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二位学者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把他们几十年对中国社会变迁、整个丝路文化的思考，融入一问一答之中，为我们描绘了中国近50年史诗般灿烂的画卷，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度解读了丝绸之路厚重的文化内涵。书中故事生动、有趣，真实感人，它们既是中意两位学者心灵的交流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绝好印证。

肖云儒，生于1940年12月7日，著名文化学者、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出版30余部著作，获得多项国家级奖项，系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陕西文联副主席、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第一章 从小向往中国
童年生活
我的共产党爸爸
读书和学习经历
我买的第一本书——《中国的天空》
留学初体验
第二章 眼看着中国强起来、富起来
参观大寨与大庆
城市里的那些楼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中国代表团在米兰世博会
欧盟与中国
农业现代化在路上
“中国威胁论”？这不是真的
第三章 中国的社会生活像个万花筒
回忆中的午餐与饺子
吃在北小营
中国人喝的变化
我爱的中国菜
走，下馆子去
住在北小营
农民也能住别墅
肖老师的八代书房
中式家居
由自行车到高铁
泥路、石条路、高速路
送给妈妈的丝绸围巾
越来越漂亮的中国人
中医与西医
中意养老大不同
第四章 中国文化太迷人了
失而复得的相机
难忘的旅行
“突突突”的摩托车
“可能先生”和“不行先生”
天安门城楼上的意大利姑娘
有水平的教授
飞鸽牌自行车的故事
有一种称呼叫“对象”
电视化的家庭
情书
从“忠字舞”到广场舞
中国书法
中国电影
中文，想说爱你不容易
中国哲学研究生在意大利
从第一本汉语教材到孔子学院
中国人的友谊观
庄子与李白
微信
第五章 中国和意大利，东西方文化的并蒂莲
住在故宫
游泳的青年与帅帅的小伙
聂红梅和保罗夫妇
盖特夫妇
和慧与马克
牡丹花学校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博物馆
中意文化相通
中意友谊长存

写在前面的话
“地球之虹”是我在文章
和讲演中表述丝绸之路的
一个比喻。这条连接东方
和西方、亚洲和欧洲的大
通道，在地球的宇空中升
起一道彩虹，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的文化，犹如七
色光构成一道优美的彩虹
。它是东西方各民族文明
绚丽而又和谐的组合。以
中国的张骞与意大利的马
可·波罗为标志，来自民间
与政府、商贸与文化界的
无数东西方人士，在两千
多年的岁月中前赴后继、
浩浩荡荡踏出了这条国际
大通道。想不到的是，意
大利的梅毕娜和中国的我
，两位素不相识的文化人
，竟然也在这条“虹道”上结
识，成为知己。“地球之虹”
的华光，披在了我俩身上
。
我与梅毕娜教授除了国
籍不同，相同的地方、可
以引发共鸣和共振的地方
实在太多了。我比她年长
，但属于一个年龄段：古
稀之年；我们没有语言障
碍：她的中文说得和我一
样溜；我们有着共同的中
国记忆：都亲身经历了从
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近半
个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
当下，我们又都热心地参
与着中意文化交流，时不
时会在丝路上相遇。
在“地球之虹”上结缘，
在丝绸之路上相识。2016
年西安一见面，我们便聊
得热火朝天。2018年在第
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我们与读者见面，不
无“炫耀”地合唱了中国名曲
《浏阳河》，我还唏瑟说
：“今天的中国青少年对这
首歌已经很陌生了。”但这
位外国老太太用中文唱得
如此投入！
年轻时梅毕娜先后在北
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留
学。她到过山西大寨，上
过天安门看国庆阅兵，和
中国冀中、江南的姑娘同
住一屋。唐山大地震时，
留学生的防震棚就搭在北
京故宫的院子里。在中国
待了多年，她回到意大利
从事的也是中意两国的文
化交流活动。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让我们无法见面
，但我几乎三五天就能收
到她的问候信息，我们一
直在微信、微博上“见屏如
面”、见字如面，也一起积
极协助中意双方互援抗疫
物资，她还推荐我的丝路
新著《八万里丝路云和月
》参加了都灵国际图书博
览会……梅毕娜教授逐渐成
为我的丝路好友，我写她
的文字登载在中国和意大
利的报刊上。
了解愈深入，愈感到她
的执着与温度。我说：“丝
路是地球之虹，你是彩虹
的一道光。”她说：“你这些
年多次跑丝路，在几十国
演讲、著文、出书，为丝
路鼓与呼，不也是丝绸之
路的一道彩吗？”在互相调
侃中，虽有几分相互夸奖
的嫌疑，确也是真情。我
们都努力以自己的人生去
为丝绸之路添彩。
梅毕娜与我围绕丝路的
交往，被江西教育出版社
桂梅总编辑与张延编辑敏
锐地发现，他们几乎立即
做出决定：出版一部中意
文化人围绕丝路深度对话
的书，一部外国友人看中
国、反映“中国知己”的书。
从他们的决定中我感受到
了这个选题的深层意义。
这是一位意大利女学者传
奇的人生故事，是中意两
位同代文化人人生的交织
和心灵的交流，也是对丝
路文化的深度开掘，更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
实生活中的绝好印证。说
干就干，最初的题目定为“
中国知己”。拟出提纲后，
我与梅毕娜在北京、西安
先后对谈数日。张红娟、
杨心远两位青年编辑录音
整理，反复修改，做了大
量的工作。书稿主要是梅
毕娜谈她的中国见闻和中
国朋友，我主要是提问，
对一些点做适度展开，起
个穿针引线的作用。文字
初稿出来之后，反复修改
，补充了几次，梅老师又
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最终便是现在呈现在大家
面前的样子了。在这里，
我要郑重感谢梅毕娜教授
和江西教育出版社有眼光
的编辑们。
但愿这本书对“一带一路
”文化建设有微薄的助力，
能够给中意两国人民的深
厚友谊提供一个鲜活的见
证。这也是图书出版事业
对于热爱支持中国的国际
友人的文化回馈方式吧。
许许多多的“梅毕娜们”，都
是中国知己。我们将手拉
着手，胳膊挽着胳膊，并
肩共建全球一体化的人类
生活。人类的历史是在各
国各民族的交流中走向全
球一体化的漫长过程，人
类今后的历史，也将是在
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深掘
提升的历史。
此刻正是庚子岁末的除
夕，辛丑元日马上就要送
来又一个春天。今天我收
到了梅毕娜教授从意大利
米兰发来的“牛气冲天”的贺
年卡，还有意大利“一带一
路”中心中意两国孩子们祝
福中国春节的表演视频。
我心中涌上一股热潮，立
即转发朋友圈，让更多的
人感受到这春风般的友谊
。
还是少哕唆，请大家听
我们的意大利朋友怎样讲
中国吧。
肖云儒
二。二一年二月庚子除
夕

本书中故事生动、有趣，真实感人，它们既是中意两位学者个人生命的体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
本书是意大利学者梅毕娜与中国学者肖云儒的对谈录。梅毕娜出入中西，往返中意，始终挚爱中华文化，为中意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是中意民间文化交流的使者；肖云儒为中国首位丝路文化大使，以近八旬高龄三度重走丝绸之路，行程四万公里，在沿线三十余国演讲、著文、出书，为丝路鼓与呼，是中华文化与丝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二人都亲身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当下，他们又都热心地参与着中意文化交流，时不时会在丝路上相遇。

肖：梅老师，听说您爸爸是意大利共产党人？
梅：是的。
肖：真巧，我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还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时，参加学生运动人的党。我母亲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上学，两人在学生运动中相识相爱。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华北，我父母便与学校一道内迁，辗转西安、陕南，在新兰且建的西北联大读书。
当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清华、北大等一部分高校南迁至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等一部分大学则迁到西北，组建了西北联大。西北联大在迁校途中，先在西安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我父亲那时候是这所学校中共地下党的党支部书记，领导全校的地下党和组织学生运动。父亲读大学三年级时，学校迁到了陕南城固，正式定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一年后我的父母毕业了，从当年学生毕业分配表册上看，他们被分配到四川下属的一个县工作。不久父亲即受组织派遣到重庆做地下工作，母亲则给一位富商做家庭教师。
后来，中国很有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在江西泰和创建幼稚师范学校，苦于缺乏教师，于是就到大后方重庆去请骨干教师。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向他举荐了肖远健、欧阳明玺，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因此由重庆来到了江西井冈山下的泰和县，在幼稚师范学校任教，一度与著名的桥梁专家、后来成为浙江大学校长的茅以升共事。
1941年，我不到一岁的时候，才28岁的父亲便去世了。由于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一直不敢公开寻找他的坟墓，只知道他在江西泰和澄江镇新池村这一带去世。后来，又因去世时间太长——五六十年了，很难找到他的坟墓。直到2018年，我才找到了父亲的一点人生踪迹。2018年，我79岁，我的年龄正好等于我父亲和母亲去世时的年纪的总和：我父亲去世时才28岁，我母亲51岁去世，加起来79岁。我们一家到西北联大和江西泰和幼稚师范学校旧址寻访，在新池村学校旧址的山坡上祭奠了父亲。同时，与北京、西安、汉中的西北联大研究所联系，找到了一点文字资料，也拍了不少照片。真是感慨！
您父亲是一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我父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年纪比你大9岁，可能我的父母也比您的父母年纪大一点，事实上无论年长与否，我们的上一代都拥有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生！
梅：您说得对。我爸爸不愿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愿意上战场杀人，所以他自己跑掉了。因为反对法西斯，反对当时的执政党，他年轻时生活很辛苦，没有好的工作和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我的少年生活笼罩在清贫困苦之中。
那时候，正是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政治情况很复杂，有很多党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民主党和支持苏联的共产党。50年代选举，天主教民主党总是第一大党。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选举时梵蒂冈会举行许多政治宣传，推荐天主教民主党。在大部分老百姓中间，意大利共产党不太受欢迎。
肖：梅老师，我的情况是这样：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没带我回四川，也没有和她的几位大学同学去延安，而是带我回了她的娘家南昌。在南昌，我母亲没有再嫁，就守着我这一个孩子过日子。她总是一个人听老唱片，孤苦伶仃。我的外公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日学生，和鲁迅是一批。他根据日文翻译过《合作金融论》和《原始佛教思想论》等近代学术著作，时过多年，这些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和“现代世界佛学文库”中一再重版。我的外婆格外宠爱我，母亲则对我很严厉。她不能宠爱我，她要为我的未来考虑，承担起严父慈母双重责任。我母亲担任过南昌一所教会学校——葆灵女中（现为南昌十中）的校长，后来调到江西省图书馆当馆长。梅老师，我们俩的成长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梅：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你们中国，这叫“缘分”。正如我上面所说，我少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子。虽然清贫，但回忆起来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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