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道闲情抛却久心静兴长说闲章
日本是使用印章的大国，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印章。但是，那些“认印”、“实印”，与我们中国的篆刻，存在着极大的区别。简单地说，虽然同是印章，一个是技术的印章，专供实用；一个是艺术的印章，强调书法美，可供欣赏。
中国自明代晚期以来，文人以较为软弱的石头作为印材，自写自刻，发展成为篆刻艺术。除了镌刻姓名字号，还取自己喜欢的成语诗句人印。这类印章，名之日“闲章”，日本语作“游印”。
书画家都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钤盖闲章，或点明主题，或抒发特别的感情，以增加观者的欣赏深度。
大画家齐白石爱在作品上使用“大匠之门”、“鲁班门下”，以出身木匠深以为荣。老先生叹日子如白驹过隙，实在太快，还刻了一方“痴思长绳系日”，想用绳子把太阳拉住，不让它下山。童心未泯，有趣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客逝台湾的溥心畲，是爱新觉罗一族中最为杰出的画家。张大干从巴西回台，曾特去祭墓，长跪礼拜以表敬仰。心畲先生是旧皇族，宣统的近亲，至死都缅怀逊清，曾请名篆刻家刻过二方“旧王孙”，时时钤用。
大干先生中年远居南美，思念中华，爱用一方“故国神游”，表达游子的怅惘。
民国年代，上海的富裕人家，客厅里都挂有一堂屏条，四幅，是三吴一冯的作品。即当时名声显赫的画家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和冯超然。湖帆先生有一方有名的闲章“待五百年后人论定”，充满了自信。时过境迁，至今，四人中也只有湖帆先生的作品在拍卖会中成为抢手货。
刘海粟和徐悲鸿是现代二位伟大的美术教育家和画家。刘先生享大寿，晚年爱用“九上黄山绝顶人”的闲章，后来还十上黄山。悲鸿先生常用的则有“江南布衣”。
白蕉是旧上海一位孤高的书法家，后来做右派，凋谢于“文革”，在江南书坛，其地位仅次于沈尹默先生。白蕉姓何，可是很奇怪，却仅署白蕉二字，也从不提及自己姓何。可经常有人也会称他何先生。白蕉便自刻了一方闲章，钤于作品，文日“有何不可”。真是奇人怪事。
现代杰出的山水人物画家傅抱石，其作品在拍卖会中经常拍出天价。画家善饮，在得意的书作上会钤上“往往醉后”，饶有情趣。
高野侯是民国上海滩的名画家和名收藏家。擅写梅花，极为自负，用闲章“画到梅花不让人”自诩。巧的是，他的楼上搬来了一位名气不大却也写梅的画家。那位老兄颇幽默，针对高野侯，刻了一方“画到梅花不怕人”。
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吴昌硕，是今天日本篆刻界最为倾倒的中国人。吴先生当过安东知县，因为不善迎送，长揖乏味，不久便毅然辞官。学陶渊明故事，自刻“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和“一月安东令”以自嘲。
清末的艺术大师赵撝叔，也当过几任知县，深知其中难堪，也曾用陶渊明故事，自刻“为五斗米折腰”，尴尬一笑。
状元是旧时科举殿试的“一番”。河北人刘春霖为末科状元，因为此后不久即废科举，再不久连清廷也亡去。老状元在民国卖字为生，生意大好。他爱说自己是“第一人中最后人”，如能刻成闲章，较之前人常用“甲申状元”、“庚午进士”之类，有趣多多。
闲章虽有一个“闲”字，其实往往寓有深意，一点不闲。文字一般以简略为多，不过康有为的闲章却也长得佳妙——“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闲章除了用在书画作品，也可钤于藏书藏画。现代书画篆刻家钱君匐先生在“文革”中被抄走的文物，过了十三年发还了。老先生刻了“与君一别十三年”，钤在回家的文物上，令人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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