测与
估计，还必须经常反映出
相互冲突的原则的相对重
要性。（政策应当是连续
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原
则几乎总是相互冲突的。
）同时，我知道自己没有
平和地掩饰自己的偏见：
在某些时候，它们被明显
地强加给读者；在另外一
些时候，读者可能同我持
有同样的看法，因而没有
注意到它们；还有一些时
候，我无疑过于屈从于一
些不同的看法，以至于一
些本不属于我的观点也被
认为是我的。
我没有在军备控制问题
上着墨很多。因为在1960
—1961年，我同莫顿·哈尔
珀林（Morton H.Halperin
）合作完成了一本关于军
备控制的篇幅不长的书；
我仍然很喜欢这本书，并
且找不出需要在这里重述
或者重写它的理由。本书
也很少涉及暴动、起义以
及国内恐怖主义，这些问
题需要另外再写一本书。
本书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具体分析关于因存在多个
核国家而导致的“去极化”（
depolarized）世界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所写的那
些在一个极化的世界中是
有效的内容，或许在一个
存在数个竞争性大国的世
界仍然是有效的。它们和
法国或中国的政策也是相
关的，就像和美国或苏联
的政策相关一样。并且，
如果我所说的内容符合当
前的

传统上美国将战争视为外交的替代选择，将军事战略视为关于如何取胜的科学。然而，在核武器时代，军事力量更多地被用作威胁而非实际应用。托马斯·谢林提出，讨价还价的力量及利用这种力量维护和和平或者威胁发动战争，属于外交的一种形式，即暴力外交。在本书他集中论述了军事能力——实际的或想象的——如何被用作讨价还价的力量，不论是巧妙地还是笨拙地。他认为美国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所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为交战所作的准备，还是向地方发出的信号，因为敌对双方各自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成为了双方之间最为重要的外交沟通方式。谢林还指出，甚至对越南的轰炸，都既属于强制外交也属于军事战术，目的既在于影响决策，也在于摧毁桥梁。他的这一卓越分析对关于现代战争和外交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尤其是对于那些新近踏
入这一领域的人来说具有
重要价值……同谢林所有的
研究成果一样，该书有着
非常新颖和原创的思想。
——伯纳德·布罗迪
这是一本非常杰出的、
理性的著作。它将会使那
些更愿意不去思考不可思
议之事的人感到害怕，使
那些安心于陈词滥调和在
道义上装腔作势的人感到
愤怒。
——戈登·克雷格

外交和武力之间的一般差别，不仅在于使用的工具，即到底是语言还是子弹，而且还在于敌对双方之间的关系——动机的互动以及交流、谅解、妥协和克制所具有的作用。外交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尽管它所追求的结果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理想的，但是对双方来说都要好于其他一些选择。在外交谈判中，每一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控制着对方所需求的东西，并且相比把它们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忽视对方的愿望，通过妥协、交换或者合作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交易可以是礼貌的，也可以是粗鲁的，既包括发出威胁，也包括给予好处，既可以维持现状也可以忽视任何现有的权利和特权，还可以采取不信任而非信任的立场。但是不论是礼貌的还是粗鲁的，建设性的还是侵略性的，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也不论是发生在朋友之间还是对手之间，以及不论是否存在信任和友好的基础，只要双方试图避免相互破坏，以及认识到需要让对方选择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就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利益。
假如一个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它可能就不再需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了。它可以通过纯粹的实力、技巧和智谋来获取它所需要的物品，并继续保留已拥有的物品。它可以强制性地实现这些目标，仅仅需要考虑敌人的力量、技巧和智谋，而不需要迎合它们的愿望。国家可以强制性地击退和驱逐、进犯和占领、俘获和剿灭、解除武装和使之丧失能力、限制行动和阻止进入以及直接挫败入侵或攻击。如果它有足够的力量，它就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是否“足够”取决于对手拥有多大的实力。
武力还可以完成一些其他的较少军事性、英雄式、无人情味以及单边的目标。这些目标更加丑陋，在西方的军事战略中也较少获得重视。军事力量在实现夺取、持有、解除武装、限制、渗透和阻碍等目标之外，还可以被用来造成伤害。除了用于获得和保护有价值的东西之外，它还可以用来破坏价值。除了在军事上削弱敌人之外，它还可以使敌人遭受巨大的痛苦。
作为战争的结果，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则是极度地——出现痛苦和震惊、损失和悲伤、困苦和惊恐。然而在传统的军事科学中，这些只是战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战争的目标。但是如果暴力可以是附带产生的，那么它也可以被刻意地制造。伤害性力量就可以被视为军事力量最突出的属性之一。
与强制性的夺取或者自卫不同，伤害并不是毫不关心他人的利益。伤害的大小可以通过它能够造成的痛苦，以及受害者试图避免这种痛苦的迫切性来衡量。强制性行动针对的对象可以是杂草、洪水或者军队，但是痛苦要求必须有一个受害者，他能够感受到疼痛或者拥有某种可能会被夺去的东西。施加痛苦不能直接获得或者挽救任何东西，它只能促使人们努力避免被施以痛苦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它唯一的目的，除非是为了娱乐或者报复，否则必然是影响他人的行为，并迫使其作出决定或者选择。为了用于强制，暴力还必须是可以被预测的，而且它必须是通过和解可以避免的。伤害性力量是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利用这一力量便产生了外交——手段恶劣的外交，但的确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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