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新解读必读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文学史上，《诗经》是后代一切纯文学的鼻祖，被誉为“古老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中国人骨子里的风雅、含蓄、浪漫，在《诗经》里都能找到。本书采用“新绎”的方式对《诗经》进行了极富特色的全新解读，追溯几千年前的文化发展源头。在传统文化的涵养下，潜移默化中带领读者一起修身养性，修习为人处世的智慧。

2.当代国学大师吴宏一毕生力作，带你领略《诗经》原汁原味的文学之美

文学博士、台大中文系教授吴宏一，早年师从台静农、郑骞、叶嘉莹等名师，在香港、台湾地区多年从事经典普及、语文教学工作，国学涵养深厚，治学严谨。本套丛书是作者精研诗经60年的毕生力作，全书注释简明精确，翻译贴近原文韵味，寻找深藏在《诗经》中的文化基因，使得这部传诵两千五百多年的诗集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3.品读《诗经》的上佳文本，原文精译，图文结合，好读易懂

全书文白对照，译文生动流畅，以现代人熟悉的方式对《诗经》进行详细解读。对难读的字注音，对难懂的诗句抽丝剥茧、深度解读。且收录了《诗经》品物图，涵盖动植物、器物、宫室、天文等，是一套有温度、有高度、高质量、可以“无障碍阅读”的普及读本，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领悟诗意，体味中华文明之美。

《诗经》是一部亘古传颂的诗歌总集，两三千年来一直是读书人的传统文化教材。内容涵盖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丰富多样的民情风貌、典章制度、礼乐规范等，反映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各种面相。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有的西方汉学家甚至称它是“古老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诗经全本新绎》对《诗经》进行了全新注译评析，注释力求简明精确，翻译贴近原文韵味，新绎诠解，兼采众说、折中异同，同时，还收录了《诗经》品物图，涵盖动植物、器物、宫室、天文等，使得这部传诵两干五百多年的诗集增添不少阅读的兴味，不论是欣赏或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

吴宏一

台湾高雄人，1943年生。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文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主任、中正大学筹备处顾问、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等。已出版《清代诗学初探》《清代词学四论》《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诗经与楚辞》《先秦文学导读》《仪礼乡饮酒礼仪节简释》《中国文学鉴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温庭筠菩萨蛮词研究》以及《论语新绎》《老子新绎》《六祖坛经新绎》等专著三四十种，学术论文约百篇。除研究中国文学及古代文献外，也从事文艺创作，作品曾被选入台湾的语文教科书中。

一

《诗经》，是中国zui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zui早的诗歌选本。它不但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那五百多年政治社会以及宗教思想的种种情况，而且在文学史上，它也是后代一切纯文学的鼻祖。

《诗经》，原来只叫作《诗》，或《诗三百》，或《三百篇》。到了战国末期，它才和《易》《书》《礼》《春秋》等书，被儒家尊称为“经”。著成的年代，zui早的诗篇，大约在西周初年，最迟的已在春秋中叶。它包含了这段时间的民间歌谣、士大夫作品和祭祀的颂词。全部有311篇，其中《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六篇，只有篇名没有诗，所以实际上只有305篇。称它为《诗三百》或《三百篇》，都是取其整数而言的。

《三百篇》在春秋时代是可以入乐的。当时通行赋诗的风气，无论是在朝廷陈诗讽谏，或是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往往要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可以表示这人对那人，或这国对那国的愿望、感谢或责难等，大致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而不一定用其本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取其诗篇中的一两句，就当前的环境，作感情的表白或政治的暗示。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据清代赵翼的统计，《左传》引了217则，《国语》引了30则，当时赋诗言志的风气，可以想见一斑。

赋诗言志的风气，到了孔子的时代，已经逐渐不通行了。孔子却将《三百篇》加以整理，用来讨论为学做人的道理。如《国风·卫风·淇奥》篇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导学生做学问的功夫。《硕人》篇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等句，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取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一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明，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发展了文明，文明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如此解诗，因而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受到孔子的影响。

孟子说《诗》，有两个原则，一是“以意逆志”，一是“知人论世”。前者主张不能割裂文字，曲解词意；后者认为要正确了解作品，就必须先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及其时代背景。到了汉代，《诗》虽然已被尊为“经”，但对于它的解说，却已趋分歧了。

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培公，《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这三家所传的本子，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所以称为“今文经”。西汉时，都在朝廷中立有专门的博士。《毛诗》出于鲁人毛亨（人称“大毛公”）、赵人毛苌（人称“小毛公”）。《毛诗》所传的本子，是用先秦古文籀书书写成的，所以叫作“古文经”。东汉时，才立于学官。这今、古文学派，各有其后继者，为了争夺博士职位和学术领导地位，互相批评，为时久远。

大致说来，东汉以后，《毛诗》逐渐盛行，而三家诗则逐渐衰微。《齐诗》亡于三国，《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则因郑玄以经学大师为之作笺而大行于世。到了唐初，孔颖达奉敕作《毛诗正义》（又称《毛诗注疏》或简称为《孔疏》），科举考试以之为准，《毛诗》的地位于是更高了。

郑玄兼通今古文，是东汉一代经学大师。他所作的《毛诗传笺》（简称为《郑笺》），虽然间采今文家的说法，参以己见，但主要还是发明《毛诗》意，以古文家为依归。他接受孔子“思无邪”的想法，又摘取了孟子“知人论世”的见解，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这种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出现在《诗序》里。

所谓《诗序》，原指诗篇前面一段题解式的文字。今文经派的三家诗，究竟有序无序，很难断定，即使有，也已亡佚不见了。只有《毛诗》的古序独存于世，我们就称为《毛诗序》，简称《诗序》。相传《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据后人考证，以为应是东汉的卫宏。也有人说，卫宏只是续补者。

《诗序》有《大序》《小序》。郑玄《诗谱》把《关雎序》一大段文字当成《大序》，《葛覃序》以下各篇序文看作《小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则引旧说，以为开头到“用之邦国焉”为《小序》；自“风，风也”到最后为《大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又以为“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说法纷纭。假使我们采用郑玄的说法，那么，《大序》好像总论，旨在说明诗的教化作用；《小序》每篇一则，旨在以史证诗。《大序》所说明的诗的教化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

事实上，所谓“六义”可以分为两组，风雅颂是说诗的性质，赋比兴是说诗的作法。《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讽刺、感化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教化作用来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样应该都以音乐得名。风是风谣，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风土歌谣的意思；雅就是“夏”，有“正声”的意思，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颂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在《三百篇》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有诗160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作品；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11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名没有诗，《小雅》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小部分是民间歌谣，《大雅》则全是贵族的作品，其中有叙事诗，也有祭祀诗；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都是贵族的作品，这些乐歌用于宗庙祭祀和歌颂祖先。《诗经》的精华，是国风和《小雅》，尤其是其中的民间歌谣。

赋比兴的意义，说法很多。大约来说，赋是铺陈直叙的意思；比是比方，拿这件事物来比方那件事物；兴是联想，从这件事物联想到那件事物。比、兴都是譬喻，但是兴往往在诗篇的开端。

《诗经》中诗篇的编排，国风系按国别依序编列，《雅》《颂》则以十篇为一组，而以每组篇首的篇名为组名。例如，《小雅》从《鹿鸣》至《鱼丽》十篇为一组，就称之为《鹿鸣》之什。十篇以上带有零数的诗篇，不另立篇什，就编排在最后一组之中。

《诗经》的作者，绝大多数姓氏已不可考，能够知道的，只有寥寥几篇。像《鄘风·载驰》篇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像《大雅》的《崧高》《烝民》，作者是尹吉甫等。就产生的地域来说，除了极少数的篇章是现在湖北北部江汉一带的作品之外，其余的大约都是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境内。所以它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黄河流域所产生的北方文学。

《诗经》中的句子，虽然从二字一句到九字一句的句子都有，但却以四字一句为主。诗中重叠复沓的地方很多，大概是古代乐工们在配乐演奏时，为了增加咏叹的情调而改订的。像《周南》的《桃夭》篇，我们在诵读的时候，不但不会觉得重复冗烦，反而在往复不尽的咏叹中，仿佛看到了春天鲜艳的桃花、青春美丽的新娘和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诗经》所使用的语言，既丰富而又多彩，有些词汇，如“休息”“婚姻”“艰难”“尸位素餐”“秋水伊人”等，一直沿用到现在，可以想见它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所用的这种四言诗，后代的诗人如曹操、嵇康、陶渊明等， 虽然都曾努力创作过，但毕竟已如余影尾声，是难乎为继的了。也因此， 在中国诗歌史上，虽然后来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但《诗经》仍然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

我个人多年来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把四书五经全部白话译解，使一般读者易于接受，借此使中华固有文化的命脉，能够延续下去。这种工作不是没人做，但各人的理念不同，因此结果也就因人而异。以翻译为例，有人主张意译，有人主张直译。虽然意译比较容易译得流畅生动，但我仍然主张翻译古籍的原文，应该采取直译。因为直译比较能够忠实于原文，可以使读者体会到原文的韵味，同时在核对阅读时，了解原文每一字句的意义，从而提高读者阅读古籍的能力。因此，本书中的译文部分，几乎都采用直译的方式。

历来解说《诗经》的人，往往囿于门户之见，要不然就喜欢凭空立说。在唐朝以前，往往囿于门户之见，家有家法，师有师法，虽然东汉以后，《毛诗》独尊，但从宋代开始，对《毛诗》之说，抱持怀疑、修正乃至反对态度的，不乏其人。譬如说，旧说《诗序》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或子夏、毛公合作，都算是传述圣人之言，不容怀疑，但宋朝如郑樵的《诗辨妄》、王质的《诗总闻》、朱熹的《诗序辨说》、程大昌的《诗论》、王柏的《诗疑》等，都怀疑它是“村野妄人所作”，或“后人杜撰”，不必相信。因此，《毛诗》的地位便逐渐动摇了。元、明以后，朱熹的著作受到尊崇，他的《诗集传》便慢慢取代了《毛诗》的地位，至少可以分庭抗礼。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像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陈奂等人，都标榜《毛传》《郑笺》，反对宋儒、朱熹之说；像马国翰、臧庸、魏源、陈乔枞、王先谦、龚橙等人，则对三家诗作辑录和考述的工作；至于像崔述、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喜以己意说诗，往往据诗探求题旨，虽然较近于朱熹，但对旧说也都能折中异同，各有取舍。他们的成绩，都有度越前修的地方。

有关《诗经》注解和研究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不胜枚举。由于受到欧西之学的冲击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说《诗》者往往勇于自是而轻于侮昔，同一篇诗，可以言人人殊，对于前人的成就，也往往一笔抹杀，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想从商榷旧说入手，来整理这些宝贵的经典，使这些古人情感和思想的精华，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诗经》有十五国风，相对于周王朝来说，这些地区所采集的诗歌，都可说是民间歌谣。即使有出于诸侯贵族的作品，也都是供中央王朝采择观风之用而已。

《国风》所收各地民歌，共160 篇。就产生的地域而言，《周南》《召南》，以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南方地区为主，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陕西南部以及长江中上游、汉水、汝水等流域。《邶风》《鄘风》《卫风》，以殷墟朝歌王畿周围为主，包括今河南淇县、新乡、滑县一带， 以及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王风》《郑风》《陈风》《桧风》，以今河南洛阳、新郑、淮阳、新密等地为主；《齐风》《曹风》，以今山东临淄、定陶一带为主，都是商周当时的都会地区。《魏风》《唐风》，分别在今山西南部及汾水流域太原附近。《秦风》《豳风》则在今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以及今陕西彬州、旬邑一带。就产生的时代而言，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的西周初年，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春秋中叶，都有作品传世。虽然很多诗篇无从确定著成的年代，但从相关资料看，《周南》《召南》《豳风》传世较早， 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邦国兼并、乐章流传的角度看，那么《邶风》《鄘风》《唐风》《桧风》，似乎也应该比其他相关的国风早。

接下来，我们将依《毛诗》编次的顺序，来逐一介绍。首先介绍《周南》和《召南》，并在分别解题之前，先说明它们列于书前的意义。

《国风》的“二南”，《周南》和《召南》，据郑玄的《诗谱》说，是“风之正经”，可以“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当然这和西周初年周公旦、召公奭的受封，大有关系。

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受封，前后有三次：第一次是西伯姬昌（周文王） 迁丰之后，他把自己的岐邦周、召之地，分派给周公旦和召公奭作为采邑。第二次受封，是周武王伐纣克商以后，遍封功臣及同姓亲属。《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第三次受封，则是周成王已立之后，周公摄政之时。《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三次受封，和“二南”诗篇的关系，都至为密切。郑玄《诗谱》说得很清楚：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

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宏一按：指江、汉、汝水旁之诸侯国，包括雍、梁、荆、豫、徐、扬等地），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

表面上看，好像重点集中在周公旦、召公奭第一次或前二次受封之时，但文中既然说“得圣人之化”“得贤人之化”“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自应包含三次受封在内。如此也才能解释郑玄何以下文会这样说：“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其余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于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于此。”南国之诗为什么只取录《周南》《召南》，十五国风中为什么不列当时的一些小国及其风土诗歌，郑玄在这里都解释清楚了。

所谓“二公之德教”，并非专言周公旦、召公奭二人之道德教化，而是指他们在周南、召南这两个大地区所推行的文王之化、后妃之德。这一点，郑玄在《诗谱》中，也讲得很清楚： 

初，古公亶父聿来胥宇，爰及姜女。其后，大（太）任思媚周姜， 大（太）姒嗣徽音，历世有贤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

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从这些话中，可以体会出郑玄说《诗》，是从政教风化的立场出发的。《周南》《召南》中的诗篇内容，多咏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题材， 不论它们原先作者是谁，因何而作，但是在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一旦被采诗者或献诗者所用，被编《诗》者所辑，再经过太师比其音律，这些作品其实都已另外赋有礼教的意义与作用。宋代以后，儒者多喜据诗直寻本义；清末以来，学者多喜恢复其民歌原始面目，其实对《诗经》的传承而言，不过是多提供一些具有时代性的不同读法而已。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核对十五国风与周王朝的时代世系，兹据《史记·周本纪》《逸周书》《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新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资料，列古公亶父至周灵王世系于下页（× 表夫妇关系）。

必须事先声明，真正的周王世系，是从周武王算起的，但武王克殷的公历纪年，从来说法纷歧，有人定为公元前1122 年，有人定为公元前1046 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者如《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中华通史大历典》，后者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新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各有依据，出入颇大。一直到公元前841 年以后，始趋于一致。因此，本书所列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以前之公历纪年，仅供参考之用，不足以作为定准。也因此，周武王以前之王侯世系，所据不同，多不附公历纪年。幸读者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