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以记叙性非虚构文体为孩子讲述作者在兴化街头长大的童年生活，红领巾泳裤，奶奶的蚕豆等情节感人至深。全文庄重与诙谐并具，情感与记忆交织，不可多得。书中具体收录了《补丁》《游泳裤》《九月的云》《水利工地》《盲人老大朱》等作品。

毕飞宇，出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毕飞宇作品集》九卷（2015），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写满字的空间》；文学讲稿《小说课》；文学对话录《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7年获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楔子
第一章 衣食住行
补丁
游泳裤
口袋
袜子
玉米秆
汤圆
蚕豆
庙
草房子
家具手电筒
家具热水瓶
水上行路
第二章 玩过的东西
桑树
鸟窝
九月的云
蒲苇棒
蚂蟥
红蜻蜓
第三章 我和动物们
猪
马
牛
羊
第四章 手艺人
木匠
瓦匠
弹棉花的
锡匠
篾匠
皮匠
剃头匠
第五章 大地
麦地
稻田
棉花地
自留地
荒地
第六章 童年情境
磨坊
水利工地
打孩子
葬礼
现场大会
父亲的姓名(1)
父亲的姓名(2)
池塘
床
第七章 几个人
盲人老大朱
哑巴
黄俊祥
陈德荣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
《毕飞宇文集》初版于
2015年。感谢人民文学
出版社对我的厚爱，
2020年，他们打算做一
些订正和增补，给读者朋
友们送去一个更好的新版
。但2020年是特殊的，
许多事情都在2020年改
变了它的轨迹，一套文集
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现在是2021年的秋天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感谢读者朋友。除了感谢
，我特别想在这里留下这
样的一句话：2020年，
2021年，它们是那样深
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毕飞宇
2021年9月17号于南京
龙江

毕飞宇不以高产著称，但他的每一部作品从创作伊始，就被赋予了坚实的质地，都折射出毕飞宇文字的一个独特品质，那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坚持和维护。
毕飞宇的文字始终关注人，关注人和他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关注人的疼痛，关注这个社会的病痛，给予了新时期的承担和回应。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庄”，我的父母亲则是杨家庄小学的乡村教师。1969年，父母亲的工作调动了，我们一家要去一个叫“陆王”的村子。这一调，生活的谜底揭开了，五岁的孩子知道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是“杨家庄”的，我们家和“杨家庄”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舅舅、舅妈全是假的。去“陆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五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一件事，他的生活被连根拔起了，一敲，所有的泥土都掉光了，光秃秃的。
我们家在“陆王”一直生活到1975年。1975年，一切都好好的，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了，我们要去一个叫“中堡”的镇子了——去“中堡”镇同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可十一岁的少年知道了，他的生活将再一次被连根拔起，他所有的玩伴将杳无踪影。
比起我的二姐来，我要幸运一些，我少颠簸了一次，我的二姐还在“东方红村”待过的呢。
比起我的大姐来，我的二姐又要幸运一些，我的大姐还在“棒徐村”待过的呢。
咳，这么多的地名，有些乱了，还是重点说一说我的“陆王村”吧。
就在“陆王村”，我知道了一件大事：我不只是和“杨家庄”“陆王村”没有关系，我甚至和我周边的农田也没有关系，我的户口是“同家”的。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是我的一个邻居，他比我大七八岁——他的依据是我们家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一个孩子哪里能弄得懂“户口”“国家”这样尖端的科技话题呢？我最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我背叛了自己的故乡，和“汉奸”也差不多——你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答不上来的。“国家”不可企及。等我知道“国家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青年了。
当然了，我不会为此伤神，更不会去问我的父母。孩子的直觉是惊人的——我们来到这里，不会是一件光彩的事；孩子的世故也是惊人的——父母亲一直不说的事，你就永远也不要去问。
漂。漂啊漂。漂过来漂过去，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1979年，我们家离开中堡镇，去了一个叫“兴化”的县城。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的生活又一次被连根拔起了。老实说，这一次是我向往的，一个崭新的“远方”在等着我呢。但十五岁的少年犯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最容易犯的错，我过于乐观了。在兴化，我们一无所有，连一个平米的住房都没有。我们一家就待在一个叫“人民旅社”的旅店里，所有的旅客经过“我们家”门口的时候，瞳孔里都有狐疑的目光。我也很狐疑。父亲说过的，我们“回老家”了，而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破碎？一切都是临时的，敷衍的。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203，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旅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我至今不喜欢酒店的生活，多么豪华的酒店我都不喜欢。
艾青有一句诗：“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我发誓，在我读《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候，我的魂晃悠了一下，我觉得这句诗是我写的。诗的好坏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所谓好，就是有人抢在你前面把它写下来了。“新客”的感受是迷人的，在你还是“新客”的时候；“新客”的感受又是折磨人的，当你不再“新”的时候。我就此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我时常怀旧。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在我的故乡，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分别丢在了不同的远方。我远远地望着它们，很少说话。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切是注定的，在我出生之前就注定了。
早在1957年，在我的母亲还怀着我大姐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成了“右派”了。“右派”这个词很有意思，我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坏人；好人呢，好人当然是“左派”。我们的政治向来就是站队的政治，你不是站在“左边”就是站在“右边”。回过头来想想，幸亏我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如果是，我想我会急坏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那是一个多么开阔和巨大的中间地带啊，它怎么就空了呢？它是怎么就没人的呢？它是怎么就没有楼盘的呢？心疼死我了。多好的地段哪，那么辽阔，它硬是抛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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