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包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历史的认知与评判，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政府、社会、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历史的“最大共识”，也因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书“国家记忆”栏目以教科书为主题组织文章，对日本、德国、朝鲜等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分析，以期向读者展现历史教科书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外延。

国家记忆·教科书
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及评析／史桂芳
表里之间：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沈辰成孟钟捷
1932年朝鲜教科书事件／陈红民胡馨仪
以古鉴今·名人的育子经
宰相世家，克继玄成——父子宰相张氏家族的教育／黄益
袁世凯的育子经／傅平
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育子经／傅平
一嫡一庶：朱元璋的两种教子方式／张景瑞
历史探索
想象中的胜利——普法战争初期的法国漫画／刘铭
丢勒作品《骑士、死神、魔鬼》中骑士形象解读／田芳宁
从危文绣改嫁风波看中国妇女解放的艰辛历程／周利成
汤泡馍的前世今生／杨全
专题叙事
奥地利的历史教师教育／Alois Ecker徐立新
专家视野
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看抗日神剧——王卫星、李昕专访

《中国国家历史》择取内容的原则：第一，紧扣人类发展脉搏，突显历史重大脉点；第二，剖析历史深刻渊源，聚焦当代社会热点；第三，展现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刻画客观真实的历史细节；第四，尊重历史科学内涵，彰显历史多样形式。
《中国国家历史(15)》具体收录了《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及评析》《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育子经》等内容。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实行了以民主化、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教科书的编写、使用也随之变化，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逐渐从“国定”过渡到“审定”，摒弃了军国主义内容。然而，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历史的思潮，并影响到学校教育。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三次历史教科书“改恶”事件，中国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教科书“改恶”事件非常愤慨，但是，很多人对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使用情况不甚了了，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有鉴于此，本文以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为对象，在阐述日本教科书编写、审定、选用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分析其正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叙事方式，客观、全面地展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使用及历史教育的现状，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关系，剖析日本历史教科书“改恶”的社会原因。
至战败前，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一律由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图1—1)组织编写，即“国定”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小学的修身、国语、音乐、美术等教科书中，充斥着歌颂士兵“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等宣传军国主义的内容。战后美国主导了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当时，由于战争刚结束，来不及编写新的教科书，于是在1946年1月25日，日本颁布了“涂抹教科书令”，要求涂抹掉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
1947年3月，日本公布《教育基本法》，文部省根据《教育基本法》颁布《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小学到高中的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审定标准等，日本进入民间可以编写教科书的时代，形成“国定”教科书与民间编写、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并行的局面。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小学至高中教科书全部由民间编写，“国定”教科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日本的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由相关出版社根据《学习指导要领》组织编写，完成后送文部科学大臣审定。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出版社可在社会上进行广告宣传，争取更多的学校选用。日本教科书的选择、使用，因学校性质而异：公立学校由所在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决定，国立或私立学校由校长决定。各校将选用的教科书名称、数量等报给文部科学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告知各出版社发行数量。出版社根据选用数量印刷，送至选用的学校。
日本高中历史课程有世界史A、B和日本史A、B，其中A是近现代史，B是通史，学生必须在世界史A、B和日本史A、B中各选一门，A为2个学分(一个学分需要上35节课，每节课50分钟)，内容比较简单；B为4个学分，授课时间和内容比A多一倍，且B的内容也比A丰富。世界史B和日本史B是大学入学考试科目，所以选择使用世界史B和日本史B的学校占多数。
《学习指导要领》是概况性的，在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内容详略、历史评价等方面没有规定，这给编写者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也造成不同版本教科书内容上的差异。山川、实教、东京书籍、清水书院、明成社等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日本史B》得到日本较多高中的选用，故本文以这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为对象，重点对其中中日战争的内容、观点进行梳理，分析日本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编写、使用状况，揭示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
中日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历史教科书对此着墨较多，但是，各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对其中的重要事件、重点人物的阐述以及基本史实评价等，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各历史教科书对事件的原因、进程、结果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基本上承认了炸死张作霖、策划“柳条湖事件”、扶植伪满洲国、图谋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但是在具体书写和历史评价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认为是关东军在奉天郊外擅自炸毁返回满洲的张作霖列车，而后又在1931年炸毁奉天郊外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道，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开始军事行动。片面强调关东军与日本中央政府决策的差异，忽视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在向东北扩张上的一致性。与山川出版社不同的是，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强调日本政党、财阀、媒体等及相关右翼势力与关东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上的一致性，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就形成了高度的舆论一致。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关东军推进新国家建设”，有意模糊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性质，淡化战争责任。清水书院出版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则将东北易帜与中国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渲染为“满蒙危机”，认为这威胁到了日本的利益，从而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责任。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