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这个概念方兴未艾。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另一些与它的概念界限并不清晰的学科。做些梳理和检讨是必要的，因为流行的概念里最易存在方法和道路的迷乱。很久以来，扎实的体验和席卷的思潮之间，一种模糊的矛盾已经存在了很久。沿着感性的思路会议论到一些学科，它们都与人文地理的标签多少有关。它们都以人群、以人正存活其中的环境为对象，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但我们不求全面探讨，我们只想琢磨从学院以及从社会所获感受的差别。眼下尚未起步，道路的思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这些学科大多不打实证主义的基础。它们立论很大胆，概括、理论、甚至对社会或人群的体系构建都成立得相当迅速。不用说与考据学相比，它们和一切求实派都区别巨大。因为那些学科只确认具体或个别的点滴，只根据已有的残存尽可能复原历史的一隅，而我们议及的这些与人文地理近邻的门户，要的就是解释和体系。

在探究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主观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主观的研究有两种。或是以一己的生命感受彻悟了问题的本质；或是盲人说象，粗制滥造可疑的描述和结论。

令人担心的现象至少部分地存在：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

体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丰富繁杂，几近不可测知。它不仅源流交错，缺乏记载，而且类型繁多而差异微妙。它们隐约有着规律，但更有难以想象的、芜杂的特殊性。它有时色彩浓烈表露于外，但更多的是深埋自己。不用说心情，人们掩饰真实和心情的能力，简直就和他们的文明本身一样奥妙。

巨大的悖论就在其间：一方面，探究它们是人类智力发展无可非议的必然；另一方面，旧有学科的方法论不尽自然。它们基于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观特点，易于使伪学得以藏身。它们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同样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至少，当我们企图以人文地理的角度，认识我们命途多艰的世界时，我们愿意提出这些疑点，供自己警醒。

语言是一个首先可以提出的质疑点。民间话语系统的丰富层层无尽。何止少数民族的语言，民间的方言、俚语、特定情境下的语意传递，甚至还有黑话，都是社会组织和文化真实，为了自卫设置的防线。

而从另一面，常见的则是会话能力的低下。刻薄些说，有些学者的语言基础不过是几个英语概念。按照调查表诱供式的交谈，不知能听来什么。难怪传播媒介特别喜欢模仿这一套，主持人面对摄像机搔首弄姿的采访，已经不知闹出过多少文化笑话。

一个叫做“调查”的词正在流行。是的，这个词汇已是天经地义的科学术语，无论它怎样与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地保持着傲慢的界限。与之孪生的另一个词是“田野”。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对这个术语更熟悉的考古学界，还有地质队员并非如此使用这个词汇。在我们守旧的观念里，只把地层、探方、发掘工地，把相对于室内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称为田野。我们从不敢对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这个术语来表述。

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L.H．Morgan)，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

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

不幸更多见的，却是书斋三五年中，时做两旬采风，归来炮制20万言的例子。而且继以上献国策，下为人师。要么粉墨登场，庄严地宣读于外国大学的答辩会。而洋人有几个知道中国的弯弯绕?归来都是“博士”，从此语言膨胀，步步压迫来源于底层中国的话语。

我们的人文地理，企盼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回归求知的本来意义。首先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P3-P5

自序

上辑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

　公社的青史

　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笔

　一页的翻过

　一册山河

　荒芜英雄路

　水路越梅关

　弯提尼?无花果

　石头的胜利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

　火焰山小考

　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

　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俞伟超师((考古学是什么》序

　文明的入门

　逼视的眼神——肖像摄影中“添加的解释”

　投石的诉说

　鲁迅路口

下辑

　向常识的求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凡生命尽予收容——从祁连山到积石山

　掩卷追怀亦邻真——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

　波斯的礼物

　咖啡的香味

　秘籍《热什哈尔》解题

　为泥足者序

　四十年的卢沟桥

　两间余一卒

　格拉纳达以南

　“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

　泉州女?陶醉的鸭儿看

　金卷银卷阿凡提

　桃花源里的门宦

　他者的尊严

　“归亚”的方向

　地中海边界

近年来，也许因为临近了人生迟暮，我一直想把涉及学术的文章结集出版。对我来说这是件要紧的大事。因为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给予过我以扶助和教益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学者而并非文学家。我一直背负着面对他们、清算自己辍学始末的压力，也一直渴望——对知识分子的异化潮流鞭挞批判的表达。

这个文集的内容，大致以2004年编辑《文明的入门——张承志学术散文集》一书为界，之前写成的文章大约选人第一辑，其后的篇什则编入第二辑。它们涉及了蒙古史、游牧文化、伊斯兰文明、建筑、考古、植物、中亚研究、方法论与思想史等领域；而且并非如其他文学散文，这里的每一篇，都曾针对着一个学科的问题。其中有些领域于我只是初学，有些则因需要而勉为其难。所以，不仅早期作品，一连串的歪斜脚印上，肤浅和歧误都在其中——我等候着严厉的驳难和批评。

不知是否该回顾一次背后的来路。

1975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现考古学系)，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发掘。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其后较多地进行过新疆的民族和历史调查。从80年代中开始，我的取道和兴趣都向着广义的中亚及伊斯兰领域倾斜；其间有过两次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学习和著述的插曲。 

学院之外的学习和收获也许更多些：年轻时代在蒙古乌珠穆沁草原当牧民的岁月，于我是一次不可置换的学术基础奠定。后来约二十年的在西海固等穆斯林聚居区的体验，不仅引领我完成了另一种学问的入门，更使我坚定了包括学术的信念。

我不想在这里总结和归纳。

我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也用这样的语言，竭力地反抗了来势汹汹的异化、对学术初衷的背离，以及侵犯民众文化权利的大潮。在蒙古学的范畴里，在摆脱了桎梏之后，我尝到了多分野融合的喜悦。在伊斯兰研究的探索中，二十年泥泞路上，“专业”成了一种同时对自己的改造。

能够概括为思想的内容，在编人的文章里已有所提及。我不敢说它们已经被证实正确。能确定的仅仅是，它们显然远远游离出了眼下学院的模式，一副异端的面孔。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它们的获得过程充满了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大都是前定的产物。我只能说它们是认真的；在向着文明求知的长旅上，距离职业化和炫耀的标签愈远，我就愈刻意寻求学问性——甚至某种专业规范。

丰满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输人了我单薄的身体。从陷入污泥的脚踵，到视野迷茫的内心。我知道，这种学问及其规范不仅是锐利的矛，而且是可靠的盾。在放浪于学术界之外很多年后，我初次体味了对学问的热爱，以及求学心切的感觉。只不过日渐一日，教室早已更换场所为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的阵营里，不觉间也挤满了农民牧民。

人很难忘记扶助过自己的老师；同时，底层的出世者特别珍惜教育的机会。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敢放弃学业，更不用说，求知本是一项人的基本目的。

我没有忽视专业知识分子的积累。此刻在我的视野里，更多闪动着的是他们的形影。二十佘年我受到过许多学科和学者的教育濡染，其中日本东洋文库的梗一雄先生和我的蒙古史业师翁独健特别使我敬畏。我把他们的实证主义方法和对我的严厉要求，看作另一种对知识分子异化的反对。我总觉得他们一直在注视着我，虽然他们早已长逝，我不能把这份论文交给他们审阅，也无法猜测他们的评价了。

谨此为序。

2002年9月初稿  2011年5月再改

张承志编著的《常识的求知》，读《元朝秘史》时，作者感到，“一道战争即是生产、强夺残杀即是壮举的道德思想的光，贯穿于对历史事件的平静叙述之中”。在《一册山河》中，作者以学者兼勘探者的眼光来讲述关于地图的故事，地图在他看来，“实现旅行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能力。《常识的求知》是在人生中实现有意味的长旅的痴迷热烈，以及在人间世界交往结识判断决定的种种能力。缺少了这一切，拥有再好的地图也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是，在这种热情和能力的支撑下，地图确实会提供巨大的灵感”。于是，作者带着地图给他的灵感，发现了阿勒泰崇山峻岭中那条石头铺就的古道。　　

张承志编著的《常识的求知》是近几年张承志不断问学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竭力突破已有的书本学问，挑战个人情感体验与文字表述的极限，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毫无做作、不追逐潮流、贴近人类进步的脉搏、探索艰难时刻的人类良知的道路。所收文章涉及蒙古史、游牧文化、伊斯兰文明、中亚研究以及建筑、考古、植物、方法论与思想史等领域，每一篇文章都针对一个学科问题。尽管写作笔法是诗化和散文化的，但却是基于严格的实证态度，结合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各相关语种的历史文献查阅，进行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