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正处于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西方的冲击，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受到严重侵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不再适用。于是，晚清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和政治方向。梁启超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他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找借鉴。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思想流派均有极大的启发。本书是继列文森之后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追述梁启超从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到新的国家和国民思想之转变，并以此为纽带，考察巨变时期的中国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从传统逐渐迈向现代。

张灏，1937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时代的探索》等。

再版译序
前言
第一章 思想背景
第二章 康有为在19世纪末的思想地位
第三章 梁启超的早年生活和思想背景
第四章 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1896—189
第五章 流亡中的梁启超
第六章 新民
第七章 改良与革命：梁启超的政治观和传统观
第八章 新民和国家主义
第九章 新民和私德
第十章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本书通过追溯这一时期
的一位重要人物——梁启
超的思想发展变化，对19
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
初这一近代中国思想转变
的关键时期作一探讨。之
所以选择这一时期的梁启
超，是因为他的思想形成
刚好与本书所研究的历史
时期相一致。19世纪90年
代初，他的思想趋于成熟
，在随后的时期里，他一
直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的
中心。通过他那富有感染
力的笔触和浩瀚的著述，
梁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
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梁的思想，为
探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变
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
点。
在梁的思想形成过程中
，“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
因素，但和其他一些宽泛
的概念一样，这一概念也
必须谨慎使用。本杰明·史
华慈对把西方看作是一个
完全的已知数这一过于自
负的假设提出过警告。更
为有害的看法是：传统的
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冲突
中是毫无活力的，只有在
来自外部的刺激下才具有
回应的能力。这样，西“方
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
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
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
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
国传统内涵的危险。
固然，晚清不像思想鼎
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
忽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
想发展，也是错误的。仔
细的考察表明，儒家学者
们在继续进行着这样一些
充满活力的争论，如汉学
和宋学、今文经学派和古
文经学派，乃至新儒学的
程朱一派和陆王一派。因
此，对19世纪末的学者们
来说，儒家——更不用说
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绝不
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
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
竞争的思想天地。
然而，对现代学者来说
，弄清宗教和文化传统里
的变化要比领会其内在变
化动力容易得多。在这里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外部观察和参与其中这
两者之间的区别。对通常
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来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
，儒家似乎只不过是一种
由国家强加于人民思想的
意识信仰，或是一种主要
对儒家学者而言有思想兴
趣的哲学。但对那些生活
在传统中的人来说，儒家
思想则是一种实际的信仰
，正如19世纪大多数中国
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样。
如果人们承认，在一位带
着学术兴趣研究《圣经》
的非基督教徒的学者与一
位为寻找精神向导研读《
圣经》的基督教的信仰者
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那
么同样人们必须承认，在
一位纯粹为了知识的目的
而研究《论语》的现代学
者与一位为了精神的目的
而阅读《论语》的19世纪
的儒家学者之间也存在某
些差异。对于前者来说，
宗教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无
关利害的研究课题;而对后
者来说，它却是一种需要
付诸行动的信仰。根据这
一观点，对研究晚清思想
的学者来说，注意儒家传
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
义便十分重要了。在尝试
这样一种探索中，最好采
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
”的办法，即努力设想自己
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
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
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
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
题。重要的是，不仅要用
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
，而且也要用历史的观点
看待它们的发展，因为这
是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
变化动力的最好办法。
为了理解中国对西方的
回应，必须对传统固有的
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
所认识。因为中国知识分
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
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
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
冲击作出回应的。除非我
们从儒家的内部问题开始
，否则便不能理解这些需
要加以考虑的事情。
虽然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对于一般的中国近代思想
史的研究也有价值，但对
1900年前后的思想研究尤
其重要。在这一时期里，
梁启超是一位主要的思想
人物。一般认为，在1840
年与西方开始接触后的19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西
方对中国思想上的冲击仍
然是表面的。除少数几个
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
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
人物之外，西方的影响几
乎没有渗透到中国的学术
界。令人惊讶的是，19世
纪末中国的一些重要思想
人物，如陈澧、朱次琦、
朱一新和王闿运的思想，
很少显示出西方影响的迹
象。对于这些人来说，如
同1840年之后50年里的大
部分士绅一样，核心关切
的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
说的传统问题。
因此与19世纪的日本不
同，在那里，西方的冲击
很快成为大多数日本知识
分子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中
国，西学很少引起思想上
的回应。虽然其中仍有少
数一些中国人或多或少受
了西方的影响，但回应没
有像预计的那样强烈。也
许其中一些人对西学的了
解过于肤浅，致使他们不
能将西学与传统思想中的
一些问题联系起来。另一
部分人如王韬或郑观应，
对西学有更深的了解，但
不属于士绅的精英群体，
因而在中国思想界属于缺
乏传统功名的“边际人”，结
果，他们的声音往往不被
人听到。因此，在1840年
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
传统和西学之间有意识的
思想相互影响仍然是孤立
的和表面的。人们甚至可
以认为，就像19世纪的中
国经济由于它们两者之间
没有重大的相互影响而被
分为近代和传统两部分一
样，由于没有任何带有变
革

张灏先生是史学大家，著述颇丰。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可以说奠定了他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历时50余年，书中的观点与论证并无不妥，足以证明先生思想之深邃，也让本书成为有关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可跨越的必读书。
本书两位译者崔志海、葛夫平，均是著名历史学者，“大家译大家”，更能准确阐释思想。这次再版，译者进行了精校修订，新增一篇序，不仅是对张灏先生学术研究的解读，也是对几十年来学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它
对晚清时期中国思想从儒
家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
义的转变提出了很多新的
见解。……与列文森关于梁
启超的研究不同，张灏没
有采用外部的分析视角，
而是从中国内部来理解西
方思想在中国儒家环境下
的萌芽与成长。本书的研
究思路清晰全面，分析论
述深入独到，这是尤为可
贵的。
——卢其敦（Charlton
M. Lewis），纽约市立大
学
本书与其说是一部知识
分子传记，不如说是揭示
梁启超思想核心、理想和
价值观的著作。……张灏的
主要贡献在于，他详细而
深入地描述了梁启超“新民”
理想演变过程中中国社会
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这
一点，以及他对这些价值
观是如何与传统儒家和现
代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论证，使本书成为我们理
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必不
可少的读物。
——理查德·霍华德
（Richard C. Howard），
康奈尔大学

陈澧在学海堂的同伴朱次琦甚至以更强烈的方式反对只热衷于经验主义的学术研究，朱后来成了康有为的老师。在朱看来，必须摈弃宋学和汉学之间的界限，努力回到顾炎武或朱熹的观点上来，即“经验主义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必须着眼于它的社会和道德意义。“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修身读书，此其实也。”这种对学问的20道德取向的强调，在他为学生拟定的教学大纲中也可看到。在这份教学大纲中，道德修养的介绍放在学术研究之前，并在整个计划中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份教学大纲的设计后来很大一部分成为康有为在广东创办私立学校的一个样板。就陈澧来说，重点几乎全放在儒家学术的道德含义上，而更广泛的国家和社会问题依然不明确。朱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将道德修养与更重大的社会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
我们看到，正如在三大思想流派——宋学、桐城学派和宋学与汉学的综合运动的发展中反映出来的，思想界对汉学支配地位的反对已导致晚清思想的重大变向。虽然这些流派都以赞成儒家学术中的经世致用为特征，但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儒家的经世致用最有可能通过修身获得的前提下，重新恢复对程朱新儒家的道德哲学的兴趣。然而，晚清思想界也表现出要求把制度革新作为实现儒家经世理想的重2I要手段。这方面的一个思想流派便是今文经学派的重新兴起。
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哲学原理的内在逻辑中，晚清今文经学派的产生有它的根源。经验主义研究学派起初是作为对宋明新儒家的先验主义倾向的一种排拒而产生的。在“经验主义”研究的学者看来，这种先验主义倾向把孔子原来的学问弄得含糊不清，并掺人杂质。他们声称，为了扭转这种倾向，必须复古，重现儒家的最初教义。①经验主义研究学派恢复古代儒家教义的倾向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时间上往后退，从阳明学派到宋代朱熹的新儒学观，它对孔子先知之言的解释被认为更可靠、更公正。再依次往后，在隋唐和六朝期间的注释学中可找到可信的儒家学术。最后，在东汉，清代学者在郑玄、许慎、马融和贾逵这样一些古文经学大师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个训诂学宝库。因此，18世纪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发展到顶点时，对东汉注释学的崇拜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经验主义研究学派被完全等同于汉学一派。
寻找古代儒家学术渊源的结果，必然产生一些学者进一步往后探究的强烈倾向。因而当古文经学派的注释学得到很好的研究时，一些清代学者将注意力转向由今文经学派支配的西汉训诂学，这是很自然的。在他们看来，今文经学派对儒家经典的看法在时间上显然更接近孔子时代，因此这些看法更有可能领会孔子的真实教义。于是，长期被冷落的今文经学派的注释学重新引起清代一些学者的注意，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问的传统思想争论也因此重新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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