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两部年谱、一部日记组成，包括《夏同善年谱》（据上海图书馆藏夏敦复等编《夏侍郎年谱》，1920年铅印本），《王祖畲年谱》（据上海图书馆藏王祖畲编，王保譿续编《溪山老农自订年谱》，1918年刻本），附《王保譿日记》（据南京图书馆藏《溪山小农日记》稿本）。《夏同善年谱》时间跨度较长，编年、记事详细，有日记的特征，对研究夏同善生平，了解晚清政治、文化有史料价值。《王祖畲年谱》记述王祖畲生平，《王保譿日记》主要为1911－1912年间记事，对了解清末近代江苏历史、地方社会及藏书家活动颇有价值。

前言
整理凡例
夏同善年谱
年谱
神道碑铭
墓志铭
屠夫人行状
附录
《清史稿》夏同善传
《近世人物志》夏同善传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夏同善孙诒经传
《词林辑略》夏同善传
《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夏同善传
夏子松先生手书函牍
王祖畲年谱
像赞
预绘衣冠像记
溪山老农年谱卷上
溪山老农年谱卷下
溪山老农年谱续编
溪山老农年谱附录
家谱约书
同谱录
弟子录
著述书目
手校书目
祭文
祭文
通告同学书
王保譿日记
宣统末叶
壬子癸丑

本书为《夏同善年谱》
《王祖畬年谱》《王保譿日
记》之合编。
一
《夏同善年谱》整理自
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九年
（1920）铅印本《夏侍郎
年谱》，收入《上海图书馆
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第34
册。该年谱为夏同善之子夏
敦复、偕复所编，起止时间
为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1831年4月1日）至光绪六
年七月、八月间（1880年8
月、9月），编年纪事翔实
，一月之内常常逐日而写，
具有日记特征。
除《夏侍郎年谱》及其
附录张謇撰《神道碑铭》、
谭献撰《墓志铭》及夏敦复
、偕复述《屠夫人行状》，
本书另附《清史稿》夏同善
传、《近世人物志》夏同善
传、《近代名人小传·官吏
》夏同善孙诒经传、《词林
辑略》夏同善传、《昭代名
人尺牍续集小传》夏同善传
及浙江图书馆藏稿本《夏子
松先生手书函牍》。
《王祖畬年谱》整理自
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七年
（1918）刻本《溪山老农
年谱》，收入《上海图书馆
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第40
册。该年谱上、下卷为王祖
畬自订，记事始于道光二十
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842
年11月24日），止于光绪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1895
年11月19日）。王祖畬自
称：“余归隐后，身虽在尘
，缘已断，何谱之有？”续
编为其子王保譿编，记录王
祖畬归隐后至戊午年五月二
十二日（1918年6月30日）
之事，编年纪事翔实，具有
日记特征。年谱附录《家谱
约书》（本为《自订年谱序
》）、《同谱录》、《弟子
录》、《著述书目》、《手
校书目》、李澍撰《祭文》
、唐文治撰《祭文》及《通
告同学书》。
《王保譿日记》整理自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溪山小
农日记》。起于宣统三年八
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
日），止于癸丑年除夕
（1914年1月25日）。
二
夏同善（1831—1880）
，字舜乐，号子松，浙江仁
和（今杭州）人。咸丰六年
（1856）进士，选庶吉士
，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
日讲起居注官，同治六年（
1867）迁少詹事。后出督
江苏学政，迁詹事。同治十
年（1871），迁兵部右侍
郎。光绪元年（1875），
直毓庆宫授读。光绪四年（
1878）视学江苏。光绪五
年（1879），巡视山东黄
河，阅缘江炮台。光绪六年
（1880）七月卒于官，年
五十岁，谥文敬。
夏同善历官咸丰、同治
、光绪三朝，位至侍郎，与
翁同龢同为帝师。风雨如晦
之际，夏同善身处权力中心
，既需匡正君心、协调帝后
两宫，又要外御兵患、内纾
民困。夏同善任上，有“礼
贵因时，请缓行幸”见《夏
同善年谱》“六年丁卯
（1867）三十七岁”。“请恤
民瘼、敦节俭、广振济、开
言路、清庶狱”见《夏同善
年谱》“十年辛未（1871）
四十一岁”。“案盗刑例请复
祖制”见《夏同善年谱》“十
二年癸酉（1873）四十三
岁”。等奏疏，于公私内外
、国计民生的抉择，夏同善
始终以儒家忠爱之道实现自
洽，“一饭不忘忧国”。
年谱从清廷内部视角展
现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夏同
善身处晚清50年，历经并参
与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
。实则钱氏一族愈世受清朝
国恩，愈需在民国之时显出
投诚之意，十日之后，钱溯
耆“去‘独立’旗，携其幼子至
上海租界”，听闻钱氏请专
人看守祠堂，王保譿揣测“
祠中未必有宝物……然则于
满人虽欲灭，于满人之恩，
固未忍遽舍”见《王保譿日
记》宣统三年（1911）九
月二十六日，而将钱氏之逃
视作舍义去利的“变节”之举
。
对于民国初年的社会变
化，王保譿更痛心疾首。一
方面，各种基层组织横征暴
敛，例如“志愿团乱民所见
，谓为私运，将船米一概夺
去，名曰充公，实则分利也
”，其成员“俱城中著名之无
赖”见《王保譿日记》宣统
三年（1911）十月初一日
，又“伪民政部以经费竭蹶
，发行公债票……伪课员数
人遍处募集，盖实即勒捐以
供此辈之用度也”见《王保
譿日记》宣统三年（1911
）十月初九日；另一方面，
乡间民风丕变，赌博、鸦片
习气复起，“乡间赌风更烈
，西门外光蛋赌局设在官厅
，且列洋枪数枝以防不测”
见《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
（1911）十月初十日，“烟
禁停办，城中私榻复起，顷
又有苏台艳帜移置我娄”见
《王保譿日记》宣统三年（
1911）十月十五日。
王保譿特别留意于当时“
剪发”的问题，“剪发”在日
记中出现69次。“剪发”，既
是清朝与民国更替的标志，
又是传统社会道德与新社会
风气之间的博弈。“辫发”是
清朝遗民的身份标识，又是
不毁伤身体发肤的“孝道”要
求。然而清初亦有“剪发”之
令，清朝的异族统治，使遗
民面临“剪发”的现状，失去
传统道德这一有力的抗争立
场。在这一困境中，王保譿
以为“本朝剃发，已不免胡
人之风，今又变本加厉，竟
效东西洋，是是非无得也”“
发辫为本朝制度，故彼党欲
去之，而纽扣衣服独非本朝
制度乎，何以十无一二去者
”⑤见《王保譿日记》宣统
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
，将清廷代表的“中国”与“
东西洋”对立，以此维护清
廷的正统性、合法性，或取
消“辫发”与一朝一代之必然
联系，尚属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