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中国北平城里的一个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沦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人生经历。作者带着对民族、文化的出路的关切来剖析祥子的命运，既从传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出发批判现代畸形文明的负面效应，为传统美德的沦落而痛惜，又不满于祥子身上所积淀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既诅咒那个“把人变成鬼”的黑暗的社会和制度，又痛心于无知、愚昧的善良民众在病态的旧社会的堕落。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历任北平市立十七小学校长，京师学务局北郊劝学所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师，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山东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1946年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其“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

骆驼祥子
老舍年谱

市民文学的代表
陈思和
老舍(舒庆春，字舍予，
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
24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城
市贫民的家庭。父亲是保卫
紫禁城的一名护军，老舍两
岁的时候(1900)，八国联军
打北京，他父亲在保卫皇城
的战斗中牺牲。父亲死后，
全家只有靠母亲给人家缝缝
补补挣钱糊口。老舍后来上
学读书一直是靠一位乐善好
施的刘大叔(后来当和尚，
号宗月大师)救济，他还曾
因交不起学费从北京市立第
三中学转到了免费供应食宿
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
毕业后，20岁的老舍先是做
了小学的校长，后来又被提
升为劝学员，算是公务员，
生活上相对有保障。老舍的
生活经历决定了与其他五四
一代作家有区别：他不像那
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留洋学
生，骨子里充满反叛情结，
贫穷的底层市民得到工作就
特别珍惜，也很容易满足，
每个月一百块的薪水也使他
能够过上比较丰裕的生活，
除了孝敬母亲外，老舍说：
“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
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
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
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
，逛公园，喝酒，买‘大喜’
烟吃，也学会了打牌。”他
对小市民的生活极其了解，
三教九流都认识。独特的下
层生活经验使得老舍的创作
也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
端。
我们讲五四一代知识分
子立场，老舍与这样的知识
分子立场是有距离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老舍没有太大
的影响。老舍的创作资源来
自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
代的民间社会，那时中国的
民间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知
识分子的眼界，他们看重的
是西方的文化，所持的价值
标准也是来自西方。五四知
}只分子看到的是一个“现代
化”的新世界，并且用这个
世界作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
传统文化，也包括批判民间
文化。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
一方面批判国家权力，一方
面要教育民众，这是同时进
行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俯
视民间的位置上讨论民间问
题，把一个隐蔽在国家意识
形态下尚不清晰的文化现象
轻易地当作一个公众问题去
讨论，这当然很难说能够切
中要害。我读过一篇博士论
文，作者谈到一个很有趣的
问题：鲁迅写乡村世界，所
有小说里的人物都活动在一
些公众场合，如河边、场上
、街上，他从来没有进入农
民家庭，除了《故乡》是写
自己家里，但不像写普通农
民的家庭，鲁迅始终是站在
公众场合看农民生活的。像
鲁迅这样的作家对农民生活
的了解并不很深入，对于民
间的悲哀、欢乐的感受也是
间接得来的，五四时代的民
间叙述往往是给知识分子的
启蒙观念做注脚的，它们并
非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
民间世界的真实展示。
民间总是处在被压迫、
被蔑视的状态，国家的权力
意志经常强加于民间，使得
民间原本的秩序被改变，独
立因素也变得模糊不清，知
识分子对它的真正展示其实
非常困难。比如长篇小说《
白鹿原》，就写了这样一个
被遮蔽的民间世界：辛亥革
命以后，皇帝下台了，族长
白嘉轩向朱先生请教怎么办
，朱先生帮他立了一个村规
竖在村头。当国家混乱的时
候，民间社会就用宗法制度
取代了国家权力，由一个头
面人物代表国家立法，这有
点像上帝和摩西在西奈山定
下的戒律，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这个法规还
是代表了国家的意志，真正
的民间最活跃的生命力(如
黑娃之流)仍然被压抑在沉
重的遮蔽之下。但是，尽管
民间被压制，民间文化还是
存在的，不过它是散落在普
通的日常的民间生活中，要
真正很好地展示民间，需要
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
说的去“解蔽”，否则知识分
子虽然写的是民间故事，但
实际上仍然是变相了的国家
意识形态。只有去掉了国家
意识形态的遮蔽，才有可能
进入到丰富的民间世界。但
这个问题从鲁迅到陈忠实，
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老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之外的一个另类，他的独特
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写
民间世界的高手。老舍的小
说里所描写的大都是老北京
城里的普通市民，他笔下的
人物活动在山东、欧洲、新
加坡等地，但人物的语言、
生活方式也脱不了北京市民
文化的痕迹。北京市民文化
与海派文化不同，海派文化
基本上是在殖民背景下形成
的，石库门房子里住的大都
是洋行的职员，也就是现在
的“白领”，他们向往现代化
，向往西方，有殖民地的精
神特征；而老舍的市民全都
是土生土长的市民，所谓的
都市是皇城根传统下的都市
社会，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现
代性的意义。但社会在发展
，再古老的地域也会有现代
性侵入，在新旧的冲突中，
老市民因为太落伍而显出“
可笑”，新市民因为乱学时
髦也同样显得“可笑”。老舍
笔下的人物就是突出了那种
可笑性。老舍的市民小说里
也有批判和讽刺，但与鲁迅
描写中国人的愚昧的精神状
态是不一样的。“愚昧”这个
词表达了典型的启蒙文化者
的态度，有嫌恶的成分，而
老舍的批判就比较缓和，不
是赶尽杀绝，而是要留了后
路让他们走的。老舍笔调幽
默，他对人物那种“可笑”的
揭示没有恶意，可笑就是可
笑，再坏的人也有好笑好玩
的地方，

《骆驼祥子》主要是以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为线索，祥子本来生活在农村，十八岁时跑到北京城来赚钱谋生。他咬牙苦干了三年，终于买了一辆新车。兵荒马乱的时候，他照样出去拉车。被十来个大兵捉了过去，后来趁乱混出了军营，顺手牵走了三匹骆驼。从此，他就得了一个外号，叫“骆驼祥子”。祥子在杨先生家拉包月……为了给虎妞办丧事，祥子被迫卖掉了车，所有的努力全白做了。后来小福子自杀了，从此祥子开始堕落，抽烟、耍坏、犯懒，为了赚钱用了所有阴狠坏毒的招，出卖了阮明，出卖了曹先生。成为一个好占便宜，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在祥子的心里，什么事都是“那么回事”，有便宜他不能不占。就这样祥子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故事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后失败以至于堕落，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一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俐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地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央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千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势，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绝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
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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