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首创中国女子学校
她容貌秀美，气质高雅，穿戴新潮；她才华超群，学贯中西，著作颇丰；她恃才孤傲，清高绝俗，终身未嫁；她参透人生，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为《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她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她曾任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的第一任校长。她就是民国才女吕碧城。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安徽省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字瑞田，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即翰林），曾任江西学政。吕碧城姊妹四人，长清扬，字蕙如；次美荪，字眉生；吕碧城行三。三人皆以诗文名世，有“淮西三吕，天下知名”的美誉。幼妹坤秀，亦工诗文。吕碧城尤为慧秀多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娴于音律。
吕碧城虽然书香门第，幼时却也经历了一番坎坷。碧城9岁议婚于同邑汪氏。12岁时吕父弃世。未几，族人觊觎她家的财产，唆使匪徒把母亲严氏幽禁。后在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友人樊樊山帮助下，其母才得以脱险，但因这件不名誉的事，夫家汪氏提出退婚。吕家门祚衰微，无力反对。这对碧城来说是莫大的打击。此后，吕碧城母女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吕碧城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才华，且在于她的独立、要强与胆识。1903年，吕碧城欲人新学，遭舅父反对，碧城一时激愤，次日便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天津。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赴津的列车中幸遇好心人——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将其带回家中安顿下来。当得知舅父署中方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社，吕碧城便给方太太写了封长信求助。此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看见，对其极为赞赏，便亲自前往邀她到报馆内居住，并聘她为《大公报》编辑。她的诗词与文章屡屡见报，流露出刚直率真的性情和横刀立马的气概，获得了众人的赏识，其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时“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从此，吕碧城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力行新政，提出“兴学育才”的主张，通令各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输人，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张女权，兴女学”，争取男女平等权利和女子受教育权利，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的潮流。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招教育家傅增湘提纲兴办天津女子学堂。
崭露头角的吕碧城活跃于天津的知识阶层，结识了严修、傅增湘、卢木斋、林墨青等社会知名人士。傅增湘很欣赏吕碧城的才华，想请她负责女子学堂的教学。于是，英敛之带着吕碧城遍访杨士骧、唐绍仪、林墨青、方若、梁士诒、卢木斋等在津的社会名流，着手筹资、选址、建校等工作。
1904年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大公报》次日报道：“昨日午后二点钟，由总教习吕碧城女师率同学生30人，行谒孔子礼。观礼女宾日本驻津总领事伊集院夫人……男宾20余位。诸生即于是日上学。”吕碧城担任总教习，负责全校事务，兼任国文教习。按照英敛之、吕碧城等人的意见，学校定名为“北洋女子公学”。
尽管上海的经正女学堂创办于1898年，但究其性质而言，不过是家塾式的私立女学堂，直到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但实际上，该校仍然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就学的大多是官宦或富裕人家的小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吕碧城所说，是因为大部分人家“仍守旧习，观望不前”，即使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上学，也是“各于家塾自相教学焉”。如此一来，随着官员来往调任，学生经常中途离去，所以，尽管上学的学生不在少数，但能够真正完成学业的却寥寥可数。
吕碧城执掌女子学校总教习一事，在社会上轰动一时。1909年，后为南社著名诗人的陈庚白时年13岁，就读于天津客籍学堂，仰慕吕碧城的大名，曾暗中前往女子学堂窥其风采。后来任总统府秘书的沈祖宪，曾称吕碧城为“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赞赏其“功绩名誉，百口皆碑”。
身为校长的吕碧城很有一套自己的办学理念。她认为女学不单是为了启迪女童的智慧，更是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她曾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写道：“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两端。”她意识到女子教育的宗旨不是单纯地培养贤妻良母，而是要造就“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一批新型人才。她认为女性与男性同样具有个人和国民的双重身份，同样享有双重的权利与义务。这一思想不仅为女子教育的功能立论，而且着眼于广大女性的个体发展。为了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她提出必须使女子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并将德育放在首位。
吕碧城在天津办学期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非常欣赏她的道德文章，也赏识她的办事能力，因此聘请她为家庭教师，利用业余时间给袁家的女眷们以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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