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一部力作。方济各是从12世纪转向13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关键的历史人物。虽然书名只涉及方济各，这本书讨论的却不仅仅是方济各，而是从12世纪到13世纪的整个中世纪的缩影。此书并非传统的、充满奇闻逸事的人物传记，勒高夫力图在研究方法和理解视角上进行创新——把方济各视为整体史的研究对象。
本书可以算是历史学专著，也可以算是大众读物，它介于两者之间。勒高夫的引导式写法有助于读者在读罢此书之后真正地收获关于中世纪历史的知识。也如勒高夫所言，贫困始终是人类社会要面对的问题，方济各的言行和精神或许仍对我们有启发。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自1969年起担任《年鉴》杂志主编之一，并逐渐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他长期供职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在那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西欧中世纪史学者。勒高夫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三十多本专著，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其中，《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57年）、《炼狱的诞生》（1981年）、《圣路易》（1996年），均已成为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

作者简介
序言
年表
第一章 阿西西的方济各身处封建世界的革新与重压之间
第二章 寻找真正的圣方济各
追寻真正的圣方济各
圣方济各本人所写的文本中的圣方济各
传记的问题
圣方济各的一生
皈信
从第一版规章到第二版规章
方济各与英诺森三世
圣克莱尔
奇迹与漂泊
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
《教宗批准的规章》
走向死亡
作品与使命
圣方济各是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
第三章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13世纪圣方济各传记
作者笔下表示社会阶层的词汇
研究的定义与范围
研究的意义
研究的难点
中世纪文本固有的难点
所选文本的固有难点
社会阶层词汇的要素
圣方济各的情况(根据他本人的作品、根据他的传记)
天上的社会
方济各会的社会
地上的基督教社会
在传记作者笔下
清单
孤立的人与异常人
尝试进行解释
这套词汇的情况：与中世纪的思想模式相比
这套词汇的情况：与中世纪的几套重要的描述
社会实际情况的词汇相比
与“封建”词汇相比
与“政治”词汇相比
与“宗教”词汇相比
其他影响
这套词汇的情况：与方济各会的视野和目标相比
从对抗出发
为平均而战
新社会秩序的基础
这套词汇的情况：与历史研究者的问题域相比
重现历史情境
选择参照系
定义问题
第四章 方济各会思想与13世纪的文化模式
与空间概念、时间概念有关的模式
城市
教堂
家
新奇之处
记忆
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模式
金钱
劳动
与整体社会或市民社会结构有关的模式
各种身份
平信徒
女性
儿童
爱德
与宗教社会结构有关的模式
高级神职
兄弟会
与狭义的文化有关的模式
脑力劳动
话语
通俗语言
计算
与举止和感受力有关的模式
宫廷典雅风度
美
愉悦
死亡
狭义的伦理—宗教模式
悔过
清贫
谦卑
纯洁与身体
祷告
神圣性
有关神圣的传统模式
梦与幻象
奇迹、巫术、驱魔
结论
附录
参考书目
补充书目
后记
索引
译后记／栾颖新

托钵修会与中世纪法国
的城市现象
——雅克·勒高夫开创的
问题域
提起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118l／1182—1226)，我们
会想起什么呢？现任教宗方
济各、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市
(San Francesco)，还是翁
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
小说《玫瑰的名字》里的威
廉修士？威廉修士是一位来
自英国的方济各会修士，他
与故事的叙述者阿德索一道
去一座修道院调查。1986
年，这部以中世纪为背景、
带有推理元素的小说被改编
为电影，而电影的历史顾问
就是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
高夫(Jacques Le Gofr)，法
国历史学家让-克劳德·施密
特(Jean-Claude Schmitt)和
以研究中世纪的颜色著称的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
图罗(Michel PaStoureau)也
参与了电影的筹备工作。。
勒高夫和埃科不仅认识，还
一起来过中国。1993年6月
，勒高夫受一个法语协会的
邀请，到中国参加巡回研讨
会，当时受邀的也有埃科。
研讨会在不同的城市举行，
勒高夫、埃科一行人去了广
东、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北
京，还去西安参观了兵马俑
。埃科之所以把勒高夫推荐
给《玫瑰的名字》的导演让
-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一方面是因为埃
科自己不习惯参与电影的改
编。，另一方面是因为勒高
夫是研究方济各和方济各会
的专家。
1999年，法国历史学家
雅克·勒高夫把他在20世纪
60—80年代撰写的四篇关于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文章合
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名为《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书。
勒高夫对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的研究与他此前的研究有着
紧密的联系。在勒高夫的学
术生涯刚开始时，中世纪史
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12世纪
和14世纪。20世纪中叶，
法国中世纪史学界主要关心
的是农村。研究者重点讨论
的问题是在千禧年的变化
(evolutiordmutation de l'An
Mil)之后，中世纪法国的村
镇(village)是如何形成的，
农民是何时、如何被重新组
织起来的。马克·布洛赫、
乔治·杜比、罗贝尔·福西耶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和皮埃尔·图贝尔……这些历
史学家主要关心的都是法国
中世纪的农村世界’。勒高
夫则另辟蹊径，关注其他人
不太关注的13世纪，关注其
他人还没有开始仔细研究的
中世纪城市现象。
在勒高夫眼中，13世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13
世纪是商业繁荣、城市发展
的世纪，也是托钵修会出现
的世纪。中世纪的商人、银
行家、知识分子、托钵修士
都是活跃在城市里的人。从
他最初的两部作品——《中
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及《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
勒高夫一直对13世纪感兴趣
，也持续关注着中世纪的城
市现象。。勒高夫关心的炼
狱信仰也在12、13世纪之
交出来，有关托钵修会的研
究开始转向他们生产文书、
保存文书的情况。有关方济
各会的研究生生不息，在史
料方面也有激动人心的发现
。2014年年底，雅克·达拉
汉在一家拍卖行的目录中发
现了一份方济各传记的手抄
本，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这
部方济各传记的存在。法国
国家图书馆购入了这份手抄
本，并且把它的高清扫描版
上传到了数据库Gallica上，
供所有人查阅。。新出现的
史料和此前未被人重视的史
料都在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方
济各会和圣方济各本人的信
息。。
对13世纪的关注、对城
市现象的关注，贯穿勒高夫
的整个学术生涯。在寻找衡
量城市现象的量化指标的过
程中，勒高夫开始关注13世
纪兴起的托钵修会。他在20
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关于托
钵修会与中世纪法国城市现
象的研究，不仅开启了新的
问题域、启发了后来的研究
者，也为勒高夫日后研究圣
方济各和方济各会打下了基
础。在《圣路易》之后，勒
高夫将目光转向了13世纪的
又一重要人物——圣方济各
，这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是勒高夫又一次对传记题
材的尝试。在本书第三章和
第四章中，勒高夫通过对词
汇的研究，厘清了方济各会
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以及它对
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这
种词汇研究的方法我们在《
炼狱的诞生》中也能看到。
这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勒高夫
处理史料的方法、他对传记
体裁的创新和实现整体史的
雄心，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
13世纪，乃至整个中世纪。
栾颖新
2021年12月
巴黎

本书收录了四篇论文。第一篇是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写的，于1981年发表在《神学国际期刊》专号上，着重在历史背景中讨论阿西西的方济各，尝试简要地说明他在12、13世纪之交的地位；第二篇论文是最主要的一篇，这篇论文按照时间顺序对圣方济各进行整体的介绍，因此采取了传记的形式，把方济各重新置于他所处的地理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中；在其余的两篇里则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方济各，这两篇讨论方济各本人对13世纪整个方济各会的影响。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一书前两章从历史背景出发
，讨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
一生，相对接近传统传记中
的叙事部分；而后两章均为
词汇研究。勒高夫以方济各
本人和方济各会的其他作者
所写文本为语料库，从词汇
出发，观察、分析方济各和
方济各会对他们所处时代的
理解和他们对13世纪文化模
式的影响。在勒高夫看来，
词汇研究是实现整体史的重
要方式。他研究词汇的思路
受到了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的启发，也
受到法国语言学家乔治．杜
梅吉尔(Georges Dumezil)
的影响’。在杜梅吉尔的启
发下，勒高夫注意到了传统
的历史学家并不注意的领域
。。勒高夫的另一部作品《
炼狱的诞生》也脱胎于词汇
研究。通过阅读大量史料，
勒高夫发现“炼狱”一词从形
容词逐渐变成了名词，并把
这个变化定位在12~70年代
。他认为，词性的变化可以
反映心态的变化，词汇也反
映了使用词汇者的心态，词
汇反映出的诸多变化也可以
算得上涂尔干所说的“整体
的社会现象”(phenomene
social total)，所以通过研究
词汇试图达到整体史的目标
是可行的。
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
章，勒高夫频繁讨论成组的
词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讨
论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段和不
同语境中的具体意思。词汇
能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前提
是词汇反映了使用词汇者的
心态，而使用词汇者本身甚
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
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思考人与人所使用
的词汇之间的关系，对词汇
也变得更为敏感。我开始用
类似的思路思考中文中的词
汇。我也开始思考一些看似
已经固定的中文译法在具体
的语境中是否恰当、准确。
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中，勒高夫围绕阿西西的
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展开讨
论。方济各会是四大托钵修
会之一，因此勒高夫在本书
中频繁使用了“托钵修
会”(ordre mendiant)这个词
。这个词此前在国内多被翻
译为“托钵僧修会”或者“托
钵僧团”，而中文里的“托钵
僧”，往往让人想起佛教僧
侣的形象。当然，“僧侣”一
词并非只跟佛教有关，天主
教的修士确实也可以被称作
僧侣。倘若单用“僧”一字，
佛教色彩更明显。但在翻译
过程中，我认为“僧”这个字
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托
钵修会的气质不符，因此将
“ordre mend。iant”翻译为
“托钵修会”，把“mendiant”
翻译为“托钵修土”。托钵修
会追求清贫，在发展初期靠
乞讨获取生活所需的物资。
在法语中，“mendiant”既有
“乞丐”的意思，也有“托钵
修士”的意思。方济各会的
成员去乞讨时是否拿着钵？
勒高夫没有提到这个细节。
但我觉得用“托钵”一词形容
靠乞讨维生的状态非常形象
，因此保留了“托钵”二字，
去掉了“僧”字。
之所以强调托钵修会的
修道属性，是因为托钵修会
是在格列高利改革的余韵中
产生的，他们追求的仍是“
使徒般的生活”(vita
apostolica)。托钵修士不同
于11—12世纪的律修改革运
动中出现的律修士，也不同
于本笃会、熙笃会等主张远
离人群的静修型修会的修士
，然而，这三类人在中文里
似乎都可以被称为“修士”：
在城市中传教、过清贫生活
的托钵修土算得上是修士；
在主教周围、遵循规章、放
弃个人财富、过集体生活的
律修士也算得上修士；发愿
以后就不离开、远离人群的
本笃会修士也算得上修士。
但这三类修士在法文中分别
被称为mendiant、
chanoineregulier和moine，
这三个词看起来一点儿也不
一样。还没有算上隐修士
(ermite)，如何在中文里表
现出这三种人的区别和联系
已经是一件难事。而我在翻
译中就频繁遇到这种在法文
中区别十分明显，但在中文
里区别不明显的一组词。
再举一个例子，法文中
的couvent、monastere和
abbaye指的是三种不同类
型的机构，可是在词典里它
们的释义都是“修道院”。不
同的语言承载的历史不同，
所对应的社会现实也不同；
在一门语言中非常发达的一
类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
并不发达，因此一门语言中
的词未必能在另一门语言中
找到现成的对应词。
词典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但有时恐怕也指望不上词
典。很多词在不同时代的意
思并不相同，要结合时代背
景和学术语境才能确定这个
词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法语“commune”一词为
例，在词典里这个词的一个
释义是“市镇”，也有人在谈
论中世纪的城市时提到“市
镇”。但是，我认为“市镇”
这个译法并不符合勒高夫提
到的中世纪城市的现象。在
勒高夫笔下，commune是
从世俗领主或教会领主处获
得自由(franchise)的一伙城
市人，其主要特征是自治。
如果把它翻译成“市镇”，会
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因此
我将commune译成了“城市
自治体”。而在中世纪之外
的语境中，commune也可
以指巴黎公社的“公社”。在
无法找到恰当词典释义的情
况下，译者需要在几千个常
用汉字中选出几个，拼成一
个合适的词。在选字的过程
中，译者需要对读者负责，
这责任无可推卸；同时，译
者也有着塑造该学科术语的
巨大权力。正因如此

第一章 阿西西的方济各身处封建世界的
革新与重压之间
阿西西的方济各出生在西方中世纪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且他出生的地区深受这个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时期的影响。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个大发展时期的首要表现是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自公元1000年左右以来，虽说各地的人口增长情况并不是均衡的，但是整体来看，人口是在不断增长的，有时甚至是爆发式增长，比如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就发生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数量提高，有可能是原来的两倍。因此就有了养育这些人口的需要，要为这些人提供食物和精神食粮。
那时，土地是一切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首先是农业的进步。农业进步主要是数量上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粗放的：大量开垦土地，开辟新的种植空间，覆盖基督教世界的森林中出现了新的开垦地，已有的林中开垦地的面积也变大了。如果想要找到荒凉无人的地方，要比以前走得更远。同时，农业也存在质量上的进步，但质量上的进步几乎没有触及方济各家乡的陡峭山区。质量上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使用轮子和不对称的犁壁的犁代替了只能在地表发挥作用的摆杆步犁；出现了新型的套车系统，人们可以用更有力气的马代替牛；还引入了新型耕种方式——三圃制，人工草场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这些进步对群山遍布的翁布里亚地区影响甚微。不过翁布里亚地区的风车数量大大增长，这一点跟其他地方一样，风车为山谷地区引入了一种新的动力机制。大量增长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村庄，形成了集中的居住点，这种居住点大多分布在高地，围绕一座教堂或者一座城堡而形成。这个过程就是筑城(incastellamento)。
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最直观的结果是强劲的城市化进程。与希腊一罗马世界那种浮于表面的城市化相比，这场城市化进程更接近19世纪以及20世纪那几波爆发式扩展的城市化浪潮，出现了城市的网络。而且城市网络中的城市不再是古典时期或中世纪早期那样的军事中心、行政中心，而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镇。
这种城市发展的形态(不过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现象从13世纪开始便在意大利消失了，在城市化程度还很低的英格兰还保留着这种形态)对宗教领域的一种影响是：身为主教的圣徒大多是古典时期或中世纪早期城市的主教。此后神圣性将更加紧密地与城市有关，有一类圣徒生活在城市里，比如身为市民的圣徒、身为平信徒的圣徒、身为托钵修士的圣徒；还有一类圣徒远离城市，即隐修士圣徒。
城市是一个工地，通过劳动分工，城市中发展出了数量繁多、形式多样的手工业。在建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这三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行业中，产生了一个由出力者组成的前无产阶级(pre-proletariat)，他们无力抵抗，直接接受“公平工资”被“公平价格”决定的现实，而“公平价格”只不过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出力者也无法挣脱那些“给他们派活儿的人”的控制。城市是交换的场所，城市吸引其他地方的集市和市场迁移到城市中，在城市里也催生了集市和市场，长途和中短途的贸易促进了集市和市场的繁荣，因此商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城市是经济交换的主要场所，在交换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种主要的交换手段，即货币。基督教世界中的货币并不统一，种类繁多，在商人群体中很快就产生了一群货币专家，即货币兑换者。货币兑换者之后就变成了银行家，他们取代了修道院和犹太人。修道院此前可以满足中世纪早期数量较少的货币兑换需求。而犹太人从此以后只做消费领域中的放款人，也就是“高利贷者”，而这也说明了信仰基督教的商人在增多。城市是金钱主导之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也变成了金钱主导之地，城市中的受雇佣者一直在增多。
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权力中心。在此之前，传统类型的权力多由主教或领主执掌，有时候主教就是领主，而从这时起，一个由公民或市民组成的新兴群体开始在传统类型的权力之外获得“自由”，也就是范围越来越广的特许状。公民与市民没有颠覆封建系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而是在封建系统中引入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创造了自由(德国人说“Stadtluft macht fret”，即“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和平等(公民宣誓和市镇宣誓是法律上跌为平等的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引入这个变量以后，不平等的基础不再是出身和血统，而是财富多寡，财富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拥有土地和城市中的房屋、年贡、年金，以及金钱。
就像离我们更近的那场城市化进程一样，中世纪的城市也充满了来得或早或晚的移民，总有新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中的男男女女是无根的人，是迁移到城市里来的农民。
在阿西西的方济各出生的1181年或1182年，这个新社会正从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时期过渡到制度化的阶段，意大利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行会和城市自治体都有制度化的倾向，而且这种变化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更早。仅以佩鲁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例：在方济各生活的时代，佩鲁贾是阿西西最强劲的竞争对手，1205年佩鲁贾修建了市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