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州节制元帅孙德崖正为缺粮犯愁，得到朱元璋镇守和州的消息，率部前来就食。他将部队安置在和州城外的民家，自己带着亲兵请求人城暂住3个月。朱元璋担心他另有企图，想拒绝，又怕他人多势众，只好应允。几个嫉妒朱元璋的将领向郭子兴进谗言，说他投靠了孙德崖。郭子兴立刻从滁州赶来，准备找他算账。朱元璋得到消息，吩咐部众说：主公早上不来，晚上必到。他一到和州，马上向我报告，我将亲自迎接。夜间郭子兴到达和州，看守城门的人刚好同朱元璋有矛盾，故意先打开城门迎进郭子兴，再报告朱元璋。朱元璋赶紧去见郭子兴，看他满脸愠色，跪在地上不敢吭声。过了好长时间，郭子兴怒气冲冲地问道：你是谁？朱元璋报上姓名，郭子兴厉声喝问：汝罪何逃？朱元璋说：我诚然有罪，但家事可以慢慢厘清，外事必须赶快决断。郭子兴问：什么外事？他压低声音说：孙德崖在此，往昔主公困辱濠梁，是我破其家救出主公，现今相见宁无宿憾？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想办法，防止他报复。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算是解除了对他的怀疑。
孙德崖得知郭子兴到达和州，非常不安，决定率部移往他处。朱元璋担心有变，连忙让郭子兴做好防备，自己赶去见孙德崖。朱元璋问孙德崖为什么才住这些日子就急着要走。孙德崖说：你老丈人很难相处，所以我只得返回濠州。朱元璋看他的辞色，似乎不想动武，就说：现在两军合住一座城池，而一支部队要走，恐怕会发生一些摩擦，应该让部队先走，元帅你亲自殿后，万一出事，好出面处理。孙德崖应许了。孙德崖的部队开始从城里撤出，朱元璋才放了心。这时，有个熟人邀他一道去送朋友，刚走出20多里，接到报告，说城里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伤亡不小。朱元璋忙叫随从耿炳文、吴祯牵过马来，跃马飞奔回城，半道上被孙德崖的弟弟逮住。孙德崖的弟弟想杀他，旁边一个姓张的说：我们杀了朱公子，孙元帅也活不成，不如先派人进城看看再说。孙德崖的弟弟让姓张的飞马进城。姓张的到城里看过之后，回来说孙德崖已被郭子兴逮住，锁着脖子，和郭子兴对饮。孙德崖弟弟这才没杀朱元璋。郭子兴听说朱元璋被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忙派徐达等人去换朱元璋。过了两天，徐达等人来到孙德崖军中，孙军将士不肯换，还是那个姓张的说，不如放朱公子回去，让他们放孙元帅回来。朱元璋这才脱险回城，孙德崖也被郭子兴放出城去，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下来了。
郭子兴当初逮住孙德崖，本想将他杀掉，以报上次在濠州被囚之辱，无奈朱元璋被孙德崖之弟所执，只得放了孙德崖，用以换回朱元璋。郭子兴因此心中闷闷不乐，不久病倒，于三月间不治身亡。郭子兴虽然没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心胸狭窄，曾经猜忌关过朱元璋，但他毕竟有恩于朱元璋，朱元璋对他的病逝还是很悲痛的。朱元璋、张天佑和郭子兴的夫人、儿子护送郭子兴的遗体回滁州安葬。后来，朱元璋称帝，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立庙祭祀。
郭子兴病逝后，孙德崖想趁机吞并他的部队。郭子兴的两个儿子自觉无力应对，捎信给外出作战的朱元璋，让他前往濠州同孙德崖理论。朱元璋手下将领闻讯力加劝阻，他只好作罢。此时，宋政权丞相杜遵道从亳州派来使者，让去人商议论功封帅之事。诸将问张天佑：你能率领大家抵挡元兵的进攻吗？不行的话，你去亳州一趟。张天佑自度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只得动身前往亳州。朱元璋在和阳带兵戍守，并出击西南诸寨，接连获胜，巩固了和州的阵地。四月下旬，常遇春前来投奔。常遇春，怀远人，相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他年纪23岁，为“群盗”刘聚所得，拔居左右。他见刘聚日事剽掠，胸无远图，估计成不了大事，又听说朱元璋在和州声威日著，兵行有律，就带着10人前来投奔。在半道上遇到朱元璋，常遇春跪地迎拜，自请为前锋。朱元璋说：你是饿坏了前来就食的，我怎么留你呢？常遇春再三乞请，朱元璋喜其壮勇，遂用为前锋。后来，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中，常遇春位列第二，成为仅次于徐达的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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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梧桐，1935年生，福建安溪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及其增订版《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朱元璋研究》《古代民族关系论稿》《履痕集》《散叶集》《晚明悲歌》和《黄河传》（靠前作者）等。《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很好成果二等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春瑜
这部《朱元璋传》，是笔者撰写的第三部朱元璋传记。与前两部专业性的学术著作不同，这是一部供普通大众阅读的普及性读物。开笔之前，我曾反复琢磨，觉得既然是一部通俗读物，就应当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趣味盎然，引人入胜，这样才能受到普通大众欢迎，“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它又不是一般的通俗读物，而是通俗历史读物，这就应该遵循史学的写作规范，所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描述，都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做到言之有据，不能信马由缰地胡乱编造与虚构，而且还必须由表及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镜像中揭示出历史规律，让人受到启迪，这样才能获得史学界的首肯。也就是说，本书的写作，既要注意可读性，又需注意科学性，把两者有机地结合来，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当然，虽心向往之却又学力不逮，这个目标究竟实现了多少，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书稿于去年年初杀青，交给河南文艺出版社。当时出版社刚好承接了一个大型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上上下下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好在出版社领导对拙稿还是比较重视，让编辑部主任杨彦玲副编审担任本书责编，她加班加点审读了全部书稿，然后交付录入、排版。她学的是文学专业而非史学专业，对历史著作并不十分熟悉，但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不论是审读原稿，还是核对校样，都看得非常细致，遇有疑问，便设法查找有关史籍进行核对，从而纠正了不少错讹，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则交我处理。为了保证质量，她不仅给我寄来了一校样，还送来了二校样，允许我在校正错误之外，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作进一步的修改。她对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和钦佩，在此谨表衷心的谢意。本校研究生袁立然为本书查核了部分史料，也一并致谢。
古人有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曹植：《与杨德修书》）拙著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我热切祈盼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陈梧桐
于2016年6月9日端午节
“文化大革命”后期，笔者与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于1969年夏被下放安徽凤阳，到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那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中都的地方，明中都的残垣断壁，龙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的秋风落叶，以及民间流传的种种朱元璋逸闻，引起了我的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的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告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的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重视并积极网罗、培养人才，却又无情地摧残、扼杀人才；既积极求言、鼓励进谏，有时确也能虚怀纳谏，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谏言，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百孔千疮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时“四人帮”尚在台上肆虐，这些思绪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所驱散，被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所取代了。
在干校待了三年后，笔者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和教学。又过了三年，几经周折之后，我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多是由他亲手擘画与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在安徽凤阳同朱元璋有关的各种见闻又在脑海中浮起，更激起我对他的强烈兴趣。我找来史学前辈吴晗的《朱元璋传》仔细研读，并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则又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于是，我在教学之余，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史籍，搜集资料，就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撰写了几篇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找到我家，约请撰写一部朱元璋传。此后，我将所写的16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稍加整理，集为《朱元璋研究》一书，交付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传》，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书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誉之为继吴晗《朱元璋传》之后的“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1993年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一文，将拙著与其他学者先后出版的几部朱元璋传记做了比较，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同行的肯定，使笔者倍感欣慰和鼓舞，但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些史实的描述尚欠具体，有的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洪武皇帝大传》一书的研究基础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例如对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笼统地把它们当作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显然有失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并调整研究视角，对这部传记重加修订，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此后，我又对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9篇论文，并开始动手修改某些章节。不久，因担任系主任工作，杂事繁忙，加上教学、写作任务相当繁重，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来便中途停顿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看到笔者书桌上的一沓稿子，问我在写什么。我告以正在修订《洪武皇帝大传》，但尚未完工。他很感兴趣，主动提出愿意出版这部著作，嘱我抓紧时间，尽快修订完稿。此时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相当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慨，令我深受感动。此后，除日常的行政与教学，我便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补充，先后写出增订一稿和二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讹误，还修正了某些观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的资料，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300多种增至500余种，篇幅也由原著的50多万字扩增至近70万字。由于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区别，责编将书名改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2005年这部增订本正式推出，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越前人，把朱元璋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以《超越吴晗》为题发表书评说：“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
标竿竖立之后，我拟出章节目录，开始写作。尽管所需资料书柜里大部分都有，不必老跑图书馆，洪武建国之前的几章，基本上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写，内容比较单纯，线索比较集中，写作进度也较快。但洪武建国后，朱元璋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交叉进行的，有些活动往往跨越几个阶段，只能按政治（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来划分章节，各个章节再按时间顺序来写，如何避免各章节之间内容的交叉重复，便颇费踌躇，有些章节甚至数易其稿才最后敲定，写作进度就慢了。另外，本书在开始写作时，为求浅显易懂，节省篇幅，尽可能少引史料，即使引用史料，也不注明出处。后来觉得，笔者对朱元璋一生活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同不少学者相异，如不征引史料，注明出处，怎么表明自己的观点立论有据、言之成理呢？于是，我又回头给已写成的一些章节补上基本史料，注明出处，后写的所有章节也都适当征引史料，标明出处。不过，为节省篇幅，绝不搞史料堆砌，只征引一些必要的史料，并采用夹注的形式，简单标明史料的出处。这样，从2013年9月开笔至今，竞花费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可谓老牛拉慢车了。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从1978年起步，笔者的朱元璋研究前后已历时近四十年。尽管如此，仍未能全部解开朱元璋一生活动的所有谜团。我将谨记楚国大诗人屈原的名言“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继续孜孜不倦地探索。同时，也亟盼学术界的同人和广大读者对这部新作提出批评意见，不吝赐教，以备将来有机会再版能进一步修改完善，并为修订大部头的旧著《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提供参考。
陈梧桐
于北京市民族大学西路墙外楼
2015年1月20日夜
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成为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条件下愈战愈强，最后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摧残人才，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震惊朝野，它们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究竟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还是嗜权如命的“权力野兽”？
陈梧桐著的这本《朱元璋传》为你一一解答。
作者陈梧桐先生研究朱元璋已有四十余年，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自从出了朱皇帝》等与朱元璋相关的作品。这本《朱元璋传》为作者四十年研究朱元璋集大成之作，补充了一些新发掘的资料，吸收了朱元璋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朱元璋研究的前沿水平。对一些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作者根据史料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很有新意。
