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1824年5月7日首演，是音乐史乃至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音乐学家哈维·萨克斯描绘了与作品相关的细枝末节，揭示其缘何成为后代作曲家的艺术创造之标杆，以及贝多芬如何在此体现浪漫主义的天才。
特别之处在于，作者考察了同一时期文化史上的其他重要角色，拜伦、普希金、德拉克洛瓦、司汤达、海涅等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其艺术理念和政治观点，而他们的作品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共同交织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文化图景。

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hs），作家，音乐学家，克利夫兰音乐学院荣誉博士，现任教于柯蒂斯音乐学院。早期从事指挥工作，后致力于写作、演讲和教学。1994年，在阿雷佐创办了延续至今的Festival del Quartett（弦乐四重奏艺术节）；2004-2006年，担任意大利音乐学院艺术总监；2017年，被授予“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他常年在欧美各大高校、艺术节及艺术团体讲学，并担任过纽约爱乐乐团“伦纳德·伯恩斯坦驻团学者”；长期为《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报纸、杂志、唱片及电台媒体等撰稿，已出版《托斯卡尼尼：有良知的音乐家》《阿图·鲁宾斯坦传》等十余部著作。

第一部分 声势浩大的交响曲
“维也纳的最新消息”
“奥地利人-奥呆驴人”
“永无止境的痛苦”
第二部分 1824年，艺术家如何内化革命
统治集团的重建
解脱+遗憾+压抑=浪漫主义？
拜伦勋爵的“自由之战”
专制统治下的无政府主义作家
幕问休息
拿破仑之后的法国：画笔和钢笔取代骑兵和大炮
多重身份的浪漫主义讽刺作家
第三部分 想象《第九交响曲》
音乐形象
音乐传达了什么？
尝试描述不可描述之事
第四部分 重新开始
引用“伟大”一词
最难追随的艺术表现
后记
引文文献
插图出处
索引
致谢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
symphony No.9 in D minor
，Op.125，下文称《第九
交响曲》）是音乐史上最具
开创性、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之一。《第九交响曲》由歌
词驱动的末乐章是一曲歌颂
人类博爱的宣言，这解释了
为什么它是最常被用于隆重
庆祝某个重要事件的作品—
—联合国开幕、战后和平协
定的签署、柏林墙倒塌，或
是为一座新落成的音乐厅祝
祷：人们将其视为一个传递
信息的载体，将一种类似宗
教，却又不属于任何具体教
派的祝福赋予所有“善良”和
“公正”的人、机构与事业。
简而言之，“我方”（无论“
我方”是什么——自由派和
保守派，民主派和专制派，
纳粹、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
者）曾将它用作战旗。《第
九交响曲》创作于贝多芬艺
术轨道上最后的也是最卓越
的阶段，它巩固和阐发了其
早期作品的元素，并最终超
越了它们。这部作品电成为
整个欧洲乃至其他地区一代
又一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
参照点与催化剂，且同时在
思想和理想的世界中持续回
响。
《第九交响曲》（无论
从前还是现在）之所以可能
承载，或者说被杂乱地塞满
这些思想和理想（更不用说
还有对未来前景的愉悦感）
是因为其四个乐章中的末乐
章包含了表达对世界和平之
向往与对全体人类之善意的
歌词。不过，失聪作曲家这
部交响杰作的前三个颇长的
、激动人心的乐章，既非是
自由精神的颂歌，也不是在
赞美和包容一切喜悦或任何
其他事物，而是以多样化的
方式处理了深入内心且极其
复杂的情感与存在状态。然
而，多亏了末乐章，《第九
交响曲》才成为自由与欢乐
的典范，尽管它问世于欧洲
历史上以压抑和极端保守的
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年代。在
法国大革命和突然崛起的拿
破仑霸业结束之后，波旁王
朝（Bourbons）、哈布斯
堡王朝（Hapsburgs）、罗
曼诺夫王朝（Romanovs）
以及其他惶恐不安的王朝统
治者们紧接着竭力美化与推
行君权神授的观念。通过这
一交响乐章，贝多芬实际上
是在针对当时的倒退倾向提
出其独一无二的抗辩。因此
，对《第九交响曲》创作环
境的理解，不仅可以揭示作
曲家在音乐上的发展，同样
也能揭示那个时代的政治、
美学与社会风气。
和许多其他的法国大革
命的精神继承者一样，贝多
芬不得不伪装他的自由主义
志向，在表面上应付给予他
赞助的统治阶层。对这些统
治者来说，关于人类博爱的
表达实在太容易令人回想起
法国大革命所传播的理想，
也就是他们最近才成功扼杀
的理想。尽管如此，贝多芬
还是要求一群歌手和器乐演
奏者——他们在1824年的一
个春日聚集在维也纳，参与
新交响曲的世界首演——反
复而执着地宣告这一具有潜
在颠覆性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众
生们，团结起来”是贝多芬
从弗雷德里希·冯·席勒
（Friedrich yon Schiller）
的一首颂诗中摘录出来，并
在交响曲末乐章中进行谱曲
的关键诗句。这首诗名为《
欢乐颂》（An die Freude
），而经贝多芬之手，它成
了一首微妙、含蓄却又坚定
、不容置疑的对饱受苦难之
人类的颂歌。
今天看来，贝多芬最后
一部交响曲的首演是1824
年最重要的艺术事件。不过
，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和事迹
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了
对反自由主义重新成为社会
纲纪的不满与对王朝政权复
辟的不平——那些政权不仅
否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甚至否定了其前辈启蒙运动
的成果。拜伦、普希金、德
拉克洛瓦、司汤达、海涅等
人，都在这一年的文化史上
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扮演
了重要角色的还有一些“真
实”的、日常世界中的政治
人物：一位狂热信教的沙皇
与一位关注世俗事务的教皇
，两任法国国王与一位南美
解放者，以及梅特涅亲王和
门罗总统。
“贝多芬是西方文化中天
才的典型”，蒂亚·德诺拉（
Tia DeNora）在其1955年的
研究专著《贝多芬与天才的
构建》（Beethov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ius
，该研究探讨的是这位作曲
家在维也纳的第一个十年）
中写道。这句话听起来不错
，但是太过笼统。更准确的
说法是：贝多芬对某一类天
才的崇拜者来说是一个偶像
，米开朗基罗对另一些崇拜
者来说也是一个偶像，莫扎
特、但丁、歌德、莎士比亚
、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对
其他人来说同样还是偶像。
很多人都需要崇拜某个人或
某件事物，但一个虔诚的崇
拜者所敬仰的对象，更多的
是反映崇拜者本身而非被崇
拜者。而贝多芬和他的作品
，以及无疑因其榜样和传奇
而助长的浪漫主义对天才的
狂热崇拜，对后世的音乐家
、艺术家和思想家产生了强
有力的影响，尤其是《第九
交响曲》，它已成为贝多芬
自如境界与卓越声望的标志
。1849年，在德累斯顿，
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
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在第一次听到这
部作品后，对指挥理查德·
瓦格纳（Richard Wagner
）说：“如果所有曾被创作
出来的音乐在未来一场遍及
全世界的大火中丢失，我们
必须发誓救出这部交响曲，
即使要付出

《出版人周刊》《书目杂志》《科克斯书评》《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西雅图时报》联合推荐！
本书以新鲜的，且具有挑战性的方式触及人类文明的柱石之一，这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对音乐学过度学术性的一种平衡。它使这部音乐作品与不同层次的每一位听众产生个体性的关联。正如贝多芬意图达到的那样。

1958：贝多芬“光顾了”
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
音乐工作者的会议。会上，
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位管
弦乐团主管——轻轻地对我
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
的生命中没有贝多芬会是什
么样子。”这令我震惊。她
的话让我开始思考贝多芬在
我生命中的地位。
我十一岁半也就是即将
进入青春期那年，我的父母
送给我一个盒子，正是这个
盒子决定了我的未来。它是
灰白相间的，主要由叠层木
制成。我把它放在卧室的抽
屉柜顶上。自此之后，它开
始从那个高贵的位置给予我
理解与慰藉——起初的理解
朦朦胧胧，只有一丝慰藉，
但至少向我暗示这个即将成
人的孩子、这个尚未成熟的
成人、这个奇怪的新我或许
能够生存并前进，甚至可能
会从时而出现的无名的、难
以理解的疼痛中学会宽慰，
或者学会抚平部分突然且毫
无缘由地出现在生命中心领
域的莫名其妙的伤感。或许
，这个盒子说过，疼痛与坎
坷将不会是成年人唯一的获
赠。或许在未来漫长的人生
中，某些事会发生，来弥补
生存中的模棱两可，来平衡
那些诱人的可怕的梦想、奇
怪的渴望以及在我身上开始
发生的更为陌生的生理变化
。
这个盒子——它是只带有
一个扬声器的便携的四转唱
片机，体积不超过一个葡萄
柚的大小——似乎在用一种
我永远能够了解的语言来告
诉我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重
要的事情，而我也感受到，
如果我将足够的精力放在它
上面，太多模糊的事情将会
被澄清。我惊诧于在如此的
空虚中会有如此的充实，在
如此的困惑中会有如此的坚
固，在如此飞快的人生进程
中会有如此的永恒。这个盒
子没有缓和或减轻我内在的
冲突。相反，它凸显了它们
，并告诉我它们比我认为的
要更深刻、更复杂。但它也
敢于陈述它们，让我沉浸在
思考所带来的强烈享受中，
让我感到有一天我至少能够
努力克服我的问题而不是在
它们面前瞠目结舌。音乐的
模棱两可的特性直接向我展
现并迫使我回应。我“指挥”
它、围着它跳来跳去，并且
想象我正在给我秘密幽会的
女孩解释它，告诉她关于生
活、关于占据我全部的贝多
芬的事。我用最好的时光让
自己熟悉一个新发现的领域
：内心生活。
是的，占据我的全部。
虽然期间有大量机会欣赏了
其他人的音乐，但我的聆听
基本始于贝多芬，也终于贝
多芬。我九岁时第一次演奏
了他的最简单的钢琴作品。
那时，所谓的“北欧贝多芬”
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
）还活着；那时，我祖父母
时代的最著名的贝多芬音乐
爱好者（基于他是一位革命
者）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创作了《圣歌》
（Canticum Sacrum）；那
时，正在被认可的重要的音
乐革命者之一皮埃尔·布列
兹人到中年，他最具影响力
的作品《无主之锤》（Le
Marteau sans maitre）刚刚
完成。当时我没有听说过布
列兹，但是我想通过唱片机
去了解我听说过的所有的音
乐家，从巴赫到莫扎特，再
到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
我喜欢柴可夫斯基的
《1812》序曲，里姆斯基
一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达
》（Sheherazade）以及莱
奥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以四个枪响
般的鼓声开始的爵士芭蕾《
自由的想象》（Fancy Free
）。但贝多芬似乎用一种比
其他人更清晰、更直接的方
式向我诉说，而我也经常思
考他和他的存在。他的音乐
，以及我津津有味地读到的
关于他生活的出版物——虽
有所简化，但基本没有偏差
——给了我寄托与勇气。我
从未与他的天赋产生共鸣，
我可能已经感觉到，我最起
码的合群性已经让我不可能
像他一样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然而，我一直是一个喜欢
独处的人，而贝多芬以挥动
拳头的姿态向所有人倾诉他
的抗议与不接受，这完全吸
引了我。“年老的”贝多芬（
比我现在年轻）——追求超
越的贝多芬——是我在特别
年轻的时候不能感受到的。
那时滋养我的是暴风雨般的
“中年时期的”贝多芬。他一
直陪伴着我。
……
然而最后，1824年和《
第九交响曲》的首演还是比
我所考虑的其他年份和事件
更能吸引我。我认为选择它
的最大的理由便是那个想要
探讨贝多芬及他的世界的愿
望，这个理由要比我对那个
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的浓
厚兴趣还要强烈。此外，这
本书也是我的“第九交响曲”
——如果算上合著的书，这
是我出版的第九本书。这不
是最厚的一本，但却是比别
的书都要艰难且让我费尽思
考的一本，比如关于音乐对
我的意义以及所谓的高品质
文化在过去、现在及未来的
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也
让我重新研究与思考贝多芬
，他的大量同时代人，那个
时期的历史、音乐与意义，
以及——对我而言最值得思
考的——《第九交响曲》本
身。相比促使我写这本书的
那部作品而言，我的书一定
是极为不显眼的，但如果这
本书激发读者去审视或再审
视任何故事主角的作品或者
那段时期的历史，那么这本
书便实现了它的目的。
从现在开始再过一千年
、五千年或一万年，贝多芬
和我们的文明的其他杰出代
言人可能仍旧需要与人类—
—

当贝多芬完成了这部作
品，环视这个他所建立起来
的雄伟的纪念碑时，他一定
会对自己说：“让死神现在
到来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了。”
——埃克托·柏辽兹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的终乐章成为我所有幻想性
音乐思想与灵感的神秘之星
。
——理查德·瓦格纳
如果所有曾被创作出来
的音乐在未来一场遍及全世
界的大火中丢失，我们必须
发誓救出这部交响曲，即使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米哈伊尔·巴枯宁

“维也纳的最新消息”
发臭、腐烂的垃圾，从垃圾箱里溢出来：这就是2004年11月当我推开维也纳第三区一栋巨大但不知名的灰色石质公寓楼的大门，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内部庭院时所觉察的一切。这个长方形的四层建筑外墙上有一块由维也纳舒伯特学会（Vienna Schubert Society）于1924年5月7日——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100周年纪念日——所挂的纪念牌匾。墙上还有另一块较新的牌匾，用作装饰的旗帜已因汽车尾气变脏，它宣告着自1972年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正式将其采用以来，这部交响曲的“欢乐颂”主题一直都是“欧洲之歌”（European anthem）。这栋门牌号为匈牙利街5号（Ungargasse 5），位于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西北角的大楼里没有设立博物馆；事实上，只要从这个大门口进去，便是擅闯私人住所。
在贝多芬的时代，这里的地址曾经是兰德大街323号（Landstrasse 323），而这幢大楼名为“美丽女奴之家”（the house Zur schonen Sklavin）；贝多芬在创作这部交响曲的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不久后的首演才离开。他的公寓位于顶层，在电梯发明之前的年代，这是最便宜的一间。不过，他通常会在附近一家现已不存在的“金梨”咖啡馆（Zur goldenen Bime）接待朋友和熟人，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下午。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说：“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一个维也纳人，你可能去他的公寓十次都找不到他，但如果你知道他经常光顾哪家咖啡馆，你就一定会在那里见到他。”
然而，偶尔也会有人上门拜访贝多芬。有一次，在创作《第九交响曲》期间，他邀请诗人弗朗茨·格利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来兰德大街公寓讨论一个歌剧项目。格利尔帕策看到当时生着病的贝多芬，
躺在一张乱七八糟的床上，穿着脏兮兮的睡衣，手里拿着一本书。在床头有一扇小门，后来我发现，这扇门与贮藏室相通，而贝多芬某种程度上是在看守它。之后每当一个女仆拿着黄油和鸡蛋从里面出来，即使在热烈的谈话中，他也无法克制自己瞥一眼，评估一下被带走的食物数量——这混乱的居家生活画面令我感到痛心。
这个歌剧计划一直没有实现，我们也不知道那些黄油和鸡蛋怎样了。
作曲家卡尔·玛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在同一时期拜访了贝多芬，他的儿子后来详细叙述了父亲对“伟大的路德维希居住的那个阴沉的，几乎可以说是肮脏的房间”的印象。它“极度混乱：乐谱、钱币、衣服散落在地板上，床单在不洁净的床上堆成一团，敞开的三角钢琴上布满厚厚的灰尘，桌上摆放着破损的咖啡杯”。贝多芬把所有的乐谱扔下沙发，“然后继续为出门穿戴，丝毫没有因为客人的出现而难堪”。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描述了贝多芬的外貌：
他的头发灰白茂密，蓬松凌乱，有些地方已全白了，前额和头骨格外宽阔圆润，……鼻子方方正正，像狮子的鼻子，嘴生得高贵而柔软，下巴宽阔，有他所有肖像画所展示的那些奇妙的酒窝，它们由两块下颌骨形成，那两块下颌骨看起来似乎能敲碎最硬的坚果。他那宽阔而长着斑点的脸庞肤色黝黑，显得很粗鲁；在那对浓密的、闷闷不乐地皱着的眉毛下，一双闪烁着光芒的小眼睛亲切地注视着来访者。
关于另一次对贝多芬的访问（大概是在几周后），韦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一天“对我来说永远是最难忘的一天”，“受到这位伟人如此亲切的关怀，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振奋感”。
今天的维也纳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博物馆，或者说博物馆之坟。尽管部分由于这么多亚洲和非洲移民的到来，它在21世纪初确实比东西方关系严重紧张的年代要更有生气一些。然而，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一层忧伤，仿佛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却没有到来。也许，一种轻度的抑郁症——这种抑郁症由维也纳灿烂光彩之后的灰暗、其文化长期辉煌之后的急剧衰落所引起——已被继承，并将持续代代相传。事实上，几乎没有90岁以下的人对犹太人、左派艺术家及知识分子被驱逐或杀害之前的城市样貌有成年后的记忆，也完全没有人对“一战”前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统治下的帝国首都有成年后的记忆。或许，现在维也纳骨子里已滋生出这样的感觉：一座曾经重要的城市，如今除了作为宏伟的记忆宝库之外，已经不再重要了；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其他地方，历史记忆也无关紧要。现在，重要的是商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维也纳似乎平凡大过于出色。
至于音乐，今天的维也纳缅怀着那些在世时几乎不被注意甚至被排斥的作曲家，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勋伯格——简直不胜枚举——都有纪念碑、纪念馆，或是专门为他们建立的成熟的博物馆，人们可以买到巧克力、T恤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上面印有这些人以及其他偶像人物的肖像和名字。那些无法区分莫扎特《G大调小夜曲》（Eine kleineNachtmusik）和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升华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