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黄仁宇著的《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问世后，风行数十年，英文本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中国出版科研所“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等。中文增订纪念本核校全部文字，改正多处错误，并增收历史图片数十幅及黄仁宇先生《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数篇文字，使全书内容更趋完善、充实。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于抗日战争时期辍学并加入国民党军队，1950年退伍后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等畅销书。

出版说明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录三
英文版序言
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
皇帝只是个牌位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
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
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
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
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
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
，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
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
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
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
，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
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
。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
，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
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
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
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
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
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
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
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
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
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
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
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
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
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
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
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
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
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
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
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
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
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
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
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
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
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
（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
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
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
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
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
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
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其他经济措施，
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
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
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
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
，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
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
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
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
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
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
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
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
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
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
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
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
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
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
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
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今天
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
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
，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
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
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

《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在1982年出版，是海外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著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本书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省。黄仁宇先生生前，曾希望中文版能够增入一些图片，但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这一点没有做到。兹蒙黄仁宇先生的家属慨允，在1982年中文版的基础上，推出《万历十五年》纪念珍藏本。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①。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②。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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