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谭十记》是著名作家马识途的代表作。内容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川某地衙门，十个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以摆“龙门阵”的方式，轮流讲述自己经历的种种奇遇……本书因其中的《盗官记》被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而广为人知。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著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前记 不第秀才 冷板凳会缘起
第一记 峨眉山人 破城记
第二记 三家村夫 报销记
第三记 巴陵野老 盗官记
第四记 山城走卒 娶妾记
第五记 野狐禅师 禁烟记
第六记 羌江钓徒 沉河记
第七记 无是楼主 亲仇记
第八记 砚耕斋主 观花记
第九记 穷通道士 买牛记
第十记 不第秀才 军训记
后记

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
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
号，在一个国立大学的中文
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
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
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
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
灿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
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
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
云直路、鹏程万里了。我虽
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
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
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
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
“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
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
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
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
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
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
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
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
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
捧的一只金饭碗，洋洋得意
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
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
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
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
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
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
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
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
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
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
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
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
，传之后世？我也曾经在街
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
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
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
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
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
，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
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
、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
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
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
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
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
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
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
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
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
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
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
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
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
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
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
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
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
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
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
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
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
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
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
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
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
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
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
、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
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
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
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
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
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
》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
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
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
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
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
，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
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
汤冷饭了。
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
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
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
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
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
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
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
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
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
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跟
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
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
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
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
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
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
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
，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
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
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
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
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
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
代同堂了。”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
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
近古稀吧。大家都尊敬他，
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
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
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
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
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
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
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
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
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
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
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
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
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
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
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
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
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
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
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
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
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
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
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
。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
，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
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
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
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
，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
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
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
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
，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
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
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
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
然又被当兵的来抓走了，于
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
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
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
长，以至贴身马弁，随房丫
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
科员是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川东某地的一个冷衙门，十个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以轮流摆“龙门阵”的方式，夜谈自己经历的种种奇遇。官场中耸人听闻的奇人诡事，江湖莽的怪异传闻，让闻者膛目结舌。在作者辛辣彻骨的黑色幽默中，民国年间川东地区的世相百态一览无余。

《夜谭十记》这部三十
多万字的小说，从一九四二
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字
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写《
军训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
，竟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
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
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
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
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
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删
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
和名家相提并论？《夜谭十
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
怎敢跻于名著之林？我之所
以说这本书写了四十年才完
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
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
，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
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
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
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
，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
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
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
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
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
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
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
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
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
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
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
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
，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
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
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
、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
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
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
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
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
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
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
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
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
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
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
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
，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
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
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
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
想象的奇闻异事。我才深知
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
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
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
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
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
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
，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
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
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
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
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
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
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
用这些素材来搞创作，只好
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
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务
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
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
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善缘
。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
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
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
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
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
楚图南、李广田等教授的支
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
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
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
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
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
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
。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
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
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这便
促使我产生一种创作冲动。
我于一九四二年开始酝酿，
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
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
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
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
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
《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
《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
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
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
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
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
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
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
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
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
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
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
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
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
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
出《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
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
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
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
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
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
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
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
》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
，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
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
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
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
写了一些。一九六○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
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
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
，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
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
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
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
《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
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
》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
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
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
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
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
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
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
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
了出来。在“把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
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
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
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那些
文章的强词夺理，捕风捉影
，含血喷人，色厉内荏之神
妙和那个秀才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李科员，哦，现在该叫他峨眉山人了，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冷酒，用指头夹起一颗盐黄豆放进嘴里，摭一下胡子，第一个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哎，我凭什么能作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科学论文，题目是《牛奶放糖一定甜的机理初探》，他还因此得了一个硕士。他回国后，穿上假洋鬼子的衣服，手里提一根打狗棍——不，他们有一个文明词儿，叫什么“死踢客”，捧着大名片，名片上一面用中文印着美国什么大学的硕士衔头，一面印着一大片洋码子。他到这个衙门闯闯，到那个公馆走走，不费力气就捞到一个高级参议的差事，听说顶得上一个县太爷的身价呢。这当然是大公务人员了。我凭什么呢?
再说，革过人家的命的人也可以当大公务人员。那几年喊革命喊得最凶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些少年子弟，穿上一套哔叽中山装，跟着人家拿一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子，在街上喊“打倒”这个，那个“万岁”，或者提着石灰浆桶，在满墙涂些青天白日，写些什么“以党治国”的标语，不久他们就被送到庐山去上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做“进染缸”去了。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晋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凭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等等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打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