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历史背景专业，家学渊源深厚

叶嘉莹先生侄子，家学渊源深厚，亦曾师从许倬云先生学习。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即研究南北朝史，在工作退休后，重新捡起研究兴趣，攻读并获得台湾大学博士学位。

2.解析乱世魅力，还原真实的南北朝

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的乱世，也是一个“政治大分裂、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作者凭依扎实的历史考据，提纲挈领，去粗取精，赋予本书丰富的历史知识，厘清乱世脉络，澄清史实真相，带读者走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误区。

3.文学化写作手法书写的历史普及读物

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未得众多史家青睐，相关历史研究和普及读物都比较少，历史课上也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但却是《琅琊榜》《兰陵王》《楚乔传》等作品的灵感源泉，渐渐得到一些关注度。作者依据史实，不汲汲于对一人、一物细节的描述，以文学化的语言为读者传述南北朝的宏观历史，通俗易懂，阅读起来极富趣味性。其中穿插当时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自己的诗文，补充相关知识的同时丰富了阅读体验。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时代，这是一个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也是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许倬云学生、历史系博士叶言都研究南北朝史50余年，在这两本书中为大家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南北朝。

叶言都，1949年生于澎湖，祖籍北京，父系为满族叶赫那拉氏，叶嘉莹先生侄子。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曾师从许倬云先生。曾任《英文汉声杂志》研究员、世新大学兼任讲师、时报旅行社顾问、古迹台北故事馆咨询顾问等，现任东吴大学历史系暨创意人文课程兼任助理教授、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堂讲师、台北市长官邸艺文沙龙讲师、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作：

《我爱温诺娜》，获第8届时报文学奖科幻小说首奖；《1649》，获第11届时报文学奖推理小说首奖，并改编为电影《游戏规则》。其他作品还包括：科幻小说集《绿猴劫》；谈中国历史作品《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南朝的遗产》《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

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启动迁都洛阳计划，这并非明白发布诏书，公开办理，而是在精心布置下，运用政治权谋的秘密运作。孝文帝先下令建造黄河浮桥、立太子、戒严， 做足亲征南方的姿态，然后在平城召集群臣，义正词严地宣布讨伐南齐，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南下。出发时有臣下建议皇上携带一些宫女同行，孝文帝下诏说战争期间不近女色，公开严词拒绝，这等于宣布皇帝本人把所有女眷留在首都，全体将士当然要比照办理，间接表示大家仍然在平城安家落户，用以隐藏迁都的企图。

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抵达洛阳。此时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孝文帝仍然披甲戴盔，骑马出营，摆出继续亲征的架式。群臣拦住马，叩头请求不要再进兵，孝文帝才停止南征。这是不是另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这次浩浩荡荡的“南征”一场仗也没打，孝文帝宣布解严，筑坛禀告祖宗决定迁都，这才将此行真正的目的曝光。此后孝文帝巡视黄河以南地区，转到邺城，在此地新建的行宫中举行太和十八年（494年）元旦大典，显然在评估究竟选择洛阳还是邺城做新首都，闰二月才回到平城。在旧都，他先召见留守群臣，说明迁都的计划，又到西北边区巡视一圈，抚慰守边将士，安定边区人心，再回到平城后，于十月份正式下令迁都洛阳。迁都的部署与实行费时将近一年半，从孝文帝如此苦心孤诣地规划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事。

迁都洛阳的确意义重大，它是一场政治赌博。

一场用国家、民族下注的豪赌

对于孝文帝、鲜卑族与北魏政权来说，定都洛阳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举动。由于在当时的北魏帝国中，鲜卑族仅占人口的少数，拓跋氏更是鲜卑族中的少数，这样少数的统治者在深入汉人地区的洛阳建都，距离塞外草原非常遥远，一旦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集体造反，在洛阳的鲜卑人将被层层包围，绝无逃出的可能。五胡十六国时期，350年发生的“冉闵屠胡”事件使邺城的胡人遭集体屠灭，距离当时并不遥远，胡人都该记忆犹存。

中国历史上北魏以后的金、元、清三个外来民族朝代有两项共同的特色：一是至少统治黄河流域，即半个传统中国领域，这与北魏相同；二是只要没有来自更北方的威胁，就始终都建都于北京，只有金朝末年在蒙古威胁下才迁都汴梁。但建都北京却与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背道而驰。

北魏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外来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竟有不约而同的考虑，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相对于汉人，本族人口在中原地区处于绝对少数，因此统治中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北京距离长城很近，万一汉人全面反叛，实在无法抵挡时，皇帝、皇家与重要族人可以迅速撤退到塞外，徐图再起，不至于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全体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沿用几百年的政策在元代末年曾实际发生作用。当1368年朱元璋派遣的两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冲抵元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时，元朝在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顺帝率领亲属与蒙古贵族打开大都的北门，及时逃到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至此明朝虽然推翻了蒙古统治，但并未消灭蒙古人，随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塞外的蒙古人仍然能够与明朝持续对抗两百年以上，1449年还有能力在土木堡一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英宗。

北魏建国之初，在长城以南只拥有山西北部，地盘不大，没有上述的顾虑，建都平城是自然之举。到孝文帝时北魏已经拥有黄河流域数十年，但仍未迁都，也未始没有上述的考量。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深入汉人地区，可说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押上的赌注是北魏的国运、鲜卑的族运和他自己的性命，赌的是这样做能迅速将北魏转变成中原国家，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消灭南朝，统一天下。

这场自断退路的豪赌等于自废压箱底的武功，显然只可以赢，不可以输。迁都洛阳后，北魏中央政府已深入汉人地区。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追求在最短时间内取信于汉人，让中原地区的汉人很快认同这批南迁的鲜卑人，以求从此泯灭族群界线，双方水乳交融，合作建立新魏国。其做法就是汉化，而且必然是激烈的极端汉化、迅速汉化。总之，孝文帝既然必须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鲜卑旧风俗、旧习惯，将鲜卑人改造成汉人，以求尽快融入汉族，则汉化势必走向极端，采取无条件、无退路、孤注一掷的全盘汉化政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条件引进文化并全面采用的事例十分罕见，通常一个政府决定引进外来文化，大多不会抛弃本身的文化。19世纪后期全世界非西方地区都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势力，许多国家、民族被迫采取学习西方的政策，但大都不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产生文化妥协现象。这种文化妥协的表现，在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思想，旧道德”等，在日本是“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在奥斯曼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状况。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做法，是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案例。

孝文帝决定将北魏置之死地而后生，迁都南方后，还必须选择新首都地点。以当时的情况看，从历史声望、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及组成、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因素考量，候选地不出邺城、洛阳二处。邺城[ 今河北临漳。]位居河北省南部，黄河北岸的支流漳水边，附近是大平原，农产丰富，漳水可通航，交通便利，自三国时期起就是华北的重要城市，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都曾建都于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汉人世家大族也聚居于此。洛阳则位居黄河南岸的支流洛水穿过的洛阳盆地中，腹地较小，经济条件逊于邺城，但历史声望超高，是西周陪都，东周、东汉、西晋首都，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已有千年。

也就因为如此，洛阳地区战争频繁，屡次遭受兵火的破坏，当时人口反而不多，世家大族也少。依此分析，邺城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领先，面对南北战争也比较安全；洛阳则在历史声望上是不二之选，却因位居黄河南岸，暴露在南朝攻击范围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却不可以守的位置，兵法上真正的“死地”。北魏孝文帝以前，洛阳曾在356年东晋桓温北伐、416年刘裕北伐、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时三次被南方攻下；孝文帝以后，528至529年也曾被南梁的北伐军占领过。孝文帝应该不会不明白洛阳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性，但仍然选择在洛阳建都，代表他确实胸怀大志，要做全中国的领袖，在处理国家大政上凡事敢作敢当，充满积极主动精神，在制定国家战略上放弃防御思考，选择背水建都，自居死地，采取全面攻势政策。

自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世家大族不分南北，大致倾向以保持本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为考量重点，并不乐见南北双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追求统一必定导致积极南伐，这从他不选择比较安全，也是世族根据地的邺城建都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符合北方世族的家族利益。所以《魏书》记载孝文帝巡视邺城时，当地汉人世族对迁都洛阳都不赞成，迫使孝文帝在493—494年间四度前往邺城与他们沟通，他们的态度仍未改变。这应该也是孝文帝最后舍弃邺城，选择洛阳的原因之一，毕竟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希望首都的地方精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导读　看北朝天下如何起风云

陈识仁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时代，人们对其印象多半与战乱、落后、黑暗、“野蛮胡族”等负面评价有关。也因为如此，一般人对它的了解，除了三国那一段之外，往往不如汉唐盛世或明清帝国深刻，并且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这是一个价值重整与制度重建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不论帝王或世族，总在步履蹒跚中摸索着未来可行的道路。魏晋，历经的是儒家道德失序后社会核心价值重整的时代，随后的南北朝，则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强大动力与活力，为瓦解后的汉帝国重构了各种制度以因应局势的需求。由此可见，在这乱世之中，处处充满着引爆各种可能性的巨大力量。现在，摆在读者眼前，由叶言都老师畅谈南北朝的这两册普及读物里，他要说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后半段。他将带领读者，当个穿越时空的旅人，俯瞰那个令人惊心、惊异又惊艳的时代。我相信在叶老师渊博的知识与说书人般的生动口吻下，一定能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南北朝飨宴。只是，在启程之前，且容我权充领队，先以这篇导读向读者们介绍北朝的重要大势。

始与终

公元420年，出身北府军团将领的刘裕，结束南方的东晋国祚，创立国号为“宋”的新王朝。大约二十年后（439 年），鲜卑拓跋族人所建立的“魏”国，在拓跋焘的领导下，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乱局，统一北方。南北双方在相当接近的时间里，各自终结旧时代，成立新王朝，并揭开对峙竞争的局面，此即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天下再度统一为止。

拓跋崛起

鲜卑，是一个很广泛的民族称呼，它主要在今日的辽东以北到大兴安岭一带活动。若依照活动的地域区分，最先出现在汉人文献记载里的是东部鲜卑，他们与一支被称为乌桓的民族都曾被强大的匈奴役使，称为“东胡”。后来历史上常见的段部、宇文部、慕容部，即属东胡后裔。匈奴势衰之后，草原上的民族发生过大规模的移动，据说慕容部有兄弟争吵，哥哥忿而率众离开旧居地，远徙到今日青海东部一带，即吐谷浑。另外，十六国当中，建立西秦的乞弗部以及南凉的秃发部，分别在今天的甘肃榆中、青海西宁附近活动，这是西部鲜卑。至于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一带，历经数代人迁徙，最后活跃于今日内蒙古与山西交界一带，先后建立代国与北魏王朝的拓跋部，可称为北部鲜卑。拓跋人在史籍中出现的时间最晚，但成就最大，甚至奠定了日后隋唐帝国的制度基础。有日本学者从中亚、北亚的角度出发，将北魏、北齐、北周、隋、唐这一系列王朝称为“拓跋国家”。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说明拓跋部确实是后起之秀。

孝文汉化

北魏的汉化并不始于孝文帝，但孝文帝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以推动全盘汉化而知名。如果要形容北魏一个半世纪（386—534年）以来的文化选择——究竟要保持本族文化，还是学习汉文化——这一路走来，真可说是跌跌撞撞，不怎么顺利。好不容易，孝文帝以过人的意志力推动全面汉化，不仅当时就遇上像元丕父子这样的公开反对者，甚至还牵扯到太子元恂的谋反事件。也有人认为，孝文帝全面汉化后不到半个世纪即分裂的历史事实，说明对拓跋人而言，抛弃本族文化是一段煎熬的历程，其汉化也就不能简单地定调为一场成功的改革。其实，早在拓跋珪的时代实施“离散诸部”时，就反映出拓跋族人必须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要继续当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领袖，还是要建立一个皇权集中、能号令天下的国家？此间的取舍，恐怕是历史上所有非汉民族进驻中原地区后都要面临的问题。

东西之争

孝文帝汉化与迁都洛阳的行动，导致南方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文）集团与北方以六镇为代表的胡化（武）集团的对立，形成“一个北魏，两个世界”。六镇之乱最终还是在内部的矛盾激化下揭开了，日后尔朱荣集团虽然暂时平定了动乱，但他显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权力分别落在已经胡化的高欢与汉化的宇文泰手中，帝国从此一分为二。东、西魏分裂之初，不论国土、军事、经济或人才，东魏的高欢所掌握的资源，都远远超过西魏的宇文泰。如果摊开当时的国际形势图，你会发现国力寡弱的西魏，被东魏、突厥、吐谷浑、南梁等几大政治势力包夹，当时的人说“齐（指东魏）谓兼并有余，周（指西魏）则自守不足”，西魏真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则，历史的结局，却是不被看好的北周并灭了北齐，仿佛今日观赏球赛时所说的“大逆转”。乍看之下，似乎比小说更加富有戏剧性，但若静心探究，则不难体察出其中的发展轨迹。高欢从尔朱集团手中接收了绝大部分的北镇军人，这群仇视汉人的武人，同时也是一股反汉化的势力。高欢并非不知道国内存在严重的胡汉矛盾问题，他曾请人分别向鲜卑人及汉人说明双方互补的必要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缓解彼此矛盾，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显然成效不彰。

现代启示

周一良先生用“大鲜卑主义”形容弥漫在东魏朝野的时代气氛，代魏建齐的高洋及其继任者，不但无法化解矛盾，皇室的动荡与政治的黑暗，甚至使局势更加恶化。反观西魏，最初只靠三股势力支撑：随宇文泰进入关中的北镇军人、关陇河东地区的土著豪族、随孝武帝西奔入关的魏帝残余势力。但人数都不多，力量寡少，加上前述极为险峻的国际形势，领导人宇文泰势必得设法壮大自己。他不像高欢用上浪费唇舌的温情攻势，而是采取建立制度的方法，弭平彼此间的差异性，进而强化认同感。例如，以府兵制度为中心，外层裹以政治号召与文化政策，后续通过几次改良修正，把三股势力不分胡汉地结合成一个关系紧密、认同关陇本地的军事指挥与政治统治集团。陈寅恪称此为“关中本位政策”，形成的政治集团势力即为“关陇集团”，其影响直到隋唐时代。随着南北朝走入历史的尾声，北方有西魏、北周通过制度抟聚认同，不断壮大自我力量；南方则可看到平流进取的门阀子弟，欠缺磨炼而快速腐化。这两者之间可有共通之处？竞争压力的有无与改革动力的强弱，可否作为我们神游南北朝历史归来后的现代启示呢？北朝的大势既如上述，其间的细节与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这就要请叶老师用其生动的笔法，带领各位来一趟深度的北朝历史之旅了。

自? 序

这部书的内容是对中国南北朝历史的普及性叙述，著作目的是提供普及性的南北朝历史给社会大众，并推广历史书写的普及化，构想是效法观光事业，将了解南北朝历史视为一次专题旅游。我愿借这部书将自己过去接触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感想提供出来，尝试以导游的身份，陪同诸位读者回到将近一千六百年以前，走一趟南北朝的历史之旅。

我们生活在四度空间中，时间是第四度空间。有了时间这个维度，我们可以从现在向前方眺望，想象以后的状况，想出的就是科幻；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向后方眺望，观察从前的状况，看到的就是历史。

人在实质的旅游中，身体会移动到不同的地理位置，亦即在三度空间中向他方转移，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人的心智也可以在第四度空间中向后方转移，移动到以往的某个时间位置，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这种心智的活动，其探访的意义等同实质的旅游，可以称为“历史旅游”。这部书就是以历史旅游观点写出的南北朝历史书，若称为“南北朝历史旅游导览”亦无不可。

写这部书以来，我一直努力把握它的内容与风格，希望采用较为宽广的角度，放大对南北朝历史的视野，在“宏观历史”的概念下，不汲汲于对一人、一物细节的描述，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对那段时期的整体概念性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缺乏的，其他中文地区也类似。南北朝史事纷纭，这部书并不追求全面性的涵盖，仅愿先提供必要的记载原文，作为资料来源的见证，然后从宏观视角考察，以普及历史的笔法发挥，就事论事，对当时影响重大的关键深入分析，为有志进一步探索南北朝史的人提供一条入门途径。

任何后代人写的历史书，必然受到作者背景与先入为主观 念的影响；然而也就因为如此，历史才能一再被重新诠释，重新发现。太史公司马迁因此以“成一家之言”为职志，著作《史记》；意大利史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也因 此有“一切真历史皆当代史”的名言。我热爱历史，也热爱文学，曾习作中国古典诗词，写作这部书时，为追求历史的厚度，会引用古代诗家词人的相关作品，都注明作者；然而如此一段时间深深浸沉于南北朝历史的情境下，写作之际，有时竟会有某些符合古典诗词章法的只句片语突然在我脑海中浮现，当即记下，再加以连缀完整，就是各章最前面的诗词。于是这部书的各个段落，成为以我习作的诗词开篇，居然有些古典说书的风格，也算历代史家先贤著述的各种南北朝史书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吧。

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延续的，面对这种不断延续的特性，接触历史时不妨先进行宏观的历史探访，再深入研究符合自己志趣的各个历史单元。然而值此网络文化涵盖一切的时代，普及历史的叙述呈现碎片化，以致社会大众视接触历史为猎奇，得到的碎片知识就以为谈资，还不见得是真实的，这是历史教育与历史传播的危机，也是历史的危机，应该得到重视，史学界也有义务提供解决的方法。

中国南北朝的历史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值得进行普及式的历史旅游，更不应被碎片化、猎奇化、谈资化，我因此敢于不揣简陋，抱着提供南北朝历史旅游基本资讯的心愿，将这部兼具宏观性与重点性的南北朝历史书以现有的面貌，呈现于诸位读者面前。

叶言都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