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一批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会聚到上海，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作为逃出思想牢笼的“新青年”，他们满怀热血地投身革命，在与旧社会的对峙中成长蜕变，揭露反动派的罪行，表达对光明的呼唤。本书所选的就是出现在这一时段的部分“左翼”小说，其中包括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张天翼的《包氏父子》、吴组缃的《天下太平》、艾芜的《山峡中》、沙汀的《在祠堂里》等优秀中短篇小说作品。

吴组缃(1908—1994)，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吴组缃最早的文学活动，可以追溯到1923年，那时他还在芜湖省立五中读书。受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写小说，早期处女作《不幸的小草》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又陆续创作了《鸢飞鱼跃》《狗尾草》等作品。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就读于经济系和中国文学系，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受《子夜》影响，吴组缃在1933—1935年间，完成了他的两部作品集《西柳集》《饭余集》。1943年，创作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新中国成立后，吴组缃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职。路易丝.雷德曼（Luise Reddemann）是神经科医生、心理治疗医学的专科医生、精神分析师、克拉根福大学创伤心理学和心理医学名誉教授，深入研究创伤和创伤后遗症30余年。1985至2003年担任比勒菲尔德基督教医院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科主任，为治疗复杂性创伤后遗症发展出“心理动力学的想象创伤治疗”（PITT）理念。此外，她还就精神创伤以及正念、同情心等相近领域开展培训活动。

在木筏上／洪灵菲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丁玲
为奴隶的母亲／柔石
山村一夜／叶紫
天下太平／吴组缃
包氏父子／张天翼
山峡中／艾芜
制服／魏金枝
在祠堂里／沙汀

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
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革命
处于低潮期的时候，一大批
文化界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
陆续从各地会聚到上海，以
其中的太阳社和后期的创造
社为首，发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这场运动，最初被称为
“普罗(即proletariat)文学”运
动，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成立之后，又被通称
为“左翼文学”思潮。尽管围
绕什么是“革命文学”、怎么
写“革命文学”，以及如何处
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等
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但一
种新的创作导向由此兴起，
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
文学的发展。
本书所选的就是出现在
这一时段的部分“左翼”小说
。基本的编选原则是：尽可
能选取发表于这一时期，产
生较大反响且具有一定代表
性的作品；尽可能选取主题
意蕴丰富、艺术性高、可读
性强的作品；尽可能广泛地
选取不同题材、不同类型、
不同风格的作品。选出来的
这九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以
下几类。
首先是“新青年”们的故
事。经历“五四”思想启蒙之
后，新一代青年已经在某种
程度上将个人从传统家庭或
社会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获得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权
，比如离开家乡去大城市、
在新兴的现代大学接受新式
教育，以及自由恋爱和结婚
等等。但彼时我们的国家列
强环伺、内忧外患，走出家
庭的“新青年”们，如何安顿
个性解放的“自我”，如何面
对危机重重的现实，如何看
待个人与社会的出路；他们
的迷茫和困惑，他们的幻灭
与追求；他们毅然决然地反
抗，他们奋不顾身地牺牲；
他们满怀热情投身革命，他
们遭受打击挣扎消沉，他们
在和社会的对峙中反思、成
长，他们也在与大众的相处
中调整、蜕变……这些都是
“左翼”小说关注的重点。本
书所选的几篇，如洪灵菲的
《在木筏上》、丁玲的《一
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就
是这一类的作品。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
代“左翼文学”的创作者，大
多都是20多岁的青年作家，
他们讲述的“新青年”们的故
事，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换句话说，这些小说中的故
事，既是文学作品的情节，
也是作家们所目睹或亲历的
现实。这是在场者的书写，
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的见证
。
其次是底层“小人物”的
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
国，经济萧条、百业凋敝，
“丰收成灾”“商铺破产”，无
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陷入
了迅速的贫困化危机。关注
国计民生的“左翼”作家，写
下了大量批判现实、反映底
层生活的作品。本书选择的
几篇，如柔石的《为奴隶的
母亲》、吴组缃的《天下太
平》、艾芜的《山峡中》就
是这一类小说。《为奴隶的
母亲》写的是一位母亲因为
家里穷被迫舍下幼子春宝，
由丈夫做主典租到别人家三
年，为别人生下儿子秋宝后
又遣回原家的悲惨故事。《
天下太平》写了一个天下并
不太平的年代，勤劳善良的
主人公王小福从体面的商铺
朝奉一步步坠入困顿，最终
成为小偷、走上绝路的故事
。《山峡中》则写了一群被
残酷黑暗的社会所逼而沦为
盗贼的边缘人的故事。这些
作品将目光聚焦在那些普普
通通的乡民、店伙、甚至小
偷身上，写的都是在国困民
艰的历史背景下，底层民众
勉力挣扎却日益困顿的生存
故事。他们的故事，也是那
个时代很多人的故事，是大
历史洪流中小人物被裹挟、
被碾压的悲剧。
再次是旧中国的“老灵魂
”的故事。在“普罗文学”兴
起之初，部分倡导者曾提出
“革命文学”时代，是“死去
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语)，
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五四主
题已经过时了，“左翼文学”
创作者应该重点书写工农大
众作为革命有生力量的正面
特质。但就像鲁迅先生在“
左联”成立大会上所慎重强
调的，“旧社会的根柢原是
非常坚固的”，不仅坚固，
而且会在新时代找到“使新
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从而
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参
阅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
的意见》)
“左翼文学”创作群落中
，有一批深受鲁迅影响的青
年作家，他们接续了五四时
期的“启蒙”主题，着力呈现
和剖析旧中国的“老灵魂”。
本书所选的几篇，如叶紫的
《山村一夜》、张天翼的《
包氏父子》、沙汀的《在祠
堂里》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
还有“被侮辱与被损害”
的孩子们的故事。魏金枝的
《制服》是典型的“以小见
大”的作品，作家将宏大的
阶级命题，巧妙地转化成了
一个孩子的创伤故事。作品
以一套“制服”作为切入口，
通过对几个乡村小学生交际
往来的白描式叙述，生动地
写出了等级社会根深蒂固的
阶层意识对幼小心灵的戕害
。由此也可以说，阶层等级
、贫富差距以及因阶级、贫
富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个
体危机，并不是“左翼文学”
刻意宣传的斗争口号，而是
真切地牵动着大多数人也包
括孩子们的生存现实。
长时间以来，或许是因
为在初创时期，倡导者一再
宣称“革命文艺”要做记录时
代的“留声机器”(郭沫若语)
，这使得我们对“左翼文学”
一直存在一些刻板化的误解
。本书尽力所选，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展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期。
此时，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陆续从各地会聚到上海，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即“普罗文学”运动。
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这一现象又被通称为“左翼文学”思潮。一种新的创作导向由此兴起，并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创作者，大多都是20多岁的青年作家，他们讲述的“新青年”们的故事，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其次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萧条、百业凋敝，“丰收成灾”“商铺破产”，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陷入了迅速的贫困化危机。关注国计民生的“左翼”作家，写下了大量批判现实、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本书选择的几篇，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吴组缃的《天下太平》、艾芜的《山峡中》就是这一类小说。

约莫是夏天的季候，在日光像熔炉里的火舌一样灼热，船头上有一些白烟在升腾着的一天，我被一只小艇载到M河岸边，在B京对面的这木筏上面来。这时我被几个同乡的农民惊异地接待着了。
“呀，得源，你来？”他们都睁大着眼睛在凝视着我，先由黑米叔伸出他的粗大的臂膀，把我从小艇上挽起来，一若我是一个小孩子似的。
“得源！”我的堂兄旭高从艇上替我拿起那破旧的包裹——那被挟在他的胁下显出异常的细小——脸上挂着疑信兼半的笑容。他的心里头似乎在说：“你怎样也会到这儿来呢？”
跟着是“得源兄！得源叔！得源！”这名字在这木筏上响了一回，竖弓，妹子，亚木，粗狗次第都各叫着我一声。
“得源叔，这破市篮！啊！”亚木现出感慨的态度，闪动着他的眼皮上有了疤痕的眼睛，从我的肘上把我的市篮抢下，丢进一个角落里面去。
他们的这种亲热的表情，使我周身感觉到暖和，使我登时忘记了数万里长途漂泊的疲乏。同时，我一样地是为他们所惊异，我怎样也想不出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在乡中耕田，偏要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啊！你们都来？干什么勾当呢？”我劈头便是这一句。
他们都哑默着，有的脸上挂着苦笑，只有鲁莽的旭高睁大着他的带血的眼睛，用着愤怒似的口气说：“来？不来这里，到哪里去呢？”
亚木解释着说：“得源兄，乡中真是支离破碎呀！又水旱，又怕匪乱！……”
粗狗插着嘴说：“不到这儿来便要饿死了！”
这时候，筏上的老板，爽聘，他是个年纪三十余岁，面部有如放大的泥人一般的我的同乡，在柜头旁边带着忙碌不过的态度站起身来向着我说：“来呀？得源。”跟着，脸上带着苦容——怕麻烦又怕碰到事情来的苦容——便又坐下去记着他的账了。
木筏面水这边有许多筐咸鱼，里边有了许多很大袋的一袋一袋的东西。楼板擦得很是光滑，河里面的水影跟着日影一道跑进来在这地板上面跳跃着。
……
住在这木筏上以后，我和他们算是度了同样的生活，他们的脾气和性格我愈加懂得多一点，我的心便愈加和他们结合起来了。这木筏像一个大鸟笼似的，它把我们从偌大的世界中攫取来关在它的里面，好像我们是不适宜于在这鸟笼外面生存似的。同时像关在笼里面的鸟喜欢叫着一般，我们彼此间都喜欢说话。真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彼此间觉得说说话，发发脾气，是差不多和吃饭一样的重要啊。
这天我们照例又是谈起话来，门外下着大雨，屋背的木板(全屋都是用木板筑成的)用着全力在抵抗着那粗暴而且激怒的雨点，这发出一种又复杂，又合一，又悲壮，又苍凉的声音来。从窗外望出去，M河迷蒙着，浪花掺杂着雨点，白茫茫混成一片，这是多么有趣的景色啊。但受到这种声音的激动的怕只有我一个人，他们的脸上的表情都丝毫也没有改变的，我知道他们从小就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所压损，再没有闲情来领略这大自然的美丽啊。在他们以为下了大雨天气便会凉些，那便是一切了。但，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彼此间实有了共通之点，那便是同是离乡别井的流浪者，同是在人篱下的寄食者，因此我们彼此间总觉得异常亲热，谈话的时候，也特别谈得痛快些了。
我们彼此拥挤地坐在这木筏上的后房(我们晚上便都在这里睡觉的，这儿没有蚊子，晚上只躺在地板上便够，用不着睡具)，旭高望着我们说：“数一数寄回家去的‘番批’！”他的态度似滑稽又似庄严，似快乐又似悲伤。他的枣色的脸孔上近唇边的一粒黑痣上的毛，跟着他的唇在移动着，这好像是在戏谑着这说话的主人公似的。
“‘臭虎’！天天在数着‘番批’，不怕激怒你的老子吗？你这‘臭虎’！”黑米叔用着手掌批着他的屁股，在他的身边蹲下去，看着他的“番批”。他的面孔几乎像“吉宁人”一样黑，身材比较细小而坚实。
“没有钱寄回去，数一数‘番批’开开心！”旭高用着解释的神气说，把他的两只手捧着“番批”在念着，“……兹寄去大洋××元，以为家中之用……”
“‘臭虎’！不要念吧！”竖弓尖着他的嘴唇，半恳求半阻止地走上前去抢着他的“番批”，“我们连‘平安批’都还没有寄一张回家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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