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南美洲克丘亚地区的民间音乐《山鹰之歌》，曾被保罗·西蒙翻唱，收入他的专辑《忧愁河上的金桥》，为全世界所熟知；《山鹰之歌》也曾作为人类音乐的代表，被星际飞船“旅行者”号带入太空，传送给设想中的外星智慧。围绕它的版权之争纷繁复杂，被拍成了同名的纪录片，甚至引起了外交争端……
在《制造非遗》中，民俗学学者哈夫斯泰因讲述了多个同样引人入胜的故事，它们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遗产保护有关。立足民族志的传统，作者深入这些故事，揭示了罕有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背景，令人更好地理解UNESCO、非遗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全球影响。本书超越了妥协和团结的官方叙事，邀请读者见证幕后的外交角力、同盟的建立和打破、对抗和抵制，它们一同形塑了非遗保护的公约和概念。

瓦尔迪马·哈夫斯泰因（Valdimar Hafstein），是冰岛大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学和博物馆等方面的研究。他是冰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曾任国际民族学与民俗学会会长，在非物质遗产、文化财产、国际遗产政治、民俗、传统知识版权等领域著述颇丰。

中文版序 非物质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者的使命
序曲 一个民俗学学者的自白
第一章 导论——制造遗产
第二章 制造威胁——山鹰之行
第三章 制造名录——医院里的伴舞乐队
第四章 制造社群——保护作为剥夺
第五章 制造节日——再观民俗学化
尾声 非物质遗产作为诊断，保护作为治疗
结论 如果非物质遗产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是什么？
致谢
译后记
参考文献

非物质遗产保护与民俗
学学者的使命
19世纪出现了一个有助
于人们反思日常生活急剧变
迁的辉煌术语：民俗
（folklore）。这个创新的
术语通过提供一个衡量变革
的基准，帮助人们围绕变革
展开思考。虽然民俗学学者
们后来为“民俗”这个概念配
备了其他用途，但民俗学领
域在它出现之初就通过后视
镜记录与诠释社会、经济和
环境的变革，这些变革后来
被描述为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性。
民俗学领域通过它参与
建设的多种媒介和机构来确
定这些变迁的基准：博物馆
、收藏、展览、音乐会、书
籍与杂志、录音、电影、演
出、节日、地方历史学会、
大学教席与院系、档案馆、
艺术理事会。我们知道的民
俗学领域是作为现代社会公
共领域的一部分，在过去
200年中建立起来的。当然
，这些机构和媒介的发展是
为了跟上每一代人所处的环
境和面临的挑战，因而当今
天的民俗学学者谈论民俗时
，与150年前我们前辈们头
脑中的民俗只有部分重叠，
当我们谈论“民”（folk）时
，我们指的是本土实践形式
、表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美
学。
但我认为，在19世纪和
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中，有
一些特殊情况，民俗学领域
在其形成之初就对此做出了
回应。民俗学领域及其机构
和媒介为某些社会中的某些
阶级提供了一种基于特定历
史的回应——这既是一种智
识上的回应，也是一种情感
上的回应—应对他们自身所
处的正在急剧变化的环境，
应对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所说
的那个时期特有的“情感结
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
一种适于特定历史的方式，
用于概念化、观察和感受与
时间的关系，将过去与现在
区分开来，并设想传统与现
代性之间的重叠和延伸。在
一定程度上，这也关乎多样
性的概念化，也就是说，收
集、展示和理解人们看待世
界的不同方式和存在于世界
的不同方式，面对人们当时
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
表达方式，因为现代性的推
土机以进步的名义消除了所
有这些差异。“民俗”这个概
念，以及民俗学领域的机构
和媒介，有助于人们反思并
把握这一过程。
我开篇就从这个视角来
看待民俗的历史，因为我认
为，随着过去50年来文化遗
产概念的兴起，以及遗产领
域及其各种媒介和机构的形
成，都有益于镜鉴当下。这
里既有明显的连续性，也有
重要的不同之处。20世纪末
和21世纪初的社会变革有它
的特殊性，而当前对遗产的
关注正是对这种变革的回应
。遗产领域也提供了一种特
定于历史的回应，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直面当前和过去
几十年所处环境和面临挑战
的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见证了遗产的激增，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称为文化遗产的事物在数量
和种类上都呈指数级增长，
谈论文化遗产的人数和人群
也在呈指数级增长。
其中一些特殊的变革和
挑战包括我们与全球化、新
自由主义化、去殖民化、大
规模移民以及大众传媒和旅
游业相联系的变革和挑战。
遗产领域的机构和媒介为我
们提供了一系列手段，使我
们能够将当代面临的环境、
挑战和变迁概念化，使它们
成为焦点，将它们付诸辩论
，来接受、反对、促进和抗
议，使我们理解它们，并通
过各种遗产情感来感受它们
，从赞赏、依恋和自豪，到
震惊和愤慨。
……
我认为，这将我们引向
一个相当有趣的民俗学学科
概念：这门学科不仅仅是学
术性的，不仅仅是在教育和
研究部门或科学期刊上，而
且也是在公共领域、在实践
和政策领域中展开的。可以
说，民俗学学者一直都在那
里，民俗学也一直属于那里
。民俗学的使命从来都不仅
仅局限于记录和研究，它的
最终目标也始终是影响人们
评价和实践自身文化的方式
。
这种对民俗学究竟是什
么，以及我作为一名民俗学
学者对它如何理解，是我通
过写这本书给自己上的最重
要的一课。因为写作是一次
发现之旅：不是把自己已经
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并发表，
而是通过写作来学习，在这
个过程中发现自己事先不知
道的新东西。至少对我来说
，写作是这样的，而另一方
面，还可以从与读者的相遇
中（在会议中，在课堂上，
在电子邮件里）学到更多的
东西，读者会在阅读这本书
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和我可能
事先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电影和与观众相遇同样也是
如此，比如2019年3月在日
内瓦举行的午餐会边会活动
。
归根结底，这种相遇是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反馈循
环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通
过这种反馈循环建立了各种
机构——如大学、研究院、
期刊、出版机构、博物馆、
文化中心和政策机构—这些
机构负责建立它们的反思性
的自我意识。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里，促进和保护文化遗
产已经成为这种现代自我意
识的一个焦点，如今已通过
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和保护非
物质遗产的公约，扩展到人
们的各种实践形式和表达形
式之中。因此，归根结底，
保护非物质遗产的努力和对
这些努力的批评，都是同一
个现代反思机制产生的同一
种话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如果非物质遗产是系列电影，那么本书就是关于如何制造非遗的纪录片，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有趣。在一定程度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就是保护本土的实践形式、表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美学。非遗的概念和国际公约要提高社会的反思意识，教会人们如何理解、如何评价自身的实践形式。

十多年前，偶然间看到
一篇博士论文，题为The
Mak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制造），尽管当
时我对“非遗”研究不感兴趣
，但大概是出于自己当时正
痴迷于地方营造研究的缘故
，一下子就被这个题目所吸
引。细读下来，顿觉这篇论
文在彼时已有铺天盖地之势
的“非遗”研究中清新脱俗、
非同凡响，遂推荐给我的一
个学生阅读，并建议她硕士
论文可做类似的研究，或许
还可以将这篇博士论文翻译
出来。遗憾的是，虽然学生
围绕一个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的运作写了篇学位
论文，但翻译之事却不了了
之。
五年前，我给这篇博士
论文的作者瓦尔迪马·哈夫
斯泰因写信，希望能获得授
权翻译他的某篇论文。他很
快回信答复，并说自己有一
本关于“非遗”研究的专著即
将出版。2018年年底，他
寄来了这本书，白色字体的
书名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制造非遗）多
少显得有点扎眼——即使处
于封面图片的色彩斑斓之中
。但是，书中所论于我而言
却很亲切，颇有故交重来之
感，盖因这本书与前述博士
论文一脉相承，而且很多经
验素材就是来自作者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田野工作。有评论者
认为，这本小书“引人入胜”
“通俗易懂”“回味无穷”，我
深表赞同，这是普通读者和
专业学者都可阅读并有所收
获的根本原因。而书中所言
“志在改变我们思考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方式”，是我决
定翻译这本书更重要的原因
。仰望和俯视均属不良习惯
，历史时空中的穿行与回味
或许有助于某种平衡。套用
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用来思
考的。
翻译是在两年多的时间
里断断续续进行的，在这个
过程中，巴莫曲布嫫老师和
黄涛老师提供了很多帮助和
建议，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术
语的斟酌上；李翼、赵强、
廖先凌也通读了译稿，找出
了不少翻译和行文上的错误
；马莲校对了整篇译稿。对
于各位师友的无私帮助，我
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自不必说。在编辑、出版
的过程中，李静韬女士及其
同事做了很多贡献，在此一
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
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读者诸君谅解并不吝批评指
教！

第一章
导论
——制造遗产
是什么把比利时啤酒文化和中国皮影戏结合在一起？爱沙尼亚的烟熏桑拿和韩国与朝鲜的泡菜或比利牛斯山区夏至焰火节有什么共同之处？巴西的卡波卫勒圆圈舞和法国美食大餐又有什么共同之处？韩国的走绳索和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作技艺有什么相似之处？它们和印尼的蜡染印花工艺、克罗地亚的花边制作、阿拉伯咖啡以及阿根廷的探戈又有什么相似之处？什么可以把印度的瑜伽和布隆迪的皇家大鼓仪式舞蹈、伊朗的地毯编织、瓦努阿图沙画联系起来呢？
答案是：这些文化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这意味着它们被选中，来代表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赋予深刻的价值观以审美形式，它们体现了技巧和能力，体现了连接的纽带，体现了它们与历史、社会和自然的不同关系。它们证明了人们关照前人、他人以及世界的各种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作名录》展示了人性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其从各种特殊环境中创造出美、形式和意义的能力。通过分享他们喜好或坚持的东西，人们在其文化实践形式和表演形式中赋予价值以形式（Hymes1975）。新一代人则根据自身条件再造这些形式，培育人才、知识和必要的鉴赏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着手保护的正是这种创造性的活力。《非物质遗产公约》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些文化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得以保持持续的活力负责——确保实践者能够继续实践它们，并能够继续启发后代。
公约用“文化遗产”这个术语来表述它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半个世纪为这一概念注入生命。这个概念界定了它所描述的对象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化遗产”久已有之，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的新创词，仅在过去几十年变得耳熟能详（Klein 2006；Bendix 2000；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Lowenthal 1998；Hafstein 2012）。它的新颖体现了当代社会及其对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Holtorf 2012；Eriksen 2014）。将某一建筑物、仪式、古迹或舞蹈珍视为文化遗产，就是要改造人们与其实践形式以及建筑环境产生关联的方式，并把诸如尊重、自豪和责任等情感注入这种关系中。通过促成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机构（中心、理事会、协会、俱乐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评委会、网络等），通过无处不在的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展示形式：从名录到节日，以及展览、盛典、编目、网站或书籍，这种改造得以展开。民俗学学者芭芭拉·克申布莱特-吉姆布雷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将它们称作超文化（metacultural）造物（1998，2006）：指涉另一种文化表达形式与实践形式（地毯编织、仪式舞蹈、走绳索），并且是赋予其新的意义（如与社群、多样性、人性相连）和新的功能（如吸引游客、协调差异）的文化表达形式与实践形式（如名录和节日）。按照克申布莱特-吉姆布雷特的说法，遗产的一个标志是“它的对象与其展示手段之间有问题的关系”（1998：156）。本书会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当然，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超文化造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非物质遗产在全球取得成功带来的大量出版物、网站、时事通讯、新闻稿和展览之外的批评性补充。本书追溯了制造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和致力于保护它的公约的起始时刻，以及这种制造的谱系——造就非物质遗产的事件、行动者和环境的谱系。
本书志在改变我们思考非物质遗产的方式。它提出的问题有时与常理相悖，挑战官方的故事和公众的看法。它的提问一反常态：如果非物质遗产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是什么？人们打算利用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和保护公约来解决哪些问题？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作为一名学者、田野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顾问，我在过去15年里，试图从不同的方向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的叙述始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内围绕《非物质遗产公约》进行的谈判。然后，通过现在对历史的分析，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挑战。本书也延伸到公约在世界各地的实施。我征引了各种被认为是非物质遗产的表达形式与实践形式，揭示选择、认定、排除、维护、促进和展示过程影响这些实践形式和实践它们的民众的方式，即非物质遗产带来了什么不同，不管是变好还是变糟。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