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乡村影像研究》出版之际，我想把这件事的背景对读者诸君做一个交代。
“乡村影像”作为一种实践抑或理论，应当属于“社区影像”和“参与式影像”的一部分，后两者在国外，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但在中国，它还处于蓬勃新生的阶段，其实践要远远靠前于理论。对视觉文化的发展而言，理论通常未能扮演实践指导者的角色，反倒成为实践的追随者。发源于云南的乡村影像，更多是在回应现实的逼迫，而非回应理论的需要。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包括搞科研的学者，起初并没有做什么理论考察，也没有找什么“指导思想”。理论的分析都产生于行动之后，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或施加影响。这并不是说理论对乡村影像没有意义。恰好相反，缺乏理论的反思，使相关的行动走了不少弯路。近几年我们才试图弥补这个缺憾，这本研究文稿，便是做出的努力之一。
社区影像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既没有发生在胶片电影时期，也没有发生在模拟摄像的时期，却与小型DV摄像机的出现同步。反观国外的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就利用手持电影摄影机开始了参与式影像的尝试。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已经出现政府的民族志电影，却并未出现个人电影拍摄与制作的风潮。中国大陆“社区影像”或“参与式影像”的滞后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光有小型设备这个“用”，而缺乏社会一文化环境这个“体”，新的技术并不能自动催生新的事物。在1950-1980年这30年的时间里，拍电影一直是国家的。公私合营之后，国家掌握着庞大的电影工业，控制着所有投资及传播渠道，自然也不会有边缘群体乃至个人“发声”的可能。那是一个有社区而无社区声音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旧有的盾牌阵一个个解体，①基于民间小群体乃至个人的艺术和学术创造活动日益活跃。这种现象在1989年以后依然延续，蔓延至整个90年代。在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研究（主要指少数民族的研究）开始悄然发生变革。此前，即50-80年代前期，单线进化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着民族研究的田野实践和理论阐述，大多数研究者为汉族，所使用的学术语言为汉语。从50年代起，这语言就挟带着一种“解放者的眼光”，即站在“优选”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去看待“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并力图以学术的方式，辅助执政者将他们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解救出来。至今，这种眼光和主义在学术界仍有市场，典型的表现，是讨论边疆民族“问题”时甚少听到当地人的声音，那些用本土语言发出的声音往往被忽视。

部分 总论
概论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
云南乡村影像项目介绍
社区影视教育――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
乡村影像计划
“乡村之眼”之乡村影像工作站搭建
“乡村之眼”之种子学员培养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展映的乡村影像作品
第二部分 个案
个案研究一 藏族村民影像
浸入泥土的传承――茨中村的社区影像教育
吉沙落雪――在旺扎大叔镜头掠过的地方
藏族人旺扎
旺扎大叔在山西
乡村影像拍摄者斯南尼玛影像的背后
个案研究二 纳西族摩梭人村民影像
摩梭人社区影像的实践与思考
谁的故事
落水村的社区影像编辑
尔青和谢春波拍摄小组
为了永远的怀念――献给罗桑益世活佛
影视人类学解读中的摩梭人
利家咀田野日记――《离开故土的祖母屋》背后的摩梭故事
族群文化身份建构中的DV书写――以云南省摩梭人的社区影像实践为例
个案研究三苗族村民影像
阿基格得村简介
乡村独立影像侠客王中荣
龙家的故事
阿基格得田野日志
访苗族村民纪录片工作者小贵
纪录片作者小贵的生活史
拍摄感受
我怎样拿起摄影机
小贵纪录片的社区编辑
吹芦笙和敲牛皮鼓的传说
第三部分 资料
关于“社区影像教育”的次讨论
村民拍村民：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