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老中青三代共16位曾经或者正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学者的访谈内容。学者们在访谈中结合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阐述了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学者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责任。
本书适合作为大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参考读物，也适合科技工作者和大众读者阅读。

高松，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985、1991年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5-1997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无机化学研究所访问研究；1998-1999年，作为求槎学者，在香港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2018年10月起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2021年11月起任中山大学校长。

1 唐孝炎
2 杨芙清
3 陈佳洱
4 王阳元
5 李伯谦
6 甘子钊
7 叶朗
8 许智宏
9 邓小南
10 高文
11 田刚
12 刘忠范
13 梅宏
14 高松
15 张平文
16 陆林

在40多年前我上初中时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
德巴赫猜想》向我们展示了
一位痴迷于数论的数学家形
象，成为激励我们那一代人
热爱科学、刻苦学习的重要
精神食粮。我读大学后仍然
爱读科学家传记和科学史方
面的书籍，包括《爱因斯坦
全集》《玻尔研究所的早年
岁月（1921-1930）》等，
当了老师后也会经常向学生
推荐相关读物。
我们这本书收集整理了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十多位杰
出学者的访谈实录，可以说
既有我十分尊敬的学术前辈
，也有熟悉的学长和同事，
每位学者讲到的事情，有些
之前就有所了解，也有不少
是第一次知道，既感到十分
亲切，又很受启发和教益。
我尝试把各位学者讲的
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归
纳，肯定很不全面，也不一
定准确，希望得到大家的批
评指正。
科学的态度。几乎每位
学者都谈到对于科学、对于
学术的兴趣。兴趣从何而来
？怎样才能保持？有的学者
谈到《居里夫人》等科学家
传记激发了其对科学的热爱
，有好几位都谈到他们的中
小学老师，即好的老师的启
迪和指引。每个人天生都有
对于世界的好奇，问题是如
何保护它，不断激发和保持
它。兴趣与好奇，常常是短
暂的和容易转移的，怎样把
兴趣转变成专注的事业，成
为一种长期追求的自觉？书
里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路径
，是青年人走好自己学术之
路的重要参考。一旦形成了
学术的志趣，坚持不懈、锲
而不舍、安心和耐心、踏踏
实实做学问，就成了各位学
者的自觉实践。
科学的精神。几乎每位
学者都谈到，追求真理、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独立思
考、敢于质疑，有自己的思
考，有自己独立的或独特的
想法和见解。科学研究是一
种创造性的活动，求新求异
是其本质特征。我们需要尊
重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
更需要不断提出新问题和真
问题，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平
等理性讨论，包容不同的学
术观点，并有勇气和信心超
越前人。在访谈中，我们可
以体会到各位学者追求真理
、不断创新的探索历程。
科学的责任。五四运动
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一
直追求着科学救国、兴国和
强国。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
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力量
。这本访谈录中，我们可以
看到学者们矢志不渝为国家
、为社会、为人类不断做出
贡献的使命担当，也为他们
甘当人梯、提携后学的精神
所感动。科学是人类一项永
恒的事业，科学研究的结果
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步，需要全球科学
家的合作，也需要科学共同
体恪守学术道德和伦理规范
。希望这本书可以吸引和激
励更多的年轻人热爱科学、
献身科学事业，贡献人类进
步。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学
者百忙之中接受访谈和校订
整理书稿，也感谢杨爱民老
师和北大志愿者同学的不懈
努力。
高松
2021年10月4日

本书的目的，一来是想团结科技工作者，为民族、国家做出更持久突出的贡献；二来想吸引更多的科技爱好者投身科研，为民族、国家培养储备新的人才；三来向广大读者普及科学知识，引导大家了解各位学者的科研经历和成就，体味他们的精神信念，以激励自身。
本书可以如同一位好的老师，培养出大家对于科学的兴趣，也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仅与各位学者对话，也能与历史对话，与自己对话，从书中获取人生的感悟和奋斗的力量。

访谈人
20世纪50年代您来到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再到现在，您对北京环境的变化有什么感触？
唐孝炎
我1950年来北京上大学，读燕京大学（燕大）化学系。来燕京大学主要是因为熟人推荐。当时在暑假期间考了十所学校，虽然很多都录取了，但还是下决心来到燕京大学。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抱负，就是满怀对燕京大学校园环境的向往。
1952年就开始院系调整了。我是燕大的，有十来人，清华大概也有一二十人，北大人最多，三个学校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七十几人的大班。那时候我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认识了许多人，很快就入了团，之后就是组织上怎么号召我就怎么做。1953年下学期的时候，我被学校调出来学习俄文，预备作苏联专家的翻译。从我们年级一共调了四个人，大概学了四个月，有俄文系的同学教我们，那段时间我们都尽了力。1953年，组织上决定让我们这一届提前毕业，原本应该1954年毕业。毕业以后，苏联专家还没有来，我就被分配作了当时化学系傅鹰教授的研究生。
傅鹰老师研究胶体化学，他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我上了一次他的文化课，又跟他作了一年的研究生。他用非常通俗的话语给我们上物理化学课，特别好接受。给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准备了一个笔筒和各种签，我们自己去抽签选口试题。我拿到一支签，题目是从早晨起床开始，你碰到了哪些胶体化学？我当时回答第一个是牛奶，然后一样一样说。半个钟头内必须讲完，讲不完他也要让你停，非常严格的。不过准备的时间可能是两个钟头，我觉得特别通情达理。
等到这一年过去以后，苏联专家来了，我又被调出来做翻译工作。翻译一门课，叫作稀有元素化学，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课。当时还帮助专家带领研究生，他们每周要谈话，我们都要参与作翻译。这一年我学到了新的知识，因为稀有元素化学课我们学校以前是没人讲的，我等于跟着从头学了一遍。一般大概提前几天专家把稿子给我，我就赶紧翻查弄懂内容，然后到课堂上跟着他的意思去翻译。一年当中有时候忙得是完全没有白天黑夜，但也获益匪浅。
1955年，我又被调出来做放射化学专业的筹备工作，又是一个没有接触过的新领域。我们参考了国外各种书籍，并编写出教材。1956年，又来了一个专家，因为在做整个专业的准备，新来的专家就变成了我的导师，我跟着他做科研，同时还做着我们新专业的筹备工作，正式招收学生。我记得是1956年，全国有几所大学包括北大、复旦、吉大、浙大，每年把他们最好的学生抽出来送到我们这里来培养。吉林大学那时候有唐敖庆先生在，化学很强的，还有浙江大学也是这样。
那时，浙江大学的物理研究室胡济民教授调来当主任。他带来了几位老师，包括吴季兰老师跟王文清老师。孙亦梁教授也从化学系调来了。最好的老师都调过来了，因此放射化学专业的教师队伍是很好的。
很快我们把理论课和实验课就开设出来，接收新的已经三年级的同学来念最后一年。同时我还跟苏联专家一起做科研，他是做同位素交换效应的，1957年来，到1959年中间才走，而我在1959年1月份被抽调去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所进修。
我的导师是一位苏联老太太，她对我非常好。当时在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所进修的人有十来个。我的导师在加速器重粒子的反应产物里头找寻新的同位素。我的工作就是用加速器加速的质子去打稀土元素，得到新的同位素。因为当时的防护条件很差，进行操作时只有一块铅板挡在前面，所以我的白细胞指标一下降到了2000以下。导师让我去黑海休假一个月，期望白细胞能够恢复。而我就说想回国一趟，原因是我的孩子1957年出生，那时去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想回国看看孩子。我跟我堂哥唐孝威两个人一起回来，就在回国的路上，《人民日报》开始了对苏联的论战。当时我堂哥做的是回国的打算，而我则是回来休息还要回去，户口、行李全部都没整理带回来。后来我们当时的总支书记跟我说别再回苏联去了。
当时苏联要比我们先进很多。他们的研究所搞得非常好。那时候苏联的生活条件比国内要好得多，整个苏联的学术氛围、文化氛围都非常好。回国后，正值国内集结开展新技术运动，当时的总支书记说你就作老师带着学生到工厂去进行超声波推动工作，于是我就在国内待下来了，后来托人慢慢把行李和户口再从苏联转回来。
这样回来正是1960年5月，是国内特别困难的时期，但回来以后总的还是很开心的，因为觉得在自己国家里面怎么样都没有任何问题，就这样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访谈人
您之后又做了哪些工作？
唐孝炎
1965年去了河北省新乐县。新乐县那时候还是贫困县。我带了我们的学生下去参加农业劳动，跟当地农民的关系都挺好，过段时间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正常的教学工作还在进行。我每年给一百多名学生上一门放射化学的课，他们里头有化学的，有核物理的，有辐射化学的，等等，很多学科的。但过了不多久，所有课全停掉了。1969年，根据学校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