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客与国务家
在克林顿夫妇看来，问题或许出现在最后时刻被打乱的政治算盘。他们永远不会去主动思考总统这一职责的含义，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政治序列里位于最高点的一种存在，应该是所有政客汲汲以求的东西。这对夫妇一生当中的最大问题或许就在于此，他们的生命里始终缺乏一种深刻的终极价值理念。相对主义逻辑是如此疯狂地占据了他们的头脑，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牺牲、不可让步、不可交易的，先验性地缺乏一种对于国家责任的深刻理解和笃定追求。即便是作为一名政客而非国务家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合格的。
人人都知道，克林顿长于国内经济事务。当老布什满携着结束冷战、海湾战争大捷的荣光站在演讲台的对面，克林顿只是淡淡地指出“问题是经济，笨蛋！”就拿下了总统席位。在他的首个任内，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几乎翻了一番，失业率由8％下降到5.5％，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商业活动的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百万和亿万富翁不断增多。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让克林顿冲昏了头脑，也成功分散了国民的注意力。几年过后，当人们开始随着保守派转头咒骂民主党延误了重要发展契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成就少得可怜。克林顿先天缺乏对宏大战略的基本敏感，整个任期没有与任何主要大国建立起信任，却囿于道德压力戚戚于索马里、波斯尼亚、海地、科索沃等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一次次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外交灾难。
长期的冷战使得美国的国务家和民众对世界矛盾的认知单一化，对于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以后的头号任务应该是如何在对手消退的情况下重新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如果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只剩下一个国家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应该是“美国权力的界限”，而绝非国内的经济发展。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克林顿搞不清自己对于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的应有态度，保持距离似乎有违胜利者的英明和自信，过分干预则又会不由得畏首畏尾。克林顿带领的民主党人踉踉跄跄，勉力完成了几次维和任务的考验，却使得美国对战后国际角色的定位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被严重拖延，直至共和党上台后，形成了报复性反弹的新保守势力。冷战结束到“9·11”事件之间的10年是美国的最佳时机，那是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对抗好不容易换来的相对和平的时期，互联网经济刚刚起飞，就业爆炸式增长，民众对于未来信心空前。选民们原本希望这名颇有才华、口才出众的总统能够率领他的自由派联盟成就大业，把自由主义建立为标榜千秋的伟大理念，成为民主党最具合法性的党魂，就像里根曾经为共和党所做的那样。
然而，莱温斯基事件挥霍了这一切努力，轻松地消耗掉了克林顿在首个任期垒筑的全部合法性，没有能够如其他曾经连任的总统一样完成第一任期中由于缺乏政治力量而被推后的事项。全部总统班子的注意力被用来应付镁光灯，克林顿本人则对于出头露面的场合更加挑剔，共和党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疯狂地攻击他破坏了总统这一职位的神圣地位，剥夺了克林顿进行政治变革所主要依赖的道德权威。戴维·哈尔伯斯坦观察到“那些对自己的信仰怀有坚定立场，带着满腔政治进入国会的年轻保守党人士是如此痛恨他和他的妻子，以至于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强烈的个人攻击”。
克林顿热衷于历史学，在任的最后时间，他全力以赴，希望能够以历史的名义为人们所记住，然而他的第二个任期只能在混沌与躲闪中度过。某次晚宴，他身旁坐的刚好是美国历史家协会的成员多丽丝·古德温，这个协会刚刚完成一份对美国历届总统的评价排名报告，很遗憾，克林顿只是位于中间。这一晚的大部分时间，他放弃了应该处理的很多社交事务，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得到普通排名的不满，为抬高自己的名次持续进行游说，然而莱温斯基的名字注定将要伴随他一生。
希拉里在其短暂的任期里犯着几近相同的错误。她答应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几乎完全是出于个人政治简历的考量，在竞选失利以后，她是如此的消沉并忙于总结原因，她从未认真对国务卿的职位进行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尽职调查，这一位置最终被给予她完全是出于一种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政治平衡。没过多久，她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无法走近奥巴马的芝加哥小圈子，在这以后，希拉里立即卸下重担，重新回到熟悉而轻松的个人生活里。《大西洋月刊》记者格林曾经写道：“她在参议院里真正的成就始终是修复希拉里的政治形象和政治生涯……虽说她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但她却讲不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她在大事情上不闻不问，在全球各地刷出了956733英里的航空里程，并且不断以之为炫耀资本，仿佛这件事真的十分值得炫耀，一切不过因为近在咫尺的椭圆形办公室实在无法走近。
P36-41
王一鸣，中国人民大学靠前关系学院靠前政治系博士，盘古智库不错研究员， FT中文网、澎湃、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厦门卫视《两岸直航》、新浪《优选话》等栏目特约时事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大战略思想、美国政治。
——或将迟来的“她世纪”
20世纪80年代，当撒切尔夫人在其执政顶峰时，大英帝国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女孩问男孩：“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男孩说：“当首相。”
女孩很吃惊：“男人也能当首相吗？”
笑话虽然夸张，但是反映了民众对于前任詹姆斯·卡拉汉政府高度干预下经济滞缓不前、工人罢工、社会混乱的极大不满。在撒切尔的三届政府治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由1975年的27％降至1986年的2.5％。在撒切尔的第三个任期时，英国自50年代以来的财政赤字终于转为盈余，这是伟大的成就。
2002年评选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撒切尔名列第16位，是在世的人物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位。然而，由于退位后仍然“垂帘听政”，撒切尔使得保守党四分五裂，给英国政坛带来了持久性的负面影响，2003年评选的“最坏的100名英国人”中，她也曾名列第3名。
撒切尔是足够敏感的，她曾说过，“在我有生之年，英国不会出现女性首相”。她说的对极了，她去世后三年，第二位女性首相特雷莎·梅才刚刚当选。她很明白自己在英国政坛出现的时机、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她知道自己所代表的女性领导映像必须并且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瞬，忽而升起，而后迅速湮灭散去，此后许久都不能再有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在撒切尔的时代，她的确是孤独的。
在写作本书的后记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曾像笑话里的小姑娘一样乐观，彼时特雷莎·梅风头正劲，拉加德的连任几乎不会遭遇任何意外，整个德国又要重新经历一届无聊透顶的默克尔政府。而在美国，共和党正在因刚刚选出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深陷绝望，他们几乎已经断定希拉里会获得大胜，很多人放弃了希望。我们很开心地写到。不会再有孤独的女性国务家，这大抵应该是一个“她世纪”。这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现实一次次让人大跌眼镜。希拉里缄默不语，拉加德在历经法庭辩论和信任危机之后最终勉力涉险过关，而余下的几位女性国务家的命途仍在跌宕。
……
今天，时代变了。当我们在今天谈及“她世纪”的概念，我们更多的是在梳理20世纪的一些破碎的女性政治的画像，看她们是如何在本世纪初期形成鲜明而规模性的脉络。在完成了本书的叙述后，我们发现，尽管只有5个人物故事，但是她们之间的联结能够勾勒出女权主义在新世纪的一些基本风貌，也能够记载她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次努力。
尽管最后一篇后记，聊表了笔者对于当下女性国务家生长环境的担忧，但这种担忧无法否定整个趋势。拿破仑战争以后，大众政治的觉醒速度让整个欧洲的专制统治者震惊，民族、种族、阶级的自觉意识先后在其中发酵、生长、确立。女权主义运动自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刚好一整个世纪，在新世纪的头10年内得到疯狂的发展是极好的兆头，即便短期内被遏制下去，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日益繁复的政治生活中经受历练，她们终将明白政治生活的本意，并联合起来为自身应有的权利进行抗辩。
闺阁自古历历有人，这个世纪还有80余年等待铺展，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眺望，或许这同样是一个属于Her的Story。
20世纪最后几年，在克林顿深陷莱温斯基事件，对科索沃战争的界限最为摇摆不定的时候，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站到了前面，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扛住了五角大楼对于派遣部队的质疑和压力，并最终干掉了米洛舍维奇。
一段时间内，评论界喜欢把那称之为“马德琳的战争”，作为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于这个称谓十分敏感，她指责道：“你们会将越南战争称为麦克纳马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对越战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战争，就应该将科索沃称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而不是马德琳，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有点儿微妙。奥尔布赖特的意思其实是，你们不用刻意强调“马德琳”这个女性名字来凸显这是由一位女性完成的战争，根本没有必要说这些，收起你们的“直男癌”，在这场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女性和男性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是那段时间。当希拉里在某次接受《60分钟》采访时说，自己不会像歌手塔米·怀尼特那样“站在丈夫身后做个小女人”。人们对她的表述嗤之以鼻，怀尼特的那首《在你的男人身边》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乡村音乐的代表作，从那一代过来的人们从心底里抵触希拉里的这种反叛。“我想我可以待在家里煮煮茶水，烤烤曲奇饼，但我决定追求自己的事业——那份比我丈夫更早开始的、进入公共领域的事业。”希拉里说。
简直是疯了。即便克林顿不是总统，这样的表述在民风保守的小石城也是原罪般的刺耳，《纽约客》中写道：“简直像赛马一样，无论精英还是草根，大家比赛着谁更讨厌希拉里。”
十余年随即过去。
2013年10月，奥巴马在白宫提名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新任主席。当她在进行演讲时，她的丈夫，2001年凭借不对称信息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就坐在白宫的国宴厅里，《时代》周刊在描写她时用了一个略显刻薄的标题——“耶伦先生”。
第二年冬末，耶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情人节礼物——为了不影响耶伦的职业生涯，这名诺奖得主从苏黎世大学的瑞银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离职了。他的想法很简单，“当她在美联储工作时，我能做的就是处理好家务。当然，我能给予的更大帮助是精神支持，在她每天完成白宫的政治洗礼后，能够回家的时候”。
十余年的光景，世界政坛在性别意义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位移，男性不再经久性地掌握权力结构的话语霸权，女性的政治地位正在提升，政治意识正在觉醒。奥尔布赖特曾经被人们冠以“攻克男人堡垒的奥尔布赖特号快车”这样的美名，然而人们不会想到，她真的攻破了一座堡垒。在其后的不长时间里，美国政坛又接连出现了两位女性国务卿和两位女性国家事务安全助理，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一度以为美国将最终出现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当我们回望这一切，我们发现，一个单词、一次争辩、一种复杂的语法表达，对于女性国务家的地位变迁，可能意味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景深。
1848年，在美国纽约州一个叫塞尼卡·福尔斯的小村子，首届女性权利大会通过了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权利和意见宣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她）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1893年，新西兰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女权主义”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浪涌。1920年，美国“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权，民主党和共和党纷纷成立了妇女代表委员会，着力扩大党内的女性代表人数和比例。尼克松政府时期，伴随着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的来临，两党的女性代表比例分别上升至40％和30％。到了克林顿政府，他更是充分施展个人魅力，其就任总统的首年当选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女性数量前所未有，那一年甚至被称为美国政坛的“女性年”。最终，他的妻子直接承诺，如果她能够打败特朗普，将会使总统班子的女性比例提高到50％。
1979年，当撒切尔夫人身承大英帝国的余晖站在唐宁街10号的门前，她感受到了欧洲聚合的脚步，感受到了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边缘残喘的帝国权势，也感受到了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孤独。
30余年过去，这种孤独将不复存在。2015年，希拉里在竞选宣言中告诉期待已久的选民“美国需要一位捍卫者”，朴槿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大典，特雷莎·梅在内政部静静观望卡梅伦政府不计后果的民主试验，默克尔伸出双手向100万流亡的灵魂敞开怀抱，潘基文的继任者名单上已经悄悄登载了6名女性的名字。
据Politico网站的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只有1名国家领导人为女性，60年代有3人，70年代7人，80年代11人，90年代这一数字超过了20人，而在2017年1月之前，女性国务家将在21个国家和地区担任领袖。并且，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今时今日，这些都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她们构筑了从直布罗陀到华尔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她们所有人几乎都历经了较之于男性更为蹒跚跌宕的个人命途，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担负着民族国家负隅前行的路向，她们中的一些人会把自己当成民主价值的担当和希望。
对这些杰出的“Heroic Beauty”做出梳理是一件易事，亦是一件难事。“易”在于相同的性别，往往孕育着相近的景深、相通的人性、相似的经历、相互间的欣赏，我们很容易发现，默克尔、罗塞夫都没有孩子，昂山素季和罗塞夫都体验过苦难的监狱岁月，奥尔布赖特和默克尔都保留着前夫的姓氏，而她们中的绝大部分其实都离过婚。我们也不难感应到她们彼此间的惺惺相惜，特雷莎·梅上台伊始，首个出访地就选择了德国。希拉里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她最欣赏的领导人是默克尔，在她看来，她们对长裤套装拥有相似的迷恋。每当这些女性国务家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或攻讦之时，我们总能发现会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为她们辩护，并非以盟友的名义、政策的名义、朋友的名义，而是以性别的名义。
“难”在于，我们无法铺陈式地延展每个人的一生，也无法究极其性格特质和政策理念的全部，这样的工作应该留给那些传记作家和时评人士。然而，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掀起了新时代世界政坛的伟大风貌，作为一种智识探寻的角度，我们无法逾越这一有趣味的现象。或许更为适合我们做的，是抓住每一名女性国务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关切，由一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矛盾入手，尽力揭示出个人特质与决策偏好、政治路向与时代风貌的全幅图景。或许，最终我们将在她们彼此不同的生活中，寻找到一些相通之处。
2001年，美国方言学会曾经举行过一次“世纪之字”的评选活动，结果出人意料——“她”以绝对优势战胜“科学”“信息”等候选字，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这使得很多媒体在聒噪——“她世纪”已经正式来临。正如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所指出的，女人很可能成为本世纪的“第一性”，男性的特点可能使他们在工业社会略胜一筹，但在由信息技术、网络社会和协作精神构成的新背景下，男性的优势则不会那么明显。按照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世界政治的结构格局和话语习惯，一直以来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男性的烙印，这使得权势、角力、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频道，甚至连“历史”的英文单词都成了“H1story”（His story，男性的故事）。
在“她世纪”，女性国务家不会再让这样的故事出现，这一代的Heroic Beauty将全力捍卫自己争取到的性别权利，将这份几代人为之付出的努力延续下去，并不断尝试打破笼罩在她们天空之上的玻璃穹顶。她们将始终铭记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的鼎盛时期，海伦·雷迪的那首名作《我是女人》：
我是女人
你会听到我的呐喊
我们人数众多
你无法充耳不闻
我不愿再像过去那样伪装
我已厌倦那些俗烂的辞藻
我曾经俯身于尘埃
然而现在
无人可将我压制
让我们走进这些不愿受压制的女人。
世界政坛在性别意义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位移，“她世纪”已经到来。《她世纪》列举了五位女性国务家，分别是希拉里、特雷莎·梅、默克尔、拉加德，以及电视剧《纸牌屋》中的克莱尔。无关政治意识形态，作者王一鸣从她们的政治生活轨迹出发，以细腻的文笔描述了她们内心的情感走向，并试图总结出这些女性政治家的政治命途。她们几乎站在权力的高点，然而性别的限制也拉扯着她们前行的方向，即便在短期内被遏制下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联合起来为自身应有的权利进行抗辩。
她们构筑了从直布罗陀到华尔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她们所有人几乎都历经了较之于男性更为蹒跚跌宥的个人命途；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担负着民族国家负隅前行的路向；她们是一群不愿受压制的女人。
特雷莎·梅偏爱豹纹高跟鞋、皮裤，拉加德视佩戴珠宝为一种正当的个人本能。她们是国务家，但她们也是女人，女性的单纯、柔软，面对政治的错综繁复和肮脏污秽，令她们每每刀光剑影、险象环生。
女性国务家看起来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却总是承担更多的挫败，到底是什么构筑了女性治国的樊篱？她们头上的“玻璃穹顶”何时才能打破？在王一鸣著的《她世纪》中，5位女性国务家，她们的命途集体勾勒出“女权主义”在新世纪的一些基本风貌，也呈现出她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次次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