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春瑜老先生回顾一生的回忆录性质的随笔集，共分亲情、师情、友情、乡情四个章节，通过60篇文章展示了他从田间地头、到成为社科院研究员的多彩传奇又充满坎坷的一生，作者文笔辛辣有力，嬉笑怒骂，充满激情。

王春瑜，江苏建湖人，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班，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专攻明清史，尤善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代表作有《中国反贪史》《明朝宦官》《明清史散记》等。本书体现了作者一贯的治学主张，打通古今，贯穿文史，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专题分别勾勒明代历史图景，凡藩王、宦官、农民军，悉数登场，市井、江湖、艺坛，无不囊括，虽广引各类史料，读来却令人兴趣盎然，不觉枯燥。

一、亲情
永久的悔
父爱如山
家姊
大嫂
致女儿书
二、师情
难忘启蒙师
守老二三事
再谈陈守实教授
苍龙日暮还行雨
忆周予同先生
再忆周予同先生
忆周谷城先生
忆王造时先生
忆谭其骧先生
忆王毓铨先生
忆尹达先生
忆赵景深先生
三、友情
忆曾彦修前辈
走好，小丁老爷子
悼方成
忆任钧、朱雯、马茂元先生
新四军大哥
新四军大姐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何当共剪西窗烛
廷福学长，英魂来归
送别何满子先生
忆兼美玲学姐
拜年记
拔地苍松有远声
斯人独憔悴
忆金庸
琐忆倪匡
樱花·梅花
“庙”门灯火时
送您杜鹃花
文坛耆老仰高风
沧海月明珠有泪
一位学术苦行僧
忆“田克思”
“亦狂亦侠亦情深”
一位忠厚长者
风雨故人来
凄凉一面缘
哀小陈
四、乡情
故土之恋
高作情思
又是晚饭花开时
遥远的乡村
童年的伙伴
韦大先生
后记
附录
“牛屋主人”记
大忙人王春瑜先生的情谊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王春瑜先生以翔实的史实为底料，展示古人、今人在关乎故人情、乡土情、夫妻情、父女情和师生情等方面的人格魅力和情谊传统，为世人的交往提供了绝好的借鉴和参照，文中为数不少的主角是他自己。

时下正值北京的冬日，
久未下雨，更无一片雪花。
出门办事，需全副武装，围
上羊毛围巾，戴上羊绒巾帽
子、羊绒手套，北风吹来，
仍感到阵阵寒意逼人。但我
心中是温暖的。我花了半个
多月的时间，将历年写的旧
作及最近写的新作整理一遍
，编成《世间情》一书。其
实，我感受到的人世问情谊
，远远超过本书中所述。常
言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
高低。犹忆1949年秋天，
我虚龄十三岁，到建阳县（
即今建湖县）名校陈村实小
考坊，考海南初级中学。晚
饭后，因无宿舍，我又未带
蚊帐，坐在校门口发呆。一
位衣冠楚楚的老大哥走过来
（他穿着长筒袜，戴着手表
）跟我说，我找了一把蚊蝇
草，待会我点着，蚊子都不
敢靠近，我讲故事给你听。
他掏出火柴，点着了，我躲
在草席上，听他讲正在上海
上映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
流》。他讲完了，我也睡着
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在上
海工作，毕业后当教师，也
好照顾父母。一天后，考试
结果张榜公布出来，我及家
兄春才、堂兄春颖、同学周
华、李相友等都被录取了，
给我讲故事的大哥也考取了
师训班。可惜七十年过去，
我已记不起这位大哥的名字
，祝福他幸福平安。
1955年夏天，我从家乡
坐小轮船沿着内河，经一天
一夜的航行，才抵达南通考
区。我在盐城中学读到高二
，因病辍学，至沪治病。后
我退学，以社会青年身份考
大学。办理考试手续时，南
通医学院一位教授给我体检
，查出我患有冠心病及高血
压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这么年轻，竞患有两个
重病，我若如实填写，你健
康不及格，就没资格考大学
了。我把你的这两项检查指
标，都改为及格吧！说着，
就改了。我向他鞠躬致谢。
试想，如果没有这位素不相
识的教授帮忙，我怎么能考
取复旦大学？也就不可能有
今天的学术成就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因
参加1967年冬、上海第一
次反对张春桥的斗争，在
1968年4月“清理阶级队伍”
时被“四人帮”豢养的走卒赵
舟良之流直接迫害，戴上“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被专政达七年之久。“四人
帮”粉碎后，我贴出大字报
，要求复查。当时的上海师
大党委书记季梅先同志，闻
讯后，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对
我复查，首先回教研组，恢
复公民身份及上课权利。很
快我讲授的《历史文选》课
受到了学生的好评。次年四
月，上海市公检法下达文件
为我平反昭雪。华东师大某
管保卫的干部，是个极“左”
分子，每逢节日，他都会写
一纸文书，说我是“现行反
革命”分子，必需监督劳动
。还盖上大印，要我到复旦
大学家属委员会及我所居住
的第六教工宿舍保卫组报到
。但无论是居委会还是宿舍
保卫组都没有为难我，宿舍
保卫组长朱伯伯更拒收上述
狗屁通知，说我们了解他，
王先生是好人！我楼上邻居
——退休花工老刘及老伴、
女儿海盈，对我也很照顾，
有时还端菜给我。我的老同
学王邦佐（后任上海师大校
长）不时来看我，关心我和
儿子宇轮的生活。后来我去
大丰县干校劳动后，他还来
信告我朱伯伯去世消息，信
封上写“王春瑜同志收”。这
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了。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
传千里”。我小学同学李相
宏，时任家乡沿河公社党委
书记，到上海出差，特来看
我，多所安慰，回建湖后，
还特地寄了一大包粉丝慰劳
我。相宏兄已去世，愿他在
地母的怀抱里好生安息。
我更难忘担任过四川省
军工战线要职、后来回家乡
担任盐城市常务副市长的孙
世安兄。他来沪出差，给华
东师大历史系打电话，说找
我，接电话者说我是反革命
，世安兄说你说他反革命就
是反革命了？他接我到饭店
吃了一顿好饭。此外，东海
舰队的陈仁珊大校、师大中
文系生应国靖一家、同事陈
昌福兄，都曾在我落难时，
伸出过援手。这是我没齿难
忘的。
2019年1月6日晚万家灯
火时写毕

永久的悔——忆母亲
一
我的母亲姓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建湖县高作镇大墩村。她行三，待字闺中时，外公外婆叫她三姑娘，嫁给我父亲后，叫她三嫡（俗字，义同姑），没有正式的名字。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时，母亲已43岁，儿孙满堂，因为土地证上需要有名字。我的大哥王荫——这时担任高作区政府文教区员，正忙着搞“土改”，觉得母亲没有正式名字不合时宜，便给她起了个名字：曹效兰。效是辈分，我的大舅曹效淦，二舅曹效云，老舅（即小舅）曹效庭。母亲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她很高兴，但又觉得不习惯、不好意思。好在这个名字平时并不使用。这里顺便提及，我的大嫂姓黄，也没有正式名字，也是“土改”时，我大哥给她起名黄立英。她的这个名字，有时倒还用得着，如后来成立农业社、人民公社，社员记工分，就用上这个名字了。大哥在晚年，倒常常当面叫她黄立英，这大概就是“与时俱进”吧。其实，在我母亲大嫂那一辈的农妇中，有很多人即使在“土改”后，仍然没有正式的名字，不过是张氏、李氏之类而已。她们默默地在土地上耕作，生儿育女，燃尽生命之灯的最后一滴油后，便像秋风吹走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消逝。
我的外公叫曹嘉坤，继承了木匠世家的手艺。起码在方圆二十里内，很多人都知道木匠曹家，手艺出众。但他去世较早，大概在1922年。我在童年时，曾听母亲说过，她与我父亲王公恒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五月四日——1975年2月22日）成家后，外公曾来我家，母亲在村中小店买一个铜钱的红糖，放在焦屑（即焦麦面）里，用开水冲泡后，请外公吃，外公吃后非常满意。这在当时乡村的贫苦人家，称得上是待客的上等茶点了。母亲说，外公的木匠活，不但能干粗活，并且能挑大梁，如盖房上梁、架风车、造船上大捺（船两侧最关键的一根又粗又大的船板）；还会干细活，如做八仙桌、木箱、梳妆台、马桶等。外公死于嗝病，即食道癌。外公死后，能继承其优良手艺的是二舅老舅。母亲曾告诉我，二舅、十四岁时，个子已经很高，但毕竟还是小把戏（小孩）面孔。有一次有家人来外婆家，请大舅给他们支风车，大舅不行，二舅便自告奋勇去了。这家当家的见后，说：“来这么个小木匠能行吗？”二舅自尊心很强，一听扭头就走，后经好言劝说，才留下干活。他身手矫健，技术精良，当天就把又高又大的风车支起来。当八面由蒲叶制成的帆，在风的吹动下，使风车不停地运转，牵动水槽里的木板，不断将河水运送到稻田里时，田家放起了鞭炮，赞不绝口，夸小木匠本事真大。从二舅的故事里，母亲教我懂得：人，从小就应当有志气，并有真本事。
岁月无声逐逝波。转眼问就已是1947年秋天“土改”后，不少翻身农民家有余粮，便想经商，搞运输，于是造船成风。远的不说，与我村一河之隔的孙四爹，他的弟弟、我们庄东头的孙五爹，都请了十几个木匠造船。当时我在读小学，放学回家便去看孙五爹家造船。木匠师傅有二十多位，但我二舅、老舅，起了关键作用。我亲眼看到了上大捺的情景，二舅最后要把那块大的船板，使劲推向船体，满脸通红。在把麻丝与油灰用凿子塞进船缝时，需用斧头敲打凿柄，又是我二舅带头敲打，其他木匠师傅跟着敲，并随着他变换节奏，发出悦耳的声音，俨然是现代音乐中的打击乐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木工乐章，随着二舅和老舅慈祥、亲切的面影，仍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回响。母亲一直要我像舅舅那样勤劳有本事，我一直铭记着。尤其是老舅的善良、刚直，更影响我一生。
对我母亲影响最大的人，是外祖母。她姓张，生于清同冶九年（1870年），卒于1950年春天。那天全家人——包括我的父母，正在热热闹闹替她老人家过八十大寿，老人含笑而逝，成了真正的喜丧。乡人都说，老人能在庆祝生日那天去世，是很少见的，实在是件喜事，只有积德行善的人，才能有这个福分。外祖母很慈祥，我从记事起，即喜欢跟她在一起，对她及舅舅、舅母十分依恋。儿时常听母亲说起河西张家，那就是外祖母的娘家，用今天的话说，那里是她的根，也是我的根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河西是指建湖县与阜宁县交界的一条大河——俗名阿拉河的西边，靠近公兴庄（镇）的一个独家村。因为常听母亲、外婆说起河西张家的故事，我对老外婆的娘家一直心向往之。直到1948年春天，我已虚岁十二岁了，外婆的大侄子——我喊他张大舅，托人带信给我父母，说他们家大姑娘出门（嫁人），邀请他俩去吃喜酒。我父母忙于农活，加上无论是婚丧喜事，凡是受到亲友的邀请，母亲总是让我或二兄春才去，吃顿好饭。当时农村的宴席，简称“六大碗”，即羹、肉圆、红烧肉、鱼、百页、青菜豆腐。其中肉圆算是六碗中的上品，约定俗成，每人只吃三只。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我的家乡称为“出人情”，母亲总要关照我们：要听大人的话，要喊人——也就是叫长辈，吃饭时要斯文，不能筷子乱夹，尤其吃了三只团子（肉圆）后，不能再吃，否则被人笑话。这次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