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胸怀璇玑，书成圣典
孙武，春秋时代齐国人，后世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学家。所著《孙子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学典籍之一。
孙武（约生于前545年，卒年不详），字长卿，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人，后世称其为孙子，兵圣。
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史称“四姓之乱”，孙武不愿意卷入其中，萌发了另谋出路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便离开齐国，来到了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附近隐居下来，等待机会。不久，他结识了伍子胥，两人十分投机，结为密友，并被引荐给吴国国君阖阊。吴王为图霸业，正在广纳人才，听说孙武的才能，急请他出山。
前512年，吴王阖阊召见了孙武，并和他深入交谈，但对他的实际能力又心生疑惑。为了试探孙武的军事才能，吴王对孙武说：“先生是否可以试试练兵呢？”
孙武答：“可以。”
阖闾问：“可以用妇女试吗？”
孙武说：“完全可以。”
于是，吴王召集了180个宫女，带到练兵场上，交给孙武演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指定两名吴王宠妃为队长，执黄旗前导。孙武说：“你们知道前后左右吗？”队员们都回答说知道。孙武宣布：“你们看着我手中的令旗，听着金锣鼓声，令旗向上，整队起立，令旗指前，队伍前进，令旗指背，队伍退守；左手举令旗，队伍向左行进，右手举令旗，队伍向右行进。”问：“大家听清楚了吗？”这些平时娇生惯养的宫女七嘴八舌地回答：“清楚了。”
于是，孙武发出命令，但是宫女都觉得好玩，大笑起来。孙武说：“大家已经明白了规则，也同意按照规则执行，如果谁不执行，我就要治罪于她。”孙武继续发布命令，但是宫女们还是忍不住都笑起来。孙武严肃地说：“开始法令不明确的时候，不执行命令可以原谅，现在我已经说明了法令，还是不执行，那就要治罪了。”孙武要杀两队的队长，吴王非常着急，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够带兵。我没有这两个爱妃食不知味，请不要杀她们。”
孙武说：“我既然已经接受命令做了将军，将军在外带兵打仗，君命有所不受。”于是，孙武杀了吴王的两个宠妃，命令另外两个人为队长，接着继续发布命令。宫女们知道这不是游戏，都规规矩矩地执行命令。于是，孙武派人对吴王说：“士兵已经排列整齐，君主可以下来观看了。如果君主想用她们打仗，就算前面有水火，她们也会照样执行命令。”吴王说：“不用看了，我已知道将军的带兵才能。”
不久，吴王授予孙武将军的职位。 吴王阖闾在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下，励精图治，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要任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针对楚国，吴国实施了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国取得与楚国争雄的主动权。前512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此后吴军屡战屡胜，尤其是通过“柏举之战”打败楚国，并攻破楚国的首都。楚国不得不迁都，躲避吴国兵锋。
吴王阖闾去世后，孙武又辅佐吴王夫差大破越国，从而使吴国达到极盛。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吴王夫差渐渐开始懈怠，进取精神减退，疏远了孙武、伍子胥等功臣，反而重用奸臣伯嚭。越王勾践为了弱化吴王斗志、迷乱其心智，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尝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但夫差听了伯嚭的挑拨，不再信任孙武、伍子胥。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
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很大的打击，他黯然离开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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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思想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世界军事史上拥有杰出的成就，它们不仅是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智慧的结晶。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中国已经建立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奴隶制王朝夏朝。后来夏朝的统治越来越腐朽，遭到其他部族的反抗，其中“商”强大起来，爆发了争夺统治权的“鸣条之战”，这是史料中较为明确记载的上古战争之一。鸣条之战的结果是商部族获胜，推翻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商代的军事力量相比夏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冶炼水平的进步，为兵器的进步提供了优良的材质。商代青铜的冶炼水平虽然已经成熟，但是并未大规模地用青铜兵器装备军队，真正广泛使用青铜兵器的时代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并一直和铁质兵器共同使用，持续到汉初才彻底被铁兵器所替代。
商周交替的时代，中国诞生了第一个谋略大师——姜太公。他不但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周部族，并且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周灭商的战争——牧野之战。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已经诞生了一批军事著作，如《军志》《军政》，虽已失传，但仍然可从《左传》《孙子兵法》等典籍中看到一些只言片语。夏商周时期的作战方式主要是车战。车战对战车的协调性要求很高，要求行动统一，严格管理，各个作战单元之间高度配合。车战的方式主导了夏商周，以及后来的春秋和战国时代，直到新的兵种骑兵出现，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春秋和战国时代是中国军事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代，不但诞生了先轸、孙武、伍子胥、吴起、孙膑、白起、廉颇、李牧、王翦等军事家，还诞生了一大批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军事著作。尤其是《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受到历代军事家的推崇，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孙子兵法》的出现，标志着封建时代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地阐述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从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中国经历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先秦的军事思想依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另外，由于各个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军事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秦汉以来，兵种和兵器装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重装骑兵、轻骑兵、攻城部队，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舟桥部队和水师，这就要求步、骑、水军的协同作战，使战略战术都得到高度的发展。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孙子兵法》的诞生、车战转变为骑兵作战、防御性的内线作战转变为远程奔袭的外线作战、冷兵器转变为冷兵器和火器并行是四个划时代的进步。《孙子兵法》的诞生标志着军事行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优秀的将帅能够从微妙的变化中洞察到战局的瞬息万变，对战争有了规律性的认识。柏举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都是基于对战争的客观认识，并作出正确决策和指挥而获得的胜利。车战转变为骑兵作战，主要是马具的成熟，尤其是马镫和马鞍的发明，使得重装骑兵能够保持平衡，轻骑兵能够千里奔袭。这一划时代的贡献归功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赵国“胡服骑射”后使得其他六国意识到了骑兵的巨大潜力，相继进行了兵种的改革。这一时期马鞍和马镫是否已经出现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考，但却是汉代高桥马鞍和铜铁马镫的准备阶段，为后世的大军团骑兵作战奠定了基础。秦汉之交，第一个运用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将领是项羽，尤其是彭城之战，他率领骑兵兵团进行奔袭，开创了骑兵奔袭战的先河。他的这一作战方式在汉武帝时期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尤其是卫青和霍去病，不但是最优秀的骑兵作战统帅，更是把内线作战转变为远程奔袭的外线作战，深入大漠和敌人的主力作战，丰富和成熟了骑兵战术，如正面冲击、侧翼迂回等战术，极大地打击了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为保护汉代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唐代李靖的破袭突厥、吐谷浑，明代徐达深入大漠扫荡北元的残余势力，均是继承了这种优秀的军事策略。宋元时代，人们对火药的性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因此火器开始作为一种兵器装备军队，中国的战争进入了火器与冷兵器并行的时代，火箭、火铳、各种抛射和投射型的“炸弹”也都诞生，如火龙出水、一窝蜂、火鸦……到了明清，火器受到更高的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和“火器营”。在明代抗倭战争，以及万历援朝战斗中都可看到火器的应用，显示出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达。
在数千年的战争中，中国军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战争观。《司马法》开宗明义提出了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认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同时还提出了“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指导原则。另外对战争时的自然环境、外交环境、民心所向也都非常重视，显示出古代军事家的全局观念。
本书从军事人物、战争战例、军事著作、军事制度、军事技术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军事的概况，并选配了数百幅贴切逼真的图片，以扩大读者的视野。在编写过程中，因编写者对史料以及军事知识的掌握有限，如有不足和错漏，恳请读者指正。
祖先留下的文化，能让我们完成一种朴素的回归。
百家争鸣，千川汇聚，“兵家”独树一帜。从制敌谋略到治军思想，再到崇仁尚义的战争观，以及爱国忧民的情怀、舍身保国的担当、勇猛无畏的血性，中国人民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军事文化。
李世化编著的《军事文化五讲》从军事人物、战争战例、军事著作、军事制度、军事技术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军事的概况，并选配了数百幅贴切逼真的图片，以扩大读者的视野。
中国军事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异彩纷皇，在世界军事史上拥有杰出的成就。它们不仅是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智慧的结晶。
李世化编著的《军事文化五讲》分别从中国古代挥斥方遒的军事人物、铁马冰河的军事战役、煌煌典籍的军事著作、令出如山的军事制度、攻防利器的军事技术等五个方面详细、具体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将领、战役，流芳千古的军事巨著，为古代各王朝保驾护航的军事制度，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